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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铁民副主席在《光明日报》撰文谈文风问题

时间:2009-02-16 11:00      来源:辽宁作家网

  本网讯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崔铁民在2009年2月14日出版的《光明日报》上撰文,批评时下一些文章语言极端个性化,令人费解。同时倡导语言风格要因读者而宜,写给大众看的文章文风应当朴实通俗,让人看得懂,看得习惯。文章如下:  
  年终岁首,各种文字材料多了起来。读现在的一些公众文章,时常感觉语言很生涩,也很费解。有的文章遣词造句极端个性化,作者用一种经过自行改装的语言,旁若无人地描述自己的思维,生僻得不得了。而要表达的意思,据内行人说有的也不一定很深奥,只是作者刻意追求某种效果而已。这和现在写文章的人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也许有些关系,但不管什么原因,读这样的文章,读者是真遭罪。
  
说话有两个相对应的功能,一个是说话的人要把自己想说的内容明白表达出去,另一个是要听话的人把话听个明白。极端个性的语言,是把两个功能中的一个——让人听明白的功能丢掉了。也许写文章的人觉得,这样说最能明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实际效果却是,说者在自言自语,听者不知所云,只落得个自己明白,别人不明白,其效果实在是南辕北辙。
  说话的最高境界,是不但让人听得明白,还要让人听得舒服。要做到这个程度,就得尽量让语言通俗易懂,这样才能够保证最多的人听得明白,同时也能够保证最多的人听得习惯。当然,不同的人交流时,对说话的要求有差别,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在个别交流时完全可以,有时也有必要。就是说,说话的风格,也要百花齐放,不能一刀切,但面对大众,以通俗朴实,人人听得好为最佳。就如同日常讲口语,见到同乡可以有乡音,在公众面前,一定要说普通话一样。
  前几天见到一本书,内容是介绍建国初期各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1955年编辑的。书前有一篇序言,说明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这篇序言,话说得直白清楚,朴实亲切,就像农民坐在炕头上唠家常,听起来平和入耳,自然也就入脑。而序言结尾处作者的姓名,赫然写着“毛泽东”三字。这不禁让人产生感慨。
  毛泽东同志所受教育,以国学为主,他在古典文化方面的学养,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和好友故旧的通信,以文言居主,那是和特定对象之间的交流。而这篇序言的文风,与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本色相去甚远,可见他是因对象不同,很注意文风的,下了很大功夫。不难理解,这本公开出版的书,是给大众看的,特别是给做农村工作的干部看的。而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各级干部工农出身居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做农村工作的干部,文化水平恐怕更低些。采取这样的说话方式,来和这些人说话,可见毛泽东同志是很在意自己要说得明白,也让别人听得明白。
  在文风问题上,我们应该学学毛泽东,讲求说话的质量。因对象不同,说不同的话,最根本的,是尽量让最多的人听得明白,还要听得好。总而言之,有话要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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