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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与理论成就

时间:2018-11-05 15:27      来源:文艺报 泓峻

最近40年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丰沛的人文情怀,更专业的学术品格和更积极的开拓精神。40年后,当我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中国文论的前景时,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必须是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以20世纪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成就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论成果,并密切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而形成的文艺理论。这种共识的达成,实际上就建立在对过去40年文论发展经验的总结之上。

40年来中国文论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不断探索、不断超越的姿态前行的。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40年划分成1980年代、1990年代、新世纪之初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所面对的文学语境、思想氛围与学术取向,文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就不断发生变化。处在历史过程中的文论家在针对自己时代的具体情境作出选择时,其所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话语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难免会带有历史局限性;但从中国文论自身发展逻辑看,每一个命题的提出、每一场理论论争、每一次理论建构,都有独特的贡献,它们共同将40年后的中国文论带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重建与对文学形式的关注

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学术十分活跃的10年,文学理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时候甚至承担了开风气之先的使命。在话题众多、论争激烈的新时期文论界,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极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一个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背景进行的文学主体性重建;另一个是以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引介为依托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与研究。

新时期之初,在全面反思“文革”的过程中,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不仅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也是文论研究者的一个明确诉求。文学主体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并引发热烈讨论,与思想界重提“人道主义”这一价值立场有直接关系。而1980年代文论研究中其他一些热点,如文艺心理学的兴起,文学审美论的兴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重建主体性这一文论思潮的呼应。实际上,对文学主体性的关注,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且可以远溯到193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标志的文艺思想。只不过上述理论在后来遭到了“左倾”文艺的错误批判,一度成为理论禁区。因此,1980年前后当有人重提“人情”、“人性”等命题时,就具有很强的“拨乱反正”意味。而一些学者从“人道主义”角度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则使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有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撑。

在19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大量出现,使得艺术形式得以凸显。在这种背景下,理论家对引进西方与形式主义有关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热情。到了1980年代后期,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已经大量被介绍到国内;与此同时,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也很快被批评家们大量用于文艺批评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风尚。这些努力,对于纠正中国文论研究与文艺批评长期忽视作品内部规律,凭主观意愿任意曲解文本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表面上看,建构文学主体性的努力与强调文艺作品内部结构的“文本中心主义”立场是对立的,但就1980年代中国文论的整体走向而言,它们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目标:追求文学艺术的独立性。这一过程,在当时也被看成是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由“外”而“内”走向深入的过程。

1990年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化取向与人文立场的坚守

1980年代文论界各种新观点、新方法、新思潮层出不穷。然而在这种热闹繁荣的背后,也存在只重视观点的标新立异,忽视学术表达的规范性的问题。到了199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导致人文学术风气出现明显转向。人文学界关于思想与学术的讨论,文论界是主战场之一。借此,文论界也对1980年代的文论研究方式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把学术化当成了提高文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此同时,学术期刊与学术出版物开始更加重视学术规范问题,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因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代围绕“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的理论建构与学术论争、围绕文论“失语症”问题的讨论,以及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就表现出了更多的学理性与更高的学术含量。

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论研究以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回到文学自身为理论指向的话,1990年代的文论研究则产生了重新向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开放的趋势。首先,从西方引介过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思潮公开声称其目的就是要“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文论界介入很深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表现出这种理论趋势。而“人文精神大讨论”逐渐深入展开之后,所涉及的问题则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人文学者如何坚守自己的人文立场问题,而且涉及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回归、文学写作伦理等极具现实感的问题。中国当代文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在这场讨论中得到集中展现。

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直接原因,是1990年代兴起的“商业化”“市场化”大潮对文论研究与其他人文学术的冲击,而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成就的“文艺生产理论”,作为在1990年代展开的重要理论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论学者对“商业化”“市场化”这一新的社会现实的回应。

新世纪之初:网络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学跨界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对人类艺术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而深入,使得文艺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态、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文艺有了很大差别。这种变化引起了文论界的高度重视,“网络文艺”这一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理论家们开始尝试将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美术、网络影视、网络戏剧,乃至于网络游戏、博客、微博等等,放在“网络文艺”这一概念下进行整体观照,力求以新的、切合网络文艺这一对象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与阐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论形态。网络文艺理论建设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的一项重大系统性工程。

在启动网络文艺理论建设的同时,在1990年代已经在国内形成一定气候的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也获得了更大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主张文艺学的跨界研究,试图把“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纳入到文论研究的范围,扩展文艺学研究的边界,从而引发了文论界关于学科边界的热烈讨论。一些文论研究者认为文艺学应该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与把握的基础之上,并对那些脱离具体文学实践的理论研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这次讨论尽管没有结论,但讨论过程中对“传统文论是否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文学是否会消亡”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极具时代内涵,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注入许多新的活力。

总起来讲,在21世纪初的十多年里,跨界研究成为中国文论十分明显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上述网络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中,也表现在生态文艺学、文艺传播学等理论建构的过程当中。而跨界的冲动,恰恰表明的是文论研究者试图以理论去回应现实社会中各种挑战的理论姿态。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发展与文论话语民族身份的凸显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曾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进而深深地介入到了“新文学”历史的塑造。然而,不少学者也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介绍西方各种文艺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地位有被弱化的趋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开始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新局面。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论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成果,既有对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的继承,也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结合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论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去道德化”现象、“去中国化”倾向的批判,都抓住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廓清了文艺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是非,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突出的实践品格,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不仅明确提出“四个自信”,而且也明确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在这一指导思想引领下,中国当代文论在理论话语民族身份的建构方面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文论界借“强制阐释”这一概念,对西方文论作为一种文论话语的合法性进行了反思,并对套用西方文论解释中国文学的有效性表示了质疑,其间透露出中国文论十分明确的主体意识,展现出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新的理论姿态。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文论研究者也充分意识到,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必须借鉴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丰富成果,并融会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才能使文论话语的民族身份得以凸显。

总起来讲,最近40年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丰沛的人文情怀,更专业的学术品格和更积极的开拓精神。40年后,当我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中国文论的前景时,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必须是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以20世纪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成就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论成果,并密切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而形成的文艺理论。这种共识的达成,实际上就建立在对过去40年文论发展经验的总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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