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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当空的时候,我在哪里——阅读李皓的诗

 
张学昕
  必须弄清一滴露珠的来龙去脉
  才能在汪洋大海抓住一根慈悲的稻草
  如果能被露珠里的一道寒光杀死
  这个秋天我们将显得多么幸运
  我们必须对生活的波澜不惊负责
  雁阵多年未见,草丛里什么也没跌落
  用一些干草把自己裹紧吧
  让露珠回到眼泪,让锋芒回到眼神
  前不久,读到李皓写于寒露节气那一天的新作《寒露辞》,仿佛一下子就捕捉到李皓诗歌的光泽和精神内蕴。露珠的光泽,与内心的波澜不惊,延伸着对人与自然的体悟和咏叹,少年的英武稚气,在一个秋天的露珠里获得平静、安息,作为一种深情的对自然的缅怀,那根慈悲的稻草,已经被收束、内敛的大气,像档案馆对待自己的隐秘,悉心地珍藏了起来。露珠是大自然的泪珠吗?也许,只有当“露珠回到眼泪”的时候,人的生命主体力量开始在眼神中呈现了,开始熠熠生辉,柔肠百结。这些年,我始终默默地关注着李皓的诗歌写作,耐心地咀嚼和揣摩他的诗心和文眼,试探埋藏在字里行间的温度与力度。特别是近几年,李皓的创作量惊人,数百首质地醇厚而激情四溢的佳作,纷至沓来,汩汩流淌。我想,一个骨子里凝聚着军人和诗人双重气质的中年人,是否真的到了一个爆发期和收获季了?一场来自北方的宏阔庄重的气息,正扑面而来吗?可以说,现在,我终于从这首短诗里寻觅到丰富、跳跃的节律,大胆的想象和清晰的音乐的肌理,尽管,他的诗一时还难以合奏成自我浑圆的交响,但是,一个美妙乐章的精髓,正开始显示出他不容忽视的存在。是的,我在李皓的诗里,真的看到了一种有锋芒的眼神,这个眼神,时而徘徊和逡巡在天地万物之间,偶然也沉潜于历史和现实的玄思,这个时候,眼神里也许还噙满苍凉或伤怀的情愫。但是,慢慢地,它逐渐又开始变得不执不固,不躁不厉,在阅读世间万象时,又渐渐归于平静。我知道,李皓一定是从内心的风景中走出来,体悟着整个世界正向他扑面而来,期待一次次不期而遇的诗意之旅。
  其实,我读李皓诗的最大感受,就是他在呈现自然和事物的波澜万状时,在不断地由写作主体向描摹和抒写对象的趋赴,契合和让渡。于是,抒写的对象,最终在一种强大的情感皈依的向度上,事物便成为幻想的载体,或者说,就是抒情主体的寄寓和归宿。
  哦!多么好的比喻:秋天的尾巴
  我抓着你,我的鬓角正在慢慢泛白
  不得不承认,我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
  可是树叶还是砸了下来,你又一次
  点燃了我
  这怎么能叫引火烧身呢?
  与一粒霜不期而遇,化就化了吧
  取暖期即将来临,阳光正在收窄
  菊花侧一侧身,你傲慢的眼神
  就会挤进更多的稻草
  李皓在这首《霜降辞》里,表现出一个诗人作为写作主体,他的内心与自然万物、节气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呼应和默契。若从题材的角度看,平凡、偶然、清淡,并不离奇,但是,形式的简洁与意义的隐秘,令这首短章鼓涨起强劲的膂力,可谓是对内心和灵魂的一次张望和审视。李皓对自然和生命有着大胆的观察和想象,通过生发诗心,寻找与世间事物之间的共鸣,触摸它们的微妙关系。“霜降”,仿佛是一个语境的结构,“秋天的尾巴”和“鬓角”,与“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诗学逻辑,直接将喻体带入并升华为人格推导的演绎。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命运变得不可抗拒,在节令和节气的自然时序里,即便是“引火烧身”,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必然。诗人在眷恋时光的无情时,用“树叶还是砸了下来”,喻指任何一种事物结束旅程的方式,而“菊花”的侧身,百花凋零,无可奈何,便引申出它与稻草一样的归宿。在这个时候,诗人早已经意识到,一切都无需追问,只是“独立苍茫的自咏”,返璞归真,诗歌所具有的调度现实、调节生命的力量,在此充分地显示出来。无疑,这首诗,潜在地存在着一个对话的关系,不追求高蹈,只想保持尊严,那么,这究竟是谁“又一次点燃了我”?而在另一首《狗尾巴草》中,诗人再一次将“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生命哲学带入“秋天”,在几乎被忽略的存在状态里,独自继续保持卑微却坚毅,浅吟低唱。
  你有多卑微,我就有多卑微
  你的荣枯,多么像我潦草的前半生
  偶尔做过几件像样的事情
  大多被视为狗尾续貂
  
  秋天来临,我开始头重脚轻
  我多么怀念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
  风不来纠缠我,就连阳光
  也不跟我针尖对麦芒
  
  眼下可好,我在风中拼命摇头
  只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
  变得可有可无,不再引火烧身
  而把脆弱的骨头老实地埋进青山
  看上去,狗尾巴草的存在姿态,被直接喻为一个人一生的生存境遇,同时以此来展示一个平常心,尽管苍凉时分已然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头重脚轻”,但是却丝毫没有悲天悯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终老青山之中。这是自我与抽象之物——命运之间纠结的关系,他们都是生命内部的自我承担,因此也就成为生命自我对外部遭遇、命运的担当。直面自身卑微的现实,不成功,不辉煌,更是无法炫耀的人生,但却摆脱掉了风和阳光的纠缠,更不畏惧自己的毁灭,一个有定力的个体生命,照样有属于自己的存在路径,如此从容,如此坦然,一生不忧不惧,静观生命的春来秋去,力求达到一种超常的平衡,这里没有不堪的呻吟,也没有絮絮叨叨的抱怨。虽然,这无需太大的勇气,但是不是更有一种智慧在其中呢?
  也许,与李皓的军人出身经历有关,他的诗行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其他诗人少有的遒劲之力,那些超越俗世羁绊的诗意,常常从蕴藉着英武气息的比兴句子里渗透出来,貌似平和朴素的叙述,常常在某一个关键处迸发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这同他那细腻的切近事物的触角,形成一种迥异的美学机制。
  这首《在天目山依靠一棵大树》,似乎在刺探人性中的某种惯性动机,并且,它试图在字里行间建立、增加事物与事物间的辩证张力及其寓言力量。词句本身,并不想一定要以此喻彼,象征引申,相互支撑,更没有繁复的奇思妙想,枝蔓横生的伪饰和矫情。李皓诗歌的抒情伦理,仿佛完全是建立在某种反逻辑的边界,他非常善于捕捉那些一触即发的戏剧性,在呈现中“抒情”,在审美思辨中重现抒情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和尊重。一个人在“整个夏天都在寻找一棵大树”,寻找它作为“靠山”,作为庇护,无论是高僧和几代国师,还是耄耋老者,都需要在攀登的旅途上寻找一个“依靠”,在这里,有形的依靠是“树”,无形的内在的企望和向往,则是一座无形的“山”,或者是一位“有着宽广胸膛的人”:
  我也不由自主地靠了上去,像靠近一个老人
  或者说就是父亲和母亲,就是那些
  有着宽广胸膛的人。我靠上去的时候
  是一个重阳节的上午,天清气朗
  我想到了远在东北的父母
  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在努力塑造一个“肖像”,一位在心理上,在精神和灵魂层面可以依赖、信任的存在。诗中的天目山,成了一个行旅者寻找灵魂和生命力量的隧道,千年古树,岁月轮转,“靠山”并不是归宿,而是前行者的一个驿站。
  当然,老夫老妻的身边也有一棵树
  纤细,谈不上直,也不弯曲,但它走动
  步幅与那两双脚恰好合拍,它被一只手把握
  它点击地面的时候,山风叹息一声
  神灵的石头,把风烛残年的背影留给了我
  这对老夫老妻的“介入”,一下子就将高蹈的形而上的思绪,衔接上了“地气”,而一个人对于“古树”的依靠,瞬间即转化成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依赖,彼此的步幅,双脚的合拍,即使风烛残年也不会再令人扼腕叹息。途径每一个生命的驿站,挥之不去的,只有山风的叹息,“神灵的石头”则见证了行旅者的足迹,记录了人与自然的一次神秘交流。
  看来,静穆的诗风,仍丝毫没有激情的缺失。诗既不是“抽象的抒情”,也没有沉溺于僵化的比兴。刘勰论诗时,提出“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说法,那么,《霜降辞》和《在天目山依靠一棵大树》这两首诗,似乎正暗合了人与自然的神秘关联,诗所呈现的,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联动的过程,在其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引起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或主体的力量,与自然形成对峙或默契,也许,这就是一种心物的交流和互动,物我交融,和谐默契,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若按代际讲,李皓属于“70后”诗人。但是,从诗的写作实际状态看,李皓实在是一位很难“归类”或者“归位”的诗人,我们很难轻易地将其划入什么“群”,什么“代”。虽然,李皓是一位有着强烈诗的伦理追求的诗人,但他的艺术表达方式、美学维度,始终处于一种复杂的变化之中:一方面,既有新诗传统中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特征,意象、隐喻等轻车熟路;另一方面,他更不缺少对现实、历史和存在的发问,尤其是,李皓能从一个事物的内在化的极其个人化的语境中,转而进入一个公众语境,摆脱掉惯性的二元对立修辞,直接进入存在的视域,以接近口语化的朴素陈述,敲击存在世界的真髓,同时,依然重视对事物和意绪的诗性创化,实现文本追求内语境的透明及其张力的舒展,词语间投射出健康而富于骨感的人格魅力。因此,我认为,李皓比其他同代诗人,也就较少现实的迷惘、虚妄和困惑,多些直面存在、体认普泛生命脉息的领悟,所以,李皓在这一代诗人中,也就颇有特立独行的诗学轨迹。欧阳江河说,大众传媒、电子手段“闯入文明”,产生新的用语、修辞、新的传播和消费手段,使得诗退缩到更为费解,更为隐秘、冒犯、过分、晦涩的语言构造,在心智层面上,晦涩作为反义词,构成我们时代的诗的特征。⑴欧阳江河对诗歌的语言困惑,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李皓的词语结构。相反,李皓的先天之气——“慧根”,即善良之根,对人的爱心,使得他整个诗性的灵魂更加理智和成熟。他总是不断地在诗中审视自身生命的羸弱和空乏,检讨现代文明浸淫中的“暗物质”的存在。每当他直面现实的时候,他总是愿意从细微、细节着眼,点击世道人心的穴位,质疑面具式人格,拷问灵魂变异,在生活现场探幽洞明善良和麻木的冲突,于人性的缝隙处打捞人格的毁损,悲悯之心的残存,可谓揪心蚀骨。
  暮色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
  路人们在琴声里作鸟兽散
  路人的面孔越来越虚无
  乞讨者的饭碗越来越模糊
  在《拉二胡的乞讨者》里,“我”就像是一个现实的偷窥者,面对这样一个熟悉的老场景,人们在路上流荡浸漫,乞讨者那一曲《妈妈的吻》,早已“不合时宜”了,无论对于谁,都已经没有任何感染成分或者煽情的力量,人心似乎处于一个僵化和冷硬的状态,四面八方“围拢”来的,其实是人心的暮色,可是,李皓还一定偏偏要审视一下包括自己的内心的纹理,他要呈现虚无而羸弱的面孔,在乞讨者的饭碗里如何生长出没有悲悯的荒芜。“我没有勇气去投下一分钱,我也装作匆忙的样子。像某个都市里高傲的白领,对于一首老歌,嗤之以鼻”,写到这里的时候,诗人开始在自责中反思自己的精神伦理。
  一位诗人细腻的、复杂的情感,其内在的精神、心态和梦想,以及诗的韵律、节奏、微妙的谐音、生动的暗喻,包括独特的分行、标点方式等等要素,都应该是一个神秘的、有机的整体,只有当这些元素,同处于一种结实、和谐的结构里,才可能使一首诗构成一个审美的存在,才能摆脱平庸的叙事和抒情。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常识,但却是诗歌的坚硬的质地,它由此使得一首诗生成一个小宇宙成为可能。虽然,在任何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已经很难划出清晰的边界,而一种诗歌文本的形式实践,实际上就是对思想和情感的灵感闪现,就是对存在世界所进行的精神、心理的美学重组,那么,一个好的诗人,就无法不用心地去测量他的内心与世界的距离,无法不呈现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冲动和愿望。李皓的诗歌,是如何测量自己与世界的边界的?他在咏叹自然、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终究在守望着什么?他的诗学取向,是一种灵魂摆渡,还是一种空间位移?当然,我们都注意到了,在李皓的诗歌里,他更没有忽略诸如祖国、家乡和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情感和情怀,在对这些主题的表达中,也凸显出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拳拳之心,切切情怀。我们想要考量的是,李皓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呈现内心的真实的梦想的?在他的诗和有关诗的梦想之间,是一座山、一个树、一条河流,还是万水千山?我想,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本来就是一位耽于梦想的人,在失明之后,这种倾向和感觉愈发强烈,愈加变本加厉,他说,“由于我拙于思考,我便沉浸于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可以使我的生命在梦中流逝。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沉溺于梦想的博尔赫斯,对迷宫、镜子和写作,迷恋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他喜欢在小说里写迷宫,写梦境,他甚至还写一个老博尔赫斯与一个年轻的博尔赫斯进行交谈、对话。这时,我们就不免会猜想:对于博尔赫斯而言,写作是梦想的延伸,或者梦想是写作的延伸?写作与梦想,究竟是两回事还是两位一体?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庄生梦蝶”的境界,物我两忘,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已然真是一个梦想的诉求了,但我相信,一位真正迷恋诗歌写作的人,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把现实和梦想混淆,而且极可能将写诗视为是自己的一种宿命,是一次与自己的重新邂逅。在一定程度上,诗人李皓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和接近。如此看来,李皓诗歌写作的精神坐标,完全是一种具有浓郁理想主义气质的抒情美学选择。他在诗中与自然对话,与时间对话,也与自己对话。这是一个诗人试图保持自己生命本色的努力,他以一种重写“个人史”的方式,在一个精神空前浮躁的时代里,烛照自己那一层特异的生存意蕴。
  我认为,《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是李皓诗歌的代表作。这首朴素至极的诗,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出来这其实就是李皓的精神自传,当然,也可看做是他的诗学宣言。从国外到徐州、东北师大、鞍山、沈阳、大连、普兰店、城子坦和墨盘乡,这些地名梳理出他简洁而清晰的人生轨迹,李皓自己在诗里打开了自己的存在之居的门和窗。无疑,这是离开家乡几十年后,李皓在诗歌里的第一次精神“还乡”,这也是他对诗和生活之间关系的一次自我阐释、自我解析。从语感和语境上看,李皓在这首诗里没有对经历、经验和想象做任何“处理”和“变形”,他试图在一种自白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根脉和来路,这样,李皓诗的基本形态和人格个性,就在一种极其自然的风貌里尽显无疑。他特别强调自己“我是生在墨盘乡的乡下人”“虽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大连,但我不是正宗的大连人,我是普兰店人”,在此,李皓实质上是在解释作为一个诗人的出身,与诗的人格及其经验的支撑点。他将自身置于一个最“原始”“原生态”的感觉里,不做任何“改写”,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他为了诗歌的骨正神清,摈弃诗歌的装腔作势和酸腐所做的自我盘诘和追问。所以,这首“自传体”诗,所呈示的是李皓的“诗思”,而不是“诗情”。幽微而神秘的内省,直觉的哲思与冥想,都是对自己文化结构、心理结构和精神表情的倾情演绎。这是对自己写作的“出发地”的自我认同,是对“写作之根”的追溯,是一次精神根源上的自我清理。“朋友们都说我说人话,性情,不装,骨子里有小城人的耿直,自卑,不合时宜的豪爽”,可以看出,诗人彻底地道出了自己诗歌写作的人格渊薮,坦荡和率真,成为构成其诗歌风貌的生命伦理基础。因此,人性的觉醒,和觉醒的人格力量,就使得李皓始终在努力摆脱语言的芜杂和心态的游弋,避免任由倾诉性的感怀,失去重心的散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抒写现实生活的滞重感,这样的“耿直”和“豪爽”的水土风气,令东北之音的慷慨,一开始就在李皓的诗里尽显骨力。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像苏东坡当年所言,如果有气力的人就能写好字,那大力士都可以成为书法家,如此推论,如果只要具备人格力量和豪迈性情就能写出好诗,那么,天下壮士皆为性情中人,都可以成为吟诗作赋的浪漫文人了。就是说,一首好诗,一定是骨力和神采、沉着和优雅、底蕴和灵性、成熟和潇洒等元素的充分结合。也许,李皓永远也写不出清词丽句一类的娇音,因为词句和诗歌结构的粗砺,剑芒般的峭拔之气,才是其保持生命本色的追求。对此,李皓进一步夫子自道式地反思:
  我已很少写诗,我看不惯圈子里
  一些所谓诗人的狭隘与偏执
  想写诗就回普兰店去写!那个
  诗人扎堆的小城可以最大限度地
  容忍我,放纵或者胡言乱语
  可见,摈弃狭隘和偏执,直抒胸臆,早已经是李皓耿耿于怀的本色气度。我们都清楚“圈子写作”的含义,这也许是诗歌写作在当代现实中的尴尬处境,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沉溺生理性快感,或迷恋精神贵族的光环,难以寂寞地恪守,依旧是一些诗人种种自恋心态的无端伸张。李皓在困惑和寂寞中寻求突围,竭力在“还乡”的情愫中获取灵感,寻觅灵魂的静穆和安谧,我想,这一定也是他诗歌写作的原创动力。这时,我们仿佛即刻就会明白他“想写诗就回普兰店去写”的真正缘由。返回现实,返回自身,渴望原创性,耐心整饬自己的切身经历、体验为生命和艺术经验,是心智的成熟的表现,也是渴望真诚诗心和诗歌语境的表达。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的问题:普兰店,一座小城何以会“诗人扎堆”呢?或许,这座小城真的是有着热爱写诗的风气,许多人都有着良好的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李皓不过就是从他们诸多“业余诗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位。
  我不是普兰店的传奇
  也不是离开故土就咸鱼翻身的神话
  我离开你们是万不得已。我多么
  欣慰,在那些个不管有没有
  预谋的饭局,我都能成为朋友下酒
  的话题。偶尔故意泄漏的短消息
  让我耳聪目明,在城市暧昧的暗夜
  分得清友谊与善意,挑拨与敌意
  我们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普兰店诗歌场域里的一种传奇。一个走出来的诗人,他被故乡魂牵梦绕,根脉已经无法脱离这个场域。而诗歌写作的伦理,也正是在这里建立并且不断延续下去。李皓的这次诗歌“寻根”,完全沉潜于自身,投入他个性的生命、诗歌记忆和言说之中,成为一种语义符号和隐秘意绪的不期而遇。这是诗与自我在故乡的一次共鸣,也是一次精神、心理的自我确证,在这里,他没有克制,在平实如话的语境生成过程中,虽然不拘章法而显得迷离和驳杂,有密实的叙事的段落,也有思绪跳荡的空白。时而充满突兀,弹性和光泽,自由而平实;时而意绪激昂,嵌进散文化、口语化,由无诗意的地方努力地生长出诗意,超现实的哲性,连接上生存的脉络,捕捉精神的风景,恢复内心的真实。这首诗写到最后,彻底地进入了一个伦理的状态,重返故乡,这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每一个人的诗情画意,都可能是一个神话,一个传奇,因为在物质、欲望和视听文化为主导的商业文明的笼罩下,诗歌本身和富于诗性的生活,俨然已经成为边缘化的孤岛。而普兰店,这个被李皓诗意化了的小城,成为一个“守望者”的营盘和归宿,也许,这也是我们时代对诗人苍凉的命名。
  如此说来,李皓的这首诗,没有理念性词语的自我压迫,没有献祭的仪式感,更无通过诗歌写作改变命运的现实功利心,也没有虚无的碎片,这在一个人心空前浮躁的时代里,确立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歌精神已属稀有之物。人格的纯正,努力保持着诗歌的纯正,乡风乡韵,浅情近理,诗的徘徊和执拗,就是命运的反转和收复,就是对世俗的不妥协。在世俗中超越世俗,在朴实中伸展朴素,更是在坚守中重温志趣和理想。
  若回顾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会发现,咏物诗都极尽中国传统诗论“赋比兴”的路数。而当代诗人则更以现代意识为底蕴,兼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承领传统的余泽,将现实与超现实,写实与意象杂糅,生发和表现出现代人更为复杂、奇崛的感念。李皓虽然恪守传统抒情诗一路的写法,但他凭借出色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以及独自深入的现实意识,拓展了虽不先锋却也品质不凡的个人天地。       
  在李皓的大量的咏物诗中,我更喜欢《皓月三章》。这是一首“刻意”地要与常识产生悖论的诗。他将内心的人格信念,存在、事物的真相以及自我诉求含蓄地呈现出来。“要说就说说月饼吧,它身上洋溢的气息,与享乐主义无关,与浪漫主义有关”,像这样充满了人格化意绪的感怀,蕴藉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民间,月亮,已经被脱化成一枚枚可以分别出高低贵贱的月饼,已经成为被彻底符号化的世俗的事物,但是李皓则心有不甘地将其引申到浪漫主义的情怀层面,可见,去物质化的理念,始终缠绕着他。“多么虚伪!宁可在空洞的往事中作茧自缚,也不愿像吃掉一块月饼一样吃掉悲观与绝望”“月亮越升越高,那一张半明半暗的脸,是深渊!在那面不合时宜的窗帘背后,喊我”,显然,诗人从月亮和月饼所链接般的比附中,看到了人的自我游离的形象。人不可能在“空洞的往事中作茧自缚”,一种语言符号与隐秘的意绪不期而遇,而且生发出不合常理的逻辑推断:月亮在云翳的遮蔽下,半明半暗的脸,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对于月亮的想象,苏东坡的词堪称绝唱,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琼楼玉宇,起舞弄清影,是一种大格局的浩渺和时空想象,但李皓只顾沉潜于自身,以一种迥异的象征或者联想,来展现俗世情感经验的特殊性,以此抵达一种对真实存在的突然的洞悉和揭示。由此生成的语境,虽然显得格外驳杂和迷离,充满间隙,充满阴影和空白,但意念诡异,奇思妙悟,杂糅相生,不一而足。诗人弗罗斯特当年“我们需要学会在隐喻中生存”的表述,在今天的确已然成为常识,而李皓在《皓月三章》中所隐喻的“月亮”是一个“深渊”,是一个“窗帘背后”的阴谋,显然,这就体现为另一种隐喻的思维和逻辑,意象和观念的转换,让我们感受到诗人所处理的物象本身的丰富性,他重新建立了一个隐喻的现实,月饼的现实和月亮的隐喻,一个实际的现实的事物,与一个虚幻的情境之间,衍生出的竟然是陈子昂说的“洗心饰视,发挥幽郁”,这种新奇感、惊异感、意外感,成为一次原发性的灵魂叙事。
  毋庸置疑,李皓的诗及其诗风,其实就是他为人的真实的自我写照:不虚伪,不造作,不矫情,不暧昧。他的诗,踏实中透着机智和灵气,体悟中闪烁着质朴与从容,又不失理智和玄思。记得前年我在阅读张新颖的诗歌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武断地想,近些年来,许多诗人沉浸在一种焦灼、浮躁的心理编码中,诗歌写作对许多人几近于一种逼仄、紧张甚至处于挣扎的状态,写诗应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感,沦为一种无奈的精神消费和心灵被迫。可爱而单纯的诗人,尤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那种中气十足,阳光灿烂、昂扬的情怀,早已荡然无存。诗,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个人史的写法,而诗的实质和象征,最终需要抵达的,则是真实、朴素无华的灵魂现场。缺少这样起码的理想,诗歌就无法构成真实、庄严而优雅的美学活动。”可以说,我对我们时代诗人的期待由来已久。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真诚、朴实和深刻的诗人了。我认为,李皓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美学,充分地张扬出为何活着和为何写诗的朴素命意,惟有诗人的内心叙事,才会时刻触及和震荡一种现实:心理的现实,命运的现实,文化困境的现实。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诗歌写作,其实就是一部真正的个人灵魂史的书写,也是为了探索诗性和心性的和谐共生,我相信,在这样的诗歌行旅中,未来的诗人李皓,会有更大的格局和气象。
  
  注释:
  ⑴欧阳江河:《长诗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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