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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辽宁作家对话:地方性文化和好作家是互相成就的

时间:2019-01-03 14:46      来源:辽宁日报
  2018年12月19日,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文学院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辽宁文学发展论坛上,由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彬彬主持,展开了一场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交流。
  围绕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路向、文学作品影视化等议题,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文学研究者、批评家与省内作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个人化写作与作家群体的产生,文学创作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文学的故事性与文学性,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每一对看似矛盾的话题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讨论空间。    
  “批量产生好的作品不光是作家的事,它要有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一个关系”
  如何产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精品,这可以说是此次论坛一个最重大的主题,当然,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焦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认为:文学发展是个系统工程,要产生好的作品,要批量产生好的作品,不光是作家的事,它要有一个环境,有一个氛围,有一个关系,“作家是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的,要出好作品,首先作家队伍要实力雄厚,同时要有代际的衔接合力。”
  著名学者、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则对作家与群体的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以新疆作家刘亮程为例:“一个作家处在哪个时间、哪一种空间之中,可能并不是他的作品好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刘亮程的散文出来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评论家都非常惊讶,他也没有一个谱系啊,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在他之后也没有后继者。”南帆就此提出的观点是:文学创作更具个人化。“相对其他学科而言,他完全可以超脱地域。”“‘我这儿就是中心,全世界都在跟我对话’,他完全可以有这方面的信心。”
  但南帆同时也认为,地域和时间仍然非常重要,“这是作家的历史感”“他要非常了解他所置身的时代,否则他的作品就没有质感。如果一部作品在任何空间、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安放的话,我们马上就感觉不太真实,或者说缺少一种厚度。”
  “我们的现实题材作品和我们时代蕴含的文学可能性中间有巨大的差异”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创作传统,于当下而言同样如此,这是与会者基本一致的共识,但今天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现状显然不能令批评家感到满意。
  南帆说,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复杂性等待着作家去发现,“我们的现实和历史复杂到了我们觉得怎么这么好、这么重要的历史阶段,居然没有分量相当的作品出现。”王彬彬也同样认为,现实题材远比历史题材要难写得多,“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作家乐于去写历史,写民国、写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比表现当下现实容易得多,因为历史资料里已经有观点了,而当下的现实则完全要靠作家个人的眼光和胸怀去感受。反映现实的作品和时代蕴含的文学可能性中间是有巨大差异的,作家在作品中设定了多少让人觉得很惊讶、很惊喜、很惶恐的事情,但时代的复杂性却没有得到深刻的表现。”
  我省批评家、《辽西文学》主编秦朝晖提出了一个反思: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相当多的批评家和创作者的思维已经固化,完全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权威上,已经不能够很敏锐地触及当下文学的内核,“很多写作者离基层很远,离鲜活的生活很远,作品不能够激动人心。”
  “地方性文化和一个好的作家是互相寻找、互相感知、互相诞生的”
  辽宁文学的现状以及发展路向,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进入这个话题,是从文学的地域性开始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但并不是说地方性、民族性在不设限的情况下就一定是世界的。”他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例阐述自己的观点:“鲁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鲁镇,鲁镇上小人物的地方性很强,作品通过对人性的发现、对国民性的批评,把地方性变成了民族性,变成了世界性。古代中国是农业文化占主导,古代文学家也写田园诗,但我们有农业文学吗?没有。乡土文学是从五四开始出现的,正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了世界的视野,用这面镜子才照出了乡土。所以说,地方性可以通过世界性来照亮,它必须要和一种共同性的话题发生关系。再比如沈从文,在他写出湘西之前,湘西作为文学叙事并不存在,正是因为沈从文通过叙事构造了一个纸上的、文化的湘西,所以湘西诞生了,作家沈从文也诞生了。地方性文化和一个好的作家是互相寻找、互相感知、互相诞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地方性不是什么自卑的身份,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本,它还不仅仅是资源,它是资本,把这个资本用好了,那就足够了。”
  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认为,作家不需要过多地拘泥于写什么,呈现出多少地方性的色彩,而是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人性本身,“面对这样无比丰富复杂的现实,文学到底能做什么,做得了什么,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自己。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是勇于面对问题的,能够直面现实,能够深入人的内心、深入历史的内部空间,然后在叙事上勇于探索。”“中国每年创作长篇小说就有八九千部,这太惊人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会略感遗憾,因为把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面来看,很多时候是乏善可陈的。”
  “为什么共和国工业长子会以乡村题材创作为主?”
  从地域性具体说到辽宁文学创作,王彬彬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想法:“这些年,东北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经常在朋友圈里或者媒体上谈论的话题。我要是小说家,我就写一个长篇小说叫作《东北》。”季进也同样认为,“东北有着无比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文学表现上是大有可为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能站得起来的大作品”。
  吉林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福贵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东北文学的特点总结为,“多高原而少高峰。”“从上世纪80年代吉林省的诗人群体,到现在的辽宁报告文学群体、黑龙江的小说群体,应该说东北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化有两个贡献,一个是以乡土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一个是以工业题材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但说到当下的创作,他提出了一个困惑,“乡土文学在今天的东北文学创作中一花独秀,为什么这样一个共和国工业长子会出现以乡土文学或者说以乡村题材创作为主的文学现象?”他认为,中国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过高峰,几部重要的工业题材小说都是以东北为描写对象的。写东北工业的历史和现实,可能会让东北文学创作在新时代有所突破,“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对象,也是整个东北经济当下面对的困境和症结。”
  从这个角度出发,张福贵提出了一系列可以突破的路向:除了东北之外,中国的哪一个大的区域能像东北在100多年来受到那么多样的中外文化的影响?东北文化和东北人性格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它的思想来源,如何把这些复杂性写出来?东北工业题材文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那种强烈的单位意识,这恰恰是东北历史上多种文化相互作用,特别是计划经济长期影响导致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思考?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吴玉杰则从“变与不变”的角度来探讨:辽宁在工业题材上应该有所突破,因为作家们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对此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辽宁作家都要瞄着工业题材,因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兴奋点、兴趣点,“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语境当中,作家应该保持自己的定力,发现最好的自己,遇见最好的自己”。
  “小说如果故事性强了,真的就削弱了它的文学性吗?”
  来自盘锦的作家张艳荣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文学作品影视化的问题。
  张艳荣有几部小说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但她却用“羞于启齿”来形容,她说:“文学触电了,对一个纯文学作家来说是很羞耻的。我写小说,是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要写,我是发自内心地想去写一些我自己想写的东西,我不去跟风,也不去看方向,我要跳出一些条条框框,可以天马行空地写。”作品之所以被一些影视公司关注,她认为是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强,但她也同样表示,“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就是为了迎合影视化的要求去创作的,“我是按照纯文学去写的,影视也要有文学性。”
  “如果小说故事性强了,真的就削弱了它的文学性吗?”针对张艳荣提出的问题,王彬彬的观点是“作家不宜过于专注于故事性”,他认为:故事性不是必然跟文学性对立的,但是同样,故事性与文学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一部小说的故事性非常强,但它表达人性的深度未必很到位。一个小说家过于专注于故事性,可能会妨碍他对人性的观察和理解,因为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所表达的人性是非常之深的,人与人之间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就有可能包含巨大的人性含量,相反的,一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故事却未必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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