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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4期《长篇小说选刊》
 

都市文学的兴盛及其变化

 
贺绍俊

都市文学日渐兴盛,这是一个明摆着的现实。翻开各种文学期刊,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占据了很多的版面。乡土文学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所以很多人难以接受都市文学兴盛的现实。仍有不少人认为,即使乡土文学的版图大面积失守,都市文学的质量也远远不如乡土文学。我以为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商榷的。也许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已经习惯于站在乡土的立场臧否文学,故而轻看了都市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都市文学不仅改变了已有的文学版图,而且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文学理念。

都市文学占据优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都市文学是与现代化时代相关联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合力,已经使我们的城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自己真正独立的都市文学。不必担心都市文学在兴起之初的稚嫩,随着当今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都市文学也会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形成自己的传统。都市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的思想出发点,从而改变了以往小说叙述的基调和叙述立场。更重要的是,作家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立场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对于都市文学来说,最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现代思想的光芒在文本之中越来越耀眼,并带来文学理念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平等意识

都市化也是平等、民主等现代精神的推广,表现在都市文学中则是对普通人的关注和重视,日常生活叙述成为都市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而普通人也就成为故事的主角。以普通人为主角,不仅是对世俗情感的肯定,而且从普通人身上挖掘出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的价值深度。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这一趋势在都市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比如陈彦的《装台》就是写小人物的,所写的装台人是从事一项特殊职业的群体,他们为剧团和社会的各种表演活动装台。这是一种苦力活。装台人为唱戏的人装台,唱戏人在舞台上演出的是人生大戏,而陈彦借这一舞台重新阐释了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他所写的主人公刁顺子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会因此而悲观消沉。在刁顺子眼里,一次又一次的装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苦力;但每一次的出苦力,无非是生命的一道坎、是生活的一盘菜。陈彦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

年轻作家对于平等、民主等现代精神的诉求更加强烈。如石一枫近些年的小说几乎都包含着同一个主题:对社会不平等的揭露和批判。《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暴富的草根为了变身为贵族而失去自我的悲喜剧。《地球之眼》揭露了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的新的阶层差异和阶级冲突。《营救麦克黄》则讲述不同阶层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二是个体意识

都市文明带来对个体的尊重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就是从自我出发,去面对世界,真实地表达自我的感受和认知。个体意识为都市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在都市文学中,作家无论反思历史还是书写现实都强调自我的眼光,但又能较好地将“小我”与大历史和大时代沟通起来。弋舟的《我们的踟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写的是几个“沧桑男女”相互依存、相互纠结的故事,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自己对“70后”一代人爱情观的认识和批判,并检讨自己在情感上的踟蹰不前,但他将这种踟蹰不前界定为“我们”的,显然他既有“我”,也有“我们”。他是以“我”的眼睛去看“我们”的,既看到“我”在“我们”之中,又能够身处“我们”之中不忘记“我”的身份。张悦然作为“80后”的代表性作家,曾是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她的《茧》以“80后”的现实眼光去重新审视父辈的历史,虽然个体性仍然非常强烈,但仍能看出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从青春文学的自恋性和平面化彻底走出来,向历史的厚重与世界的复杂靠拢。

三是工人文化

工人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冷落,但它是城市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应该成为都市文学的思想资源之一。这一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从思想资源上看,写都市文学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多半还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的,但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传统,还必须依赖自己的经验和精神遗产。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都市化进程中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工业仍是我们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工业经验和工人文化应该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都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城市会因为不同的城市化进程而酝酿出不同的都市文学形象。比如广州、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民企、外企的兴盛,农民工的潮流,使得打工文学成为这里的一道重要的文学风景线。而在辽宁的一些作家,如李铁、孙春平等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中,则明显感受到一种老工业基地的厚重感和历史感。这些都市文学形象都包含着工人文化的元素。遗憾的是,作家们对工人文化关注得还不够,其思路也没有完全从过去的重意识形态化的工业题材思路中走出来。但路内的《慈悲》让我们看到了工人文化的魅力,这是一部真正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题材出发的写工人的小说。

四是先锋精神

当代文学的都市叙述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这是因为都市叙述的兴起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回过头看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先锋小说作家们的先锋意识和试验性是与他们有限的城市经验连在一起的。1985年以后重大的经济改革、重要的文化事件,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发生和进行的。另外,80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又为90年代的都市文学作了思想上的铺垫。因为先锋小说创作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的,先锋小说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而且西方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西方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是体现为都市精神、代表都市方向的文化思潮。吕新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先锋意识突出体现为他始终是在表现他的内心体验。《下弦月》是吕新这种体验最集中的表现,是至今对“文革”的表现和书写最深刻的一部。北村的《安慰书》从文本上看完全是一个写实性的破案故事,甚至还借用了类型小说的套路,但小说的精神内核却仍然沿袭着作者的先锋理念,这体现在作者对精神性的特别追求上。《安慰书》所说的安慰,其实就是精神安慰,包括罪与罚,包括人的救赎,都寄托在小说中那些人物在受害与被害的不断反转的过程之中。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传统在都市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活跃。如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表面上看是一篇非常写实的小说,但骨子里却透着现代性的先锋意识。故事在两个虚拟的城市间游走,不仅影射当下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撕开了人们陷入精神危机的假相。

现代性理念充实了都市文学内涵,我们有信心对都市文学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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