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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家老藤的对话

时间:2017-04-17 09:13      来源:林喦微信公众号
  小说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与作家老藤的对话
 
  林喦(1972—),男,文学博士,渤海大学教授,新闻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从事文学与传媒研究和教学工作
  老藤(1963—),男,本名滕贞甫,汉族,出生于山东即墨,毕业于黑河师专、哈尔滨师范大学,历任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办主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纪委书记,大连市西岗区区委副书记,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市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事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转载,出版长篇小说《鼓掌》《腊头驿》等3部,小说集《熬鹰》《没有乌鸦的城市》等5部,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探古求今说儒学》等2部。曾获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

  对于文学读者而言,如何判断一部小说作品的优劣,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好小说的核心要件不过于主旨立意,线索情节、叙事结构、人物特征、语言风格、个性化特征以及传播态势,包括读者认可度。这些不仅是读者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作家在创作时要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能够在小说创作中完成上述诸多要件,也是一项很复杂和很烦恼的事情,因为读者永远比作者的要求高。从某个角度讲,作家永远是考生,而读者是严厉的批阅者。读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与一位作家的心灵对话,因此,能够倾听到作家真实的创作表达,对于读者或者是研究者来讲一定是一个幸福和极为期待的事情。所以,与作家对话就是在作家和读者或研究者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和纽带。
  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一种能够在看似随意间通过两种或者多种人物参与交流而碰撞出来有意义的信息。在文学研究领域,采取与作家对话的方式能够获得作家在个人经验、创作心得、写作意图、作品解读、创作经验以及对读者有所启迪的相关资讯,这有利于读者或者是文学研究者更能清晰把握作家的作品和创作意图。同时,与作家对话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补充文学研究中缺少作家语录搜集和梳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五年来,我一直坚持做与当代辽宁作家的对话这项工作,除了上述的意义以外,还想从对话的角度重构特殊意义的文学史,或者说,从某个特殊的角度,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区别于常规意义上的研究素材和关注资料,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体会切入到文学的常规研究。当然,从当代辽宁作家研究上讲,还有为“新东北作家群”这个具有地理意义或地域意义的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对话作家老藤,因为老藤是“新东北作家群”中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写小说见长。我不认识老藤,但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阅读他的一部中篇小说《萨满咒》,写得很好、很有震撼力、很有视觉冲击力,既展示了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特色和特殊历史时空中的文化现象,又描摹了中国特定时段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和现实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生动鲜明、特色突出,如若眼前。之后,我又阅读了他的多部长篇和中篇小说。我又了解到老藤不仅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还是一位在副省级城市里任职级别不低的官员,现在他是省作协的厅级干部。能够在为官的同时进行小说创作,并创作出很多具有东北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民俗特征的优秀小说作品,难能可贵。今天,一部名为《人民的名义》的反腐题材电视剧正火爆荧屏,引起人们的热议。其实,几年前,老藤也秉承着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家的良知创作了以反腐为内容的中篇小说《黄昏里的“双规”》和长篇小说《鼓掌》,在这两部小说作品中,他具有预见性地对社会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拷问,腐败现象绝不能在一个法治的国度里大行其道,“双规”是一种处理手段,也是一种法治文明的表现形式。当然“鼓掌”更具有接地气的人民态度。所以,我说好小说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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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滕先生您好!很高兴能与您有这样一次交流的机会。前面我提到过,我是在2013年《鸭绿江》杂志上读到过您的小说作品《萨满咒》。当时就觉得这部小说很好,很有东北味道。这是一部故事性很丰富且具有一定隐喻性意义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如小说中的“我”,即葛明仁,丁奎、刘世成、叶梅、兰姑、白荷等等,人物特征非常鲜明。说到葛明仁,我特别想知道主人公“我”,这个名字是不是“革命人”的意思呢?同时,我也觉得“兰姑”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当代华语文学中比较“这一个”的形象,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小说中“事件”的书写一定是有联系的,“万事随缘”与“敬畏自然”是有义理的吧?应该说,《萨满咒》本身就带有了极大预言性。您当时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老 藤:首先要感谢您对我创作的关注。《萨满咒》写作背景是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写一篇关于东北萨满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主要是记录一些少年时代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对自己可以备忘,对别人或许会多一点谈资。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与《萨满咒》中的蓝甸一样,是嫩江支流讷谟尔河流域的一大片湿地,夏季,湿地里水草丰美,野花怒放;冬天,湿地上白雪茫茫,一望无垠。在湿地的泡子里夏季钓鱼,冬季钻鱼的情景,构成了我少年记忆的底片。与自然的造化同理,人的神秘有时也无答案可寻。湿地周边的居民经常会患上一种叫“攻心翻”的疾病,西医对此一筹莫展,而一些略通医道的萨满只要用银簪在患者的中指上刺一下,然后挤出一些黄水来,病人就会痊愈。我在十岁时得了这种病,昏昏沉沉之际,母亲找来一个萨满,用银簪一扎,就医好了。这件事后,我对萨满多了一份敬重,因为是那个并没有更多披挂的萨满拯救了我的生命。参加工作后,萨满与那片美丽的湿地一直生长在我的记忆里,给我创作冲动。客观地说,萨满是当时底层最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传播的万物皆有灵的理念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益的,很可惜,在文学作品中萨满形象被脸谱化,成了“跳大神儿”的小丑。作为北方诸民族信奉了数百年的一种松散型宗教,虽然因为认识上的局限会有一些糟粕存在,但不能说就没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于是,我想塑造一个鲜活生动的女萨满,让人们来重新认识这即将灭绝的非物质文化,这就有了兰姑。小说中的人物,其宿命成分并非有意为之,实在是生活逻辑的必然,我想表达一种认识上的回归,这一点在叶梅身上得到了体现,兰姑是自己信仰的忠实践行者,叶梅也是,叶梅总想改变兰姑,但老年的她却像当年的兰姑一样开始回归自然、敬畏自然,这种结果是葛明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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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如今,貌似文学艺术的“多元格局”现实,好像并不是一种繁盛的景观,在大众化文艺的世界中,很多人被某种经济利益驱使已经无心思考关乎于生命与自然的话题,而您的这篇《萨满咒》却有这方面的思考,好的小说不仅是讲一个好故事,更是要给人提供一次思考人生的机会,文学可以让人动摇心旌。
  老 藤:好小说一定要有思想深度,故事固然重要,但故事中的思考似乎更有价值。不妨以佛教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佛陀是什么?就是觉悟者,怎么才能觉悟?就是思考,乔达摩悉达多在菩提树下思考了七天七夜才觉悟,这是佛的本事。作家不是苦行僧,需要体面的工作和生活,通过写作改善生活也是正确的,但作家一定要胸中有大义,让自己的笔成为一根擦着的火柴,去点燃读者心头某一盏灯,当然,这盏灯不要求一致,可以是蜡烛,可以是油灯,也可以是高科技的LED,这样的作品才有价值,因为你引导了别人,哪怕这种引导只是瞬间的心动,这也是作家尊重文学的一种体现。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别人的思想,对于作家来说这件事似乎不难,只要肯思考,作家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晶像盐一样揉在故事里,引导读者去接受这种思考的快乐,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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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我手头有您小说集《没有乌鸦的城市》、《熬鹰》、长篇小说《鼓掌》和《中国作家》刊登的长篇小说《腊头驿》,这段时间也在读这些作品。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说来,但《没有乌鸦的城市》中的《一个人的狂欢》也蛮有意思的。小说中的女性萧可——一位医术高明、女中极品、优雅睿智的独身女医生,小说在讲述她在一次次相亲的经历中的所谓“奇遇”,其情感经历实际上就是一次社会众生相的展示,医生可以医治别人的病,但不能医治个人情感之伤,此谓时代之病,这篇小说也有对于时代问题的拷问吗?
  老 藤:《没有乌鸦的城市》是写一座城市对小人物的温暖,写小人物的诗意梦想;《熬鹰》是写人生选择的困惑;写《鼓掌》时我正好担任某地纪委书记,可以说是一个纪委书记写纪委书记,这种工作体验是深刻的,当时有很多吏治上的思考;《腊头驿》是写救赎,正应了毛主席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反复思考的结果。您提到的《一个人的狂欢》表面看是写剩女的无奈,其实是写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出了些问题,萧可是一个酥油做成的女人,圣洁而美丽,但几次相亲下来,她彻底失望了,是对所谓上流社会的失望,几个相亲的男性都是成功人士,但都有不能容忍的道德瑕疵,官员不孝、商人为富不仁、学者不做学问、军人缺乏血性等等,唯一一个让她动心的恰恰是事业上不成功的那个小区物业电工大本,当她出于本能冲动抱住大本时,小伙子却说出了那些成功男士打死也说不出的话:我家里有二梅。通过萧可这个人物,我在思考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当下剩女成堆,问题是不是全出在这些女性身上,当然会有女性方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主导这个社会的男性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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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对了,今天我是与您有意闲聊,闲聊之余,您说说另一个话题呗,我看了您的简介,也通过几位友人了解了一下您的大致经历,您是一方面为官,另一方面也写小说,您说,您写小说是主业还是副业呢?纵观中国历史,如唐代贺知章、张九龄等为官政绩卓著,其诗作也名列《唐诗三百首》;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亦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北宋著名变法者王安石为官有为,亦才华横溢,著书立说,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今天,为官者亦为文甚多,但遭质疑者也很多。
  老 藤:我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写小说是业余为之,几十年来,无论工作多忙,文学这个初心一直不能忘,我写作是愉快的,没有感到多么辛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人生就格外充实。我认为文学与党政工作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能够做到相得益彰,尤其是做领导干部,有点文学情怀对工作是有益的,历史上有文章太守之称的欧阳修就是一个例子,在扬州时间不长,但后人却记住了他的政绩和文采。这一点应该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去年报纸上刊发的《习近平的文学情怀》不知您读过没有,我读后心里暖暖的,爱文学,自然会延续到对作家的呵护和爱护,这是文学情怀舒展开来的一种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那些有风骨、有气节、“德艺双馨”的作家格外有感情。比如,他与“草根作家”贾大山的神交,看重的是作家身上“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精神”。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署名“哲欣”发表精彩短论232篇,一个省委书记工作多忙,但还要动笔写政论散文,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忘掉文学这个初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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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习总书记的诸多文章我读过,也有同您一样的感受,做官为文,不仅是一种修养和素质,也是一种情趣和情怀,与工作忙不忙和时间够不够都没有关系。比如您,有在一线基层锻炼的体验和为官的经历,因此,您的小说整体上讲大多数是反映了官场现象或者说是官场现实的。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隐晦,有的涉及官场比较有权威的阶层,比如长篇小说《鼓掌》,中篇小说《黄昏里的“双规”》《换届》《西施乳》;有的讲述了底层“小官员”的人生历程中的某一阶段,比如说《熬鹰》《波澜不惊》《留白》《辽西往事》。但整体上看,都很有正能量的意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老 藤:我总认为文学应该给人以希望而不是令人失望,哪怕是悲剧,也要有泪成珠、血化碧的效果,一个人读完你的小说总被一种颓废的情绪纠缠着,这样的作品不如不读,就像《黑色星期五》那个曲子,听过的人会抑郁、精神分裂、自杀,这样的作品就令人生畏了。我赞赏这样的作家,能给宫墙开一道门,能给地狱开一扇窗,能廉顽立懦,引人向上。我笔下的官场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血雨腥风,没有天生的贪官,也没有纤尘不染的英雄,他们都像邻家大哥一样客观真实,那么为什么出了问题?我想还是两方面:一个是游戏规则方面的原因,规则有漏洞,那些不按常规出牌的总能侥幸取胜,让循规蹈矩的老实人也开始琢磨抄近道、走捷径,我想到了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小广告,八十年代初,那些办假证的只敢在隐蔽处张贴,而且小的像火柴盒,贴来贴去发现没人管,就胆子变大日渐泛滥开了,把这些办假证的广告甚至贴到了重点大学的校门上,其实,查处这样的问题难吗?上面的联系电话清清楚楚,很可惜,一直到现在也没人管,你不能因此去责怪某一个警察,或者去愤恨某一个官员,而是应该拷问机制,找到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个是所谓“富营养化”问题,“富营养化”是指自然界中营养物质过多而导致水质恶化的现象,官场“富营养化”,即指官员稔熟和利用官场规则与经验使官场生态恶化的状态,这是钱念孙先生在评论拙作《无雨辽西》时用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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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作为反映官场现象的小说,尤其是反腐题材的小说,您的长篇小说《鼓掌》,中篇小说《黄昏里的“双规”》是比较早的反映这一问题的,这说明对于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老 藤:写《鼓掌》时我对鼓掌这个动作很有感触,我观察到一些鼓掌场面,真是五花八门,呈现各异,仔细想想,鼓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鼓掌表达的情感也十分微妙,有城府的演讲者会用犀利的目光巡视鼓掌现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谁能想到,一次漫不经心的敷衍鼓掌,竟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件事就发生在邻国某政要身上,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位政要歪着身子漫不经心鼓掌的镜头,这次鼓掌成了他一大罪状,当然,我创作《鼓掌》时人家还没有出事,通过这件事再来透视鼓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口。其实,您说的这两部作品之间是有联系的,我先写了《黄昏里的“双规”》,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又被几个省市报纸副刊连载,反响还可以,群众出版社的萧晓红就劝我写成长篇,并为此专程到大连和我商议此事,在她的鼓励下,便有了这部《鼓掌》。那个时候反腐还没有现在这种氛围,所以小说结尾时,被离奇车祸撞伤的案检室主任李子和与落选的副市长韩梦洁告别时扬起一支拐,像举起一支老旧的步枪,这样写是出于我当时的一种担心,腐败问题积重难返,靠老旧的步枪如何对付得了大老虎?李子和像堂吉诃德一样勇敢而执着,仅仅靠这种勇敢能担当起反腐重任吗?十年后,这种局面果然得到了根本扭转,现在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分子很难有藏身之地,这是人民希望看到的一种变化,人民为此而鼓掌一定是热烈、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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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是的,我也愿意为很多合乎规则和合理性献出我的鼓掌。有生活、有体验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作家文化之“根”一方面可能是对于传统典籍与史料的浸润,是在对传统文化的钩沉与熏染中形成对于民族和阶层文化的深切体会与感悟,并在之中接受到一种文化精神的映照与投射。另一方面,作家的文化之“根”也来源于现实生活上对于民族生活的深刻把握与投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根”的形成最主要的来源是民族生活和精神的现实积淀——现实生活,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他才可能真正把握到民族精神的精魂,是这样吧?
  老 藤:艺术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我觉得这个大地就是生活,就是民族文化的土壤,离开了这个大地,艺术之树不可能长青。我个人创作体验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就写的特别顺,反之,就写得很艰难。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这种文艺观不会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已经陈旧,真理不会老去,老去的只能是那些缠绕真理的藤蔓。我在小说创作上得益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滋润,儒家倡导的“仁道”“恕道”和“五常”理念构成了小说人物的基本骨骼,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写东北地区乡贤文化的长篇小说也是如此。一个作家,能将本民族精神文化诸元素进行提纯,然后作为血液倾注到文学作品当中,这部作品就有了通达的经络,就是活的作品,我在努力追求这种境界,不为别的,只为传承,说传承不是豪言壮语,其实更像一种本能,北美有一种蝉叫布鲁德蝉,在地下蛰伏17年才化羽而出,完成产卵后便会死去,它们蛰伏和死去都是为了一件事,传承,蝉能如此,何况一个会思考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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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老 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期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讲话在文艺界反响强烈,一段时期以来文艺界很多模糊认识得以澄清。去年,我有幸聆听了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和鞭策。总书记的讲话既是指导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又是一篇情感激越,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同时还是一篇对古今中外经典名家,文艺理论的鉴赏心得,讲话与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相互呼应,形成姊妹篇。讲话充满深厚的文学情怀,让代表们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明确了艺术创新创造的方向,让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感受到了胸中应有的大义和肩上应担当的责任。的确,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立身之本,要想创作出优秀作品,总是关在书房里肯定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闭门造车就会写枯,写得不着边际。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千条、一万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这方面,辽宁省作协给我省作家深扎活动提供了很多服务平台,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一些参与活动的作家已经有了深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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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喦:2011年以来,我在《渤海大学学报》工作,就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同时在学报上开设了《当代辽宁作家研究》的栏目,目前,个案作家研究达30人之多,我认为对于地域文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
  老 藤:我注意到了“新东北作家群”这个概念,也学习了这个专栏有关文章,我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作家创作虽然是个体,但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因为生活环境和区域文化所致,肯定会存在一些共性特征,研究这些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对于研究探寻文学创作规律很有价值。您也知道,辽宁是文学大省,但我们还不能说是文学强省,因为我们还缺少标志性的高峰之作,尽管我省很多优秀的作家并不缺少这个实力,对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年,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贯彻中国作协坚持面向作家、面向基层、面向社会,建立文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要求,充分发挥作协“团结引领、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作用,打造与我省作为文学大省地位相匹配的文学地标,我们计划建设一座集馆藏、展览、研究、教育诸功能于一体的公益性辽宁文学馆。馆内一个亮点就是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和展示,今年,我们还要搞一个评论家和辽宁作家结对子工程,目的就是让评论家能及时关注本土作家的创作,从而深化辽宁文学各种现象的研究,您关于“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完全契合省作协的工作思路,而且比我们的策划还要超前,您今天所做,就是明天的历史,相信您的研究会成为辽宁文学馆不可或缺的馆藏。
  林 喦:与您聊天很高兴,谢谢,并祝未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老 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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