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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耜:萧红旅日究竟为何不给鲁迅写信

时间:2018-09-25 10:12      来源:《满族文学》2018年第5期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周治平 - 风花雪月作品集一

萧红旅日究竟为何不给鲁迅写信

                   古 耜

1936年春夏之交,得到鲁迅教诲与提携的东北女作家萧红,已在海上文坛站稳了脚跟,但接下来爱人萧军一再情感出轨,又使她陷入极度的烦恼与苦闷。为了让彼此都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杂乱的内心,萧红和萧军商量,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之后再到上海聚会。对于“二萧”之间出现的情感裂痕,鲁迅自然看得出来,但因为这属于他人的私生活,外人不宜过多介入,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地提供长者的劝解和抚慰。

当知道萧红要远走东瀛,鲁迅于7月15日晚,抱病设家宴为之饯行。当天的鲁迅日记留下了“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晚九时(体——引者)热三十八度五分”的文字。那晚的饯行家宴是什么样子,气氛如何?都有谁参加?萧军是否也到现场?如今已很难确知,唯一可供我们展开想象与咀嚼的,是鲁迅逝世后,萧红在写给萧军信中的一段悼念和回忆:

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坊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43封信》)

这段话满载了鲁迅逝世带给萧红的巨大悲痛和无限思念,同时也折现出当日家宴上的鲁迅,对即将远行的萧红,有着怎样一种真切的关爱、由衷的牵挂和细微的体贴。

毫无疑问,在文学道路上,鲁迅是萧红的导师和伯乐,如果没有鲁迅,我们很难预料萧红能否成为后来现代文学史上的萧红。惟其如此,对于鲁迅,萧红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爱戴和感恩之情。关于这点,她在得知鲁迅病逝之后,那一次次泪水洗面的内心告白(见萧红自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以及稍后捧出的一系列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以及诗歌、剧本等,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感情的存在,于无形中放大了萧红旅日期间的一个举动——从7月17日登上轮船离开上海,到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寄身东瀛的萧红和萧军、张秀珂、黄源、孟十还等多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却偏偏没有给鲁迅寄去只言片语。这显然有些不合常理,因而长期以来,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和猜测,以致成为迄今仍有必要加以讨论和厘清的问题。

旅日的萧红为什么不给鲁迅写信?对于这个问题,萧红本人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后来做出相关解释的是萧军。1978年春,历经劫难后迎来命运转机的萧军,开始撰写《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以下简称《鲁迅注释》)一书,在该书的《前言》里,萧军这样写道: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从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鉴于萧军曾是萧红的生命伴侣,而在萧红旅日这件事上,萧军更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最切近的见证者,所以对于萧军的以上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和传记作品在论及萧红旅日期间未给鲁迅写信一事时,也大都征引或依据萧军的说法。不过,人们在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萧军明言,为了避免给病中的鲁迅增添复信的麻烦,他和萧红在离沪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但事实上去了青岛的萧军,是有信写给鲁迅的。

查阅1936年萧红离沪后的鲁迅日记,在7月25日这天,有“刘军来”的记载。刘军即萧军,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有三郎、田军、刘均、刘军等,故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中常以刘先生、刘军相称。联系是年8月4日,萧军已开始从青岛给在日本的萧红写信(参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4封信》),所以,他此次到鲁迅家中显然是赴青岛前的辞行。而接下来,在8月10日的鲁迅日记中就赫然出现了“得萧军信”的字样,这应该是萧军抵达青岛后向鲁迅报告有关情况。尽管此后的鲁迅日记再不曾出现萧军来信的记录,但考虑到萧军离沪的时间统共只有两个月左右,10月14日,他即再度现身鲁迅家中,向病重的先生送上自己和萧红新出的作品集《江上》《商市街》(参见当日鲁迅日记)。所以,即使仅据前述一信,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身在异地的萧军是和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的。

这便引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去了青岛的萧军明明给鲁迅写过信,他在多年之后何以要断然否认?或许有人会说,从1936年离沪去青到1978年撰写《鲁迅注释》,其间相隔整整42年。如此漫长的岁月烟尘,足以让萧军对写信与否变得记忆漫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无需过度阐释。应当承认,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记忆可靠与否确实与时间相关,时间越长记忆则越容易模糊、淡忘,甚至完全消失;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的记忆又往往因事因时而异,即记忆之中的生命体验越强烈、情感烙印越深切,而这一切又正好发生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那么,脑海里的记忆就会越清晰,越坚挺,越不容易磨损。具体到萧军而言,几十年前是否给一般友人写过信,或许有出现记忆误差的可能。只是这封信一旦同生命旅途中最为重要以至念兹在兹的萧红和鲁迅相交集,特别是同自己年轻时曾经出现的情感危机相牵连,它就必然会长久地留驻于大脑的贮存区,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否则,萧军在旧事重提时,也不会那般言之凿凿,全无迟疑。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问题:萧军为什么要将自己曾给鲁迅写信一事化有为无?要知道,从《鲁迅注释》的文本看,萧军在撰写该书时,曾不断查阅并引证《鲁迅日记》,这期间,难道他没有发现其中有“得萧军信”的记载?这里更合理也更可信的解释,恐怕还是萧军因为碍于某种想法,有意识地回避或改动了事实。

坦率地说,对于萧军所说的他和萧红商定的不给鲁迅写信的理由,我一向不以为然。它明显不合情理。如众所知,鲁迅和“二萧”在沪上结识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之间建立在抗争和呐喊基础之上的友谊与相知却牢固而深切。鲁迅对“二萧”的引领、呵护与奖掖,自是不遗余力;而“二萧”对鲁迅的敬重、信赖和爱戴,亦属全无保留。从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出发,“二萧”在离开上海之后,以书信的方式向鲁迅报告在外地的情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非做不可的事情。即使考虑到鲁迅的身体状况,“二萧”可以直接告诉鲁迅不必回信,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擅自决定不给鲁迅写信,因为由于情况不明所导致的担心与惦念,同样可以影响鲁迅的健康。况且鲁迅身边有夫人许广平相伴,“二萧”要想做到既不打扰鲁迅又不让鲁迅牵挂,完全可以将相关情况函告许广平,请其在方便时转告鲁迅。然而事实上,萧军有信给鲁迅的情况已如上述,而萧红并没有信函写给许广平。

其实,围绕萧红到日本后未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还留下了另外一种说法。

1978年,曾受胡风案牵连的“七月”派诗人牛汉平反复出,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的主编。为了组织新文学的亲历者撰写回忆性稿件,他和20多年前即已相识的萧军重新建立起联系。大抵因为彼此有相近的命运和体验,他们很快成为可以深度交心、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此期间,牛汉曾不止一次地同萧军谈起过萧红,并带着某种疑惑和不解,问起过旅日的萧红为何不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当即作了回答。对于当时的谈话情况和主要内容,2008年,牛汉在向何启治、李晋西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一书时,曾有过记忆清晰的追述:

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经牛汉披露的萧军的这一说法,受到一些萧红研究者的强烈质疑,认为其中包含了“非常诡异的逻辑”,“近乎荒谬”(叶君《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在他们看来,萧军公开写入《鲁迅注释》一书的说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远比他与朋友私下的随口所谈要真实可靠。况且这番私下谈话还是出自朋友多年之后的转述,这就更难免存在记忆的误差或意思的出入。

平心而论,研究者这样看待和评价萧军的“另一种说法”,是把一个原本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绝对化了。大量的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单就历史信息的传递而言,一个人的公开表达和私下言谈,自然会带有不同的空间色彩,但在真实性与可信性的维度上,却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换句话说,一个人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并不会因为它见诸公开表达,就一定比来自私下言谈更具有史料的确切性。每见的情况正好相反:不少人的公开表达看似清楚可靠,但因为心存顾忌,实际上别有隐衷;而另一些人的私下言谈仿佛漫不经心,却由于不带负累,从而更接近历史的本真。萧军的“另一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见诸朋友间私下交流的说法,虽然只是简短而随意的三言两语,但细加品味即可感觉到,它包含了显见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萧军的“另一种说法”虽系牛汉转述,但合情合理,足以自洽。在萧军的记忆中,牛汉登门组稿以及彼此重建联系,是在1978年9月14日(见《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前言》)。在此之前,萧军已开始整理注释自己保存下来的鲁迅和萧红书信,并写成了《鲁迅注释》前言的初稿。此后,萧军与牛汉成了相互信任、可以深谈的朋友,萧军注释鲁迅、萧红书信的文稿,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刊发于牛汉主持的《新文学史料》,当年曾经影响广泛。照此情况推测,牛汉应该早就读过《鲁迅注释》的前言,自然也清楚萧军关于萧红赴日未给鲁迅写信一事所作的公开解释。而他在私下里仍然要问萧军,显然是觉得萧军的公开解释有些敷衍和牵强,甚至很可能隐去了什么。而萧军在一个不存在任何利害干扰的私下语境里,面对好友和同道旨在求实的询问,是不需要也没有理由虚与委蛇的。因此,他的私下言谈很自然地修正了自己的公开表达,从而道出了事情真相。当然,从事理来看,萧军告知牛汉的情况,应当得自于萧红。至于萧红的说法本身是否可靠,萧军并没有涉及。同时,也是极重要的,萧军的“另一种说法”明确告诉牛汉:“不写信”只是萧红和鲁迅之间的“商定”,萧军本人并不曾参与其中。换句话说,当年暂别上海之时,萧军根本就不存在不给鲁迅写信的说法和想法。既然如此,那么,萧军到青岛后给鲁迅写信,就变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前面说过的萧军在写信问题上出现的言与行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不复存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萧军的“另一种说法”确实带有明显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萧军在公开谈到萧红“不写信”的原因时,为什么要使用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其中的心理奥秘,外人或许难以确断,但如果允许推测和假设,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种足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线索——萧军早就意识到萧红所说的她和鲁迅不写信的“商定”,带有某种反常和敏感元素,容易引起外人的猜测和误会。出于对导师与故人的尊重和爱护,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论纷争,萧军就此事所作的公开表达,掺进了善意的谎言:避开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与萧红“商定”不写信的另一方。让萧军始料不及的是,这样的说法顾此失彼,最终留下了破绽和矛盾,让后人不得不再作考订。

必须指出的是,萧军的“另一种说法”,尽管触及到当年事情的某种真相,但终究还是无法成立。这是因为以来自萧红的说法作为信息源头,本身并不可靠。这里,一个绕不过去的事实是:1936年秋日,茅盾应《文学》杂志之请,代其向萧红等一批作家约稿。由于茅盾不清楚萧红在日本的地址,遂致函鲁迅,请他代为转达。同年10月5日,鲁迅在给茅盾的回函中写道:

萧红一去以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

这几句话语调平实而坦诚,细读可以体会到,鲁迅对萧红一去之后没有信来似有些纳闷,对萧红在日本的情况亦不无牵挂,对无法向萧红转达茅盾的雅意则有些遗憾。这些仿佛都在说明,鲁迅和萧红之间哪有什么“商定”?所谓“商定”不过是萧红在萧军面前,对自己离沪后暂不准备给鲁迅写信的一种“托词”。而“不写信”则是她基于某种不愿明说的原因而采取的、与鲁迅无关的“自选动作”。

那么,去日本的萧红究竟为何未给鲁迅写信?此中原委恐怕还要从“二萧”与鲁迅一家的关系说起。

“二萧”到上海不久,鲁迅便向他们敞开了家的大门,此后“二萧”曾多次到鲁迅家中讨教或做客。后来,“二萧”出于靠近鲁迅,既方便联系,又可以帮忙的考虑,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了北四川路底永乐坊里,这里离鲁迅所住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很近,此后他们便时常出现于鲁迅家中。这期间,不仅鲁迅与“二萧”谈得很是热烈、畅快,萧红和许广平亦建立起较深的相知与诚挚的友谊。鲁迅逝世后,萧红不仅怀念鲁迅,而且牵挂许广平。1936年11月2日,她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即有这样的文字:

许女士也是苦命的人,小时候就死去了父母,她读书的时候,也是勉强挣扎着读的,她为人家做过家庭教师,还在课余替人家抄写过什么纸张,她被传染了猩红热的时候,是在朋友的父亲家里养好的。这可见她过去的孤零,可是现在又孤零了。孩子还小,还不懂得母亲。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两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常到她家去玩,L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针对萧红这动情的倾诉,萧军写下了“注释”:“‘许女士’是许广平先生,她和萧红感情是很好的,常常在一起‘秘’谈(不准鲁迅先生和我听或问),大概许先生把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26封信》)同样,在许广平笔下,也有对萧红充满暖意的描述和异常痛切的追怀:

她和刘军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我们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里住下后,寓所里就时常有他俩的足迹。到的时候,有时是手里拿着一包黑面包及俄国香肠之类的东西。有一回而且挟来一包油腻腻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烧鸭的骨头,大约是从菜馆里带来的;于是忙着配黄芽菜来烧汤,谈谈吃吃,也还有趣。萧红先生因为是东北人,做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从不会煮起来漏穿肉馅。其他像吃烧鹅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她做的也很好。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追忆萧红》)。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甚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安慰,连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我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

我不知道萧红女士在香港埋葬的地方有没有变动,我也没法子去看望一下。我们来往见面差不多三四年,她死了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四年了,不能相抵,却是相成,在世界上少了一个友朋,在我生命的记录簿上就多加几页黑纸(《忆萧红》)。

由此可见,萧红和许广平都把对方视为朋友和知己,彼此都抱有一种爱与关切,她们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融洽的。不过,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似乎也一度出现过意外的起伏波折。从史料留下的线索看,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萧军的情感出轨把萧红推入了巨大的痛苦与烦恼之中,她需要倾诉与理解,也期待释放和安慰,而当年萧红在上海无亲无故,能够给她提供这些的,只有鲁迅和许广平。于是,她频繁出现于鲁迅家中,把这里当成了心灵的避难所和情感的修复地。然而,这时的鲁宅偏偏也处在“非常时期”——鲁迅病重,无法多见包括萧红在内的朋友或客人。而作为女主人的许广平,既要照顾病人,又要料理家务,还要操心年幼的公子海婴,其繁忙和劳累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要不断接待情绪低落、心事重重的萧红,虽然理智上不乏体谅与同情,但内心深处还是会生出一些不情愿和不耐烦。她觉得萧红不怎么通情达理,不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相反还忙中添乱。关于当时的情况,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里,留下了尽管委婉但仍然明确的表述: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的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从这段文字看,当年心力交瘁的许广平对“整天耽搁在我们寓里”的萧红,确实产生了不满和抱怨,但是她并没有把这种情绪当面流露给萧红。那么,萧红是否察觉或意识到许广平的内心感受?这个问题在萧红笔下找不到直接答案,倒是胡风夫人梅志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为我们了解相关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鲁迅家中——引者)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梅志的丈夫胡风——引者)悄悄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

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爱”的悲剧——忆萧红》)。

这就是说,当年的许广平被家务忙得不可开交,曾让来访的梅志帮她陪伴萧红,同时也把自己对萧红的不满随口告诉了梅志。而梅志和萧红同是“鲁门”中人,在上海期间彼此关系比较密切也大抵融洽,因此,梅志很可能是以朋友的身份,从多重善意出发,把许广平的烦恼直接或含蓄地告诉了萧红,劝她节制自己的情绪,体谅别人的难处。如果以上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找到了萧红赴日后没有给鲁迅写信的真正原因——听了梅志传递的信息,原本有些孩子气的萧红,内心应该越发纠结和纷乱,这当中有醒悟也有不快,有内疚也有委屈,有伤感也有迷惘,甚至还掺杂着一些气恼与怨怼。这时的萧红无力将一团乱麻理出个头绪,而她能够做出的相对理性的决断,也许就是到日本后暂时不给鲁宅写信,以免再生滋扰。当然,她不想也不便把这些情况告诉萧军,但作为妻子,她又必须向萧军提供一个不给他们共同的恩师鲁迅写信的理由,于是便虚拟了一个显然并不怎么妥当的她和鲁迅有“商定”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们或可断言:萧红去日本后不给鲁迅写信,是她在从梅志口中得知许广平因自己而生的烦恼与抱怨后所做出的有些被动和无奈、也有些任性和偏执的选择,而对萧红的这一选择,病中的鲁迅并不知情。由此可见,当年的牛汉以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未免属于主观臆测和过度想象。那么,鲁迅和萧红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直言之或质言之:他们是否像有些研究者所说:除了文学上的师生之谊,还有别一种精神共振与情感撞击,即属于两性之间才有的爱恋或暗恋?

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迄今有着不同看法与说法的话题。一方面,一直有研究者或含蓄或直白地认为,鲁迅和萧红之间是存在两性之情的。不过细究起来即可发现,这种说法并无第一手材料作支撑,而主要是论者基于阅读萧红写鲁迅文章时的一种感觉或想象,其中明显包含了穿凿附会、主观臆测的成分,很难让人信服和接受。当然,也有论者提出了一些“旁证”,如鲁迅临终前经常看一幅木刻插图,上面画的穿着大长裙子飞着头发在大风里奔跑的女人,正是萧红的替身;“二萧”和黄源合影的副本上出现了鲁迅称萧红为“悄”的亲昵题字;萧红身边一直携带着鲁迅赠送的红豆等。这些“旁证”乍看起来煞有介事,只是一旦深入考证,即可发现,它们各有各的疑点与破绽,终究似是而非,不足为凭。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反对把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庸俗化,认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留下可以让人猜测的情感空间。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自有良好的动机和鲜明的态度,但大抵因为用力过猛吧,其笔下的推理和结论则常常失之简单和绝对。其中有些分析因为拘囿于一般性的道德尺度与人格逻辑,所以就更给人主旨先行,隔靴搔痒的感觉。

相比之下,在鲁迅与萧红之关系的阐述上,更体现了一种辩证深入的目光,更值得人们仔细体味的,庶几是传记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在做客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时所讲过的一段话:

我觉得(鲁迅和萧红——引者)是应该有感情吸引的,但这个感情很宽泛,说暧昧也好,说模糊也好。其实暧昧不是一个坏词,是一个多义性的意思。我觉得里边有敬仰吧,也有对于作为作家的鲁迅的热爱,还有作为精神导师的一种热爱……鲁迅对于萧红永远是一种很欣赏,一种很健康明朗的心态。

他们之间的东西又特别美好,你没有任何龌龊的或者说世俗的心理去揣度他们。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东西,你也会跟着很有一种喜悦。

一方是由衷欣赏,一方是倾心爱戴;心灵上相互抵达,行为上保持距离;“发乎情而又止乎礼”。在我看来,这是两性之间体现了文化自觉与人性超越的美好境界,同时也是八十多年前鲁迅与萧红留下的生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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