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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第7期《海燕》
 

生活的无力与突围

 
于晓威

  我很高兴地看到近年来风头强劲的小说家宋长江写了这么一篇风格独异的短篇新作。与他以往绝大多数小说——以强大的现实逻辑和有序的情节设置来对读者造成比较强大的审美挟持所不同,《暗杀》呈现了另一种叙述和构思样貌——一种似乎有违现实和人物真实、但却超越了世俗习见的描摹方式、从而进入到一个根本性的虚构与想象的艺术境界,因此它比现实真实更具有了难以言说的动人之处。
  主人公秦小峰摇摆于夏鸣丽和齐小娟两个女性的情感活动之间。夏鸣丽虽然跟他上了床,但是不肯跟他结婚;齐小娟虽然主动跟他上了床,想跟他结婚,他却因种种因素,与她分手。小说一开始就将秦小峰的生活置入到一种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它一点都不稀奇。事实上,哪怕经过秦小峰万般努力,这种生活的迷局也是无解。作为一位男人,秦小峰对性爱有着美好的追求,哪怕明知夏鸣丽不可能跟他结婚,而作为小人物,虽然也出自底层,却又本能地疏远和排斥齐小娟。其实对于后者,与其说秦小峰与齐小娟的身体之间毫无亲和力,不如说他忌惮于齐小娟也是出身底层,可能预见到的未来的生活艰迥和负担令他逃避与胆怯。
  这个故事的背景和逻辑就是如此。它没有更多的解释,生活也不需要过多解释,它形成一种安稳且冷酷的悬置,把人物镶嵌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小说家宋长江要怎样打破这个故事的迷局,其实,他很容易就将故事处理成自然主义与生活流的“一地鸡毛”。是的,如果单单将这个故事按照生活的碎片化来处理,单单写一个男人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讲述一段苦情或欢情,再寻找一个封闭式的结尾,这篇小说也不失为一篇好的作品。但是,它对于生活的穿透力,对于哲学意念的提纯,将变得荡然无存。
  秦小峰的苦恼远不是情感或肉体关系的苦恼,这些太过现实。宋长江在此揭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法相。按早期存在主义观点,人是世界唯一的实在,这种实在不是出于理性认识,而是非理性意识,是个人心理体验的结果。包括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摇摆、荒谬、暧昧、无力等等。但是这一切,在现代社会,都逃不掉向着高度社会化和外在化的群体的漂移——也就是说,都逃不掉个体的死亡的幻灭感。个体该怎样由此进行突围,宋长江的神来之笔是:克林顿来了。
  克林顿跟秦小峰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提供给秦小峰一个隐喻的载体,那就是,克林顿闯入秦小峰的生活中。大街上无数矗立的高楼以及戒备森严的警察们代表了现实密不透气的严正的法相,这正如生活本身一样,但是秦小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隐秘的角度,一个生活的缺口,可以让他忘记自己是一个底层人和一个烦恼而无力的人。他要在此突围。当然不是他要突围,是他的潜意识——生命的本能要在此突围。尽管他没有枪,但是一把类似长形管状的拖布杆儿就可以满足他瞬间的想象和行为。在这里,克林顿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能否暗杀克林顿,他自己是否觉得这一切非常可笑,统统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突然有能力抛弃了生活的惯性,打碎了生活的逼仄,让现实的逻辑在这里戛然而止和重新组合。这是证明他继续活着、活得出类拔萃、活得无比真实的唯一注脚,是一个无法躲避的悖论。
  原来,克林顿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在这里,无论作为主人公的秦小峰,还是作为小说家的宋长江,没有人试图指责他们的虚妄。如果有,那么我们可以说,生活本身难道不是虚妄的么,秦小峰需要对现实的闯入者进行一次“暗杀”,反过来说,这也是生活对他进行的一次猝不及防的“暗杀”。人与现实达到如此的默契,这是生活“有意味的形式”之一种。
  一个小说家,他如果能够对生活发出独特的阐释,发现生活无处不充满玄机,并以超出时空和固定的心理方式对其加以拼接、重组和捍卫,那么我们几乎就有理由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在《暗杀》里,我们看到了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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