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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文学报》
 

《寻找张展》:城市书写的爆破

 
刘 琼

东北文学版图由一南一北两位女作家构成并置双峰,她们就是黑龙江的迟子建和辽宁的孙惠芬。比较而言,迟子建以“诗性”见长,孙惠芬以“知性”见长。同样是女性,同样写东北大地,创作风格差别却很大,说明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创作的最终取向,比如孙惠芬的知性从何而来,值得研究。

我关注孙惠芬,是从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开始。一见则喜,文字印象中,孙惠芬应该是一介朴素、敏感、悲伤的农妇,她写得不多,但几乎都掷地有声。及至后来看到她的《上塘书》《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一种不曾经历的生命经验和生命体验中巨大的悲伤裹挟并严重地影响了我。也许是深受俄罗斯十九世纪以来文学传统影响的缘故,我一向对真正严肃的写作和作家抱有好感。我认定的孙惠芬,是一个保有良知和道德坚持的知识分子,她的写作是使命般的自觉写作。问题意识、忧患意识、现实意识,是她的写作动机。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孙惠芬所有的写作都是重的,包括美学气质,也包括文本分量。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她出手缓慢、认真、审慎,每一部都追求突破。这本《寻找张展》同样如此,不仅爆破了孙惠芬自己,也对当下长篇写作实现了爆破,她写出了新青年,写到了城市关系的本质。

自我爆破,显然主要表现为创作题材和人物塑造的突破。就题材而言,《寻找张展》的生活空间是“城市”,话题和人物的人文背景是“教育”,因此也被称为“成长小说”。长期以来,孙惠芬给大家的印象是主攻乡土写作并长于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描写,写于2014年的《生死十日谈》对城乡生活和人物虽有关涉,但还是以乡村为主。《寻找张展》则完全不见“乡村写作”的痕迹,小说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平民、中产阶层的表现之熟稔、细致,迅速得到共鸣,为近年来所少见。由此可见,孙惠芬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具有不可限定性,对于作家,题材不等于“价值”,写作的价值在于,面对大量的芜杂的漂浮的信息,最后写出了什么,写到了什么程度。

在《寻找张展》里,孙惠芬写出了什么?她挖出了一口深井,从容不迫地揭示了城市生活的一种本质。小说写年轻一代,不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华衣鬓影、昼伏夜行——这是《小时代》的模式,也不是图谋积虑、叽叽喳喳——这是《杜拉拉升职记》的模式,对于我们日夜生活的城市,这两种模式即便代表一类或两类生活,但也不过占千万分之一,而余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才是普遍的生活,普遍的生活包括沉沉浮浮、不沉不浮,包括认命和不认命,包括对抗与和解、误会与沟通。如果关注这些生命轨迹,我们会从生活中获得许多发现,比如孙惠芬,就由同样大小的儿子的经历发现了张展,这是生活给予一个敏感的作家的馈赠。青年张展与父母的紧张关系是看得见的表层,他内心对爱情和友情、亲情的追求,他的孤独、彷徨和自救,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是“麦田守望者”。读完《寻找张展》,张展这个在现行教育“摧残”下完成自己的“蝉蜕”的青年深刻地触动了我们,我们像作家孙惠芬一样惭愧于对他的遮蔽。通过小说,我们发现张展、理解张展、信任张展、喜欢张展,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多地发现自己的狭隘、粗暴、异化和落后?我想,这或许才是孙惠芬的创作意图。

作为母亲同时也是作家的孙惠芬,从生活中发现和打捞出青年张展,不仅仅囿于一个母亲的自觉,而且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型作家的现实关怀和高度敏感。小说从中学及高等教育这个话题出发,展开对于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恋人关系、朋友关系的探讨,写出了令人忧虑的教育现实。

小说从成长小说、教育题材出发,延展出一个现实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在市场化时代,因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权力和资本对于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进行篡改。旧有的伦理、农耕时代的规则,以及我们内生的一种对于文明生活的向往,能不能对抗这种篡改?作家能不能给出解答?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有限空间里深扎,结构清晰精致,细节生动令人感佩。这些问题,这种写法,都需要我们结合各种经验慢慢去体悟。因此,可以说,即便是对于不经常写的城市题材,孙惠芬不仅超越了她的大多数同代作家,而且也从对社会揭示的本质性、内在性方面超越了绝大多数年轻的城市生活写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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