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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17年4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西迁花是报国馨

 
高海涛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世居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锡伯人西迁戍边的业绩可谓是别具光彩的一笔。他们从盛京沈阳出发,从辽河之滨到伊犁河谷,沿北方蒙古高原驿路,不辞万里,一路西行,留下了一个民族高扬大义,贞刚忠勇的身影。吴文龄的长篇小说《戍边精英》就是对这一历史壮举浮雕般的再现。
       “一别家园年复年,万家转辗尽西迁”,这场起始于清乾隆年间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大西迁”历时并不长,从征集动员到胜利抵达,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彪炳史书,诉诸歌咏,直到近年,也有舞台剧或影视纪录片予以展现。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这段宏大的历程还尚未得到应有的文学书写。或者说,“大西迁”的历程迄今仍是隐秘的,就如同诗人布罗茨基笔下的“黑马”,徜徉在篝火旁寻找骑手。我觉得真正有责任和担当的作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骑手,要勇于发掘重要的民族记忆,成为独特的题材驾驭者。
       就此而言,《戍边精英》堪称是在某种意义上填补空白的文学尝试。全书分“出征·锡伯营”和 “奔腾·锡伯渠”上下两部,几乎是全景式地展示了锡伯人的西迁历程与民族心史。但书分两部,结构却是三重奏的,主要故事集中于西迁之前的盛京、西迁之中的旅途和西迁之后的伊犁,整体上构成了使命与乡愁、边关与家园、爱情与牺牲、民族与命运的交响。小说从两个准噶尔战役幸存的锡伯老兵在乡间路上重逢,并与清廷督办钦差相遇的情节开始,展开叙述,一个民族的命运沧桑和大义担当的精神气象被平实而从容地显现出来。正如小说中人物所感叹的,这是个生来就是兵,生来就是迁徙,生来就是在路上的民族,他们南迁复西迁,虽故土难归,却无怨无悔。
       阅读这部长篇,我的耳边始终回响着美国乡村音乐《道路之王》的旋律。可以说,“在路上”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主题,所以他们有“流浪汉小说”和后来的“道路小说”。这些概念对中国文学也不无影响,包括新世纪前后的西部小说,如张承志的《金牧场》、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红柯的《远去的骑手》等等,但锡伯人的西迁故事与这些概念和作品无关,因为锡伯人的道路不是个体的精神寻找,而是出于整体的使命,民族的承诺,从某种角度看,应该说具有民族史诗的意义。《戍边精英》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就是传统历史小说与民族史诗的艺术融合,这些锡伯子弟,八旗精英,他们“花染离筵泪,葵倾报国心”,屯垦戍边,不畏险途,捍疆守土,勇涉蛮荒,可谓一曲西迁壮歌,别样中国故事。
       毫无疑问,爱国精神、家国意识是这部长篇的核心主题,而贯通全书的文化情怀则是国家大义和民族品格。作品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与情节发展,无不凸显这种讲大义、求团结、有担当、能牺牲的民族豪气与奇气。如西迁路上,如何处置扎西这样的叛逃者,情急之下,断然采取了“锡伯人的头由锡伯人来砍”这样绝决的方式,不仅避免引发内乱,也保住了西迁大局。而三十年后在伊犁,锡伯营戍边将士再次为国分忧,历经七年筑渠引水,也同样是大义弥天,可歌可泣。
       报国情怀、民族气度,还体现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结合历史考证与民族传奇,写了众多的人物,并以出色的移情想象和令人着迷的戏剧性,塑造了锡伯精英们个性鲜明、生动逶迤的群像。从准噶尔老兵萨晋图,到西迁路上的萨音布、艾新芝、伊尔哈、巴扬阿、华沙布,再到建功伊犁的锡伯营首领图伯特和硕尔泰等,这些人物或真实或虚构,或贯穿始终或中途消失,但他们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生故事和率先垂范、大智大勇的人格风范,却能给读者留下感动,总体上令人印象深刻。特别在西迁路上,锡伯精英们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从而使整个民族的形象跃然而出。昵昵儿女语,划然变轩昂,他们四月裂帛,辞别家庙,提妇将雏,携带一部《三国》和几卷经书,连同喇嘛和教书先生,就挥泪上路,无怨登程,西迁之师连着苍茫北天。一路之上,前途茫茫光明,有美景也有荒野,有风雨也有洪流,有神犬也有狼群,有爱情也有绑架,有生育也有叛逃和斩首,但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脚步,西迁花似雪,总是报国馨。
       实际上,这部长篇在艺术上也不乏独到,主要体现为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复合交织。小说上下两部之间,从主要人物到主要事件都是分而述之,这当然是西迁历史所决定的,而锡伯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或许也正是作品的结构,事件相对分散,但某些场景的叙述却又非常细致,几乎具有细密画的效果。这种效果我认为与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影响有关。作为出生在伊犁并可用双语写作的锡伯族作家,吴文龄的这部长篇无疑具有新疆文学或西部文学的某些特质。但同时,小说的艺术风范与东北文学也有深层的关联。首先作者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康乾时代盛京城乡的风情画,尤其对皇家御路、锡伯家庙、萃升书院、新老八景的铺陈书写,平远而萧疏,稔熟而亲切。不仅如此,小说的场面化叙事特点和人物性格互衬的方式,也都体现着黑土地的精神气息和东北文学的传统。如在人物塑造方面,萨晋图与窝国善、萨音布与巴扬阿、伊尔哈与艾新芝,以及后来的图伯特与硕尔泰,其性格特征都是对比鲜明的。但在这种人物性格的“组对”刻画中,作者并无确定的褒贬,而更多是隐含着一种复调式的理解与同情。如图伯特与硕尔泰,图伯特目光远大,硕尔泰乡愁绵绵,并因此反对图伯特筑渠引水的决定和计划,但是他们都同样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恪尽职守。这种不是二者择一,而是二者皆有的思维方式,也许不仅是地域性的,也是民族性的,正如屯田积粮和弹振防务必须兼顾一样,对西迁戍边的精英们而言,对土地的挚爱和对国家的赤诚,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异。
       总之,《戍边精英》文本内外,弥散着一种原生性的史诗气息,讲述了一个民族如何记住时间,如何创造历史,他们的道路与足迹,往事与爱情,忠诚与希望,以及融化在血脉中的价值观。他们的灵魂平静而明亮,宛如清晨的草原与群山。他们从辽河一直走到伊犁河谷,这片圣洁的、充满福祉的处女地,从此与大东北的古都盛京遥遥相对,定居了忠勇勤劳的锡伯族人民,这里是他们的异乡,也是他们新的故乡,他们在这里成为“坚定的锡兵”,并以童话般的劳动和创造,永为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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