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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获奖感言

时间:2018-05-21 15:18      来源:小说选刊
  长篇小说获奖作家:赵本夫
  《天漏邑》获得2017年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三十七年前,我有幸以处女作《卖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纪事》同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北京颁奖大会期间,游览北海公园,在林斤澜、刘绍棠先生的热心提议和见证下,在北海公园里拜汪先生为师。当时,我退后几步,虔诚地向先生鞠了一个躬,汪先生却上前抓住我的手哈哈大笑,说咱们是同科进士,以后互相学习!后来的很多年,汪曾祺先生对我关爱有加,给我写信鼓励,给我寄送他的作品集,给我作画题字。每次见面,都会聊一聊。十年后,在得知我举家迁居南京时,他第二次给我画了一幅画,并题了一首诗——
  “人来人往桃叶渡,风停风起莫愁湖。相逢屠狗勿相讶,依旧当年赵本夫。”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期望。
  南京是个衣锦繁华之地,不管人来人往,风停风起,要守住自己的本色,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
  可以说,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么多年,从他生前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作品中,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从容。在汪先生那里,从容是修为,是定力,是境界。
  “从容”二字,也非常契合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
  我虽然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文学,但直到1981年,也就是三十四岁时,才发表第一篇作品。应当说很晚了。这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仍然笼罩着文坛。我并没有着急,一直在读书、积累、思考、等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正式动笔。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目不暇接,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还是慢慢道来》。我的长篇小说“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从构思到完成写作,用了二十三年。这部《天漏邑》也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我希望它们是从容的作品,而不是急就章。
  这次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以汪先生的名字命名,必定带有鲜明的汪曾祺小说美学品质。每一位作家对社会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哲学告诉我们怎么理解世界,文学告诉我们怎么和世界相处。汪曾祺先生说过,文学还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天漏邑》获奖,对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感谢主办方、评委和广大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认可。
  我愿以这部作品作为对汪曾祺先生多年关爱的一次汇报,希望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王安忆
  感谢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评委给我荣誉!
  此时此刻,想起许多往事,记得一九八七年在香港维多利亚游艇上,我们一群——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拥着汪曾祺问这问那。我们问短篇小说是什么?回答说,就是将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又问,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就是把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可不是吗!汪曾祺老一生写下无数短篇小说,却未涉猎长篇,就是说,他都是在说必说不可的话。今天,获奖的《向西,向西,向南》是一个中篇,正介乎于必说与不必说的话之间,不知道汪曾祺会不会喜欢?
  汪曾祺还对我说过,要学习北方语言,南方的语言不够好。我去过汪老的家乡高邮,地处南北交集,语言亦南亦北。我想汪老是有资格评判语言的优劣的,不是地方偏见,而是,小说家总是在找最优质的表现,去芜存精。重要的是,汪老不是要我从书本上学,我们的书面语言就是北方语言,他是要我从民间学习,小说的语言是动态的,而民间生活最是生动活泼。
  汪曾祺曾经向我描述他的写作:喝二两酒,吃点豆干,微醺,提起笔,真美啊!
  精神劳动竟然会生发感官享受,除非深知其中乐趣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我正向这境界靠近,距离尚远,但亦步亦趋,文学的世界逐渐呈现出人生的喜悦。
  谢谢大家!
  
                                      2018年5月4日于香港沙田
  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张悦然
  《大乔小乔》是在2016年1月动笔开始写的。我是个有点混乱的人,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一般记不住小说确切的创作时间。当然文档上有记录,按照创建时间排列,也能得到一份写作年表。但是回忆《大乔小乔》的创作时间,不大需要机器的帮忙。因为我的生活里有过那么一段特别的时间,是属于这个小说的。
  当时我动了一个腿部的手术,有三个月不能行走。人一生中总有一些被疾病笼罩的时间,在那些时间里我们照常活着,但又不怎么像原来的我们了。因为疾病不仅占据了我们的身体,也占据着我们的思考。像堵在家门口的石头,是视野里唯一的风景。我料想那段时间会过得比较辛苦,所以在手术之间做了点准备:一架轮椅,一些想看的书,一个这期间打算写的小说的构思。那架轮椅帮了挺大的忙,能拉出来一个桌板,成了我随后几个月的书桌。
  做完手术从医院回到家,我就开始动笔写那个小说。最初打算写成一个短篇,但是长久不出门,就失去了时间概念,今天是星期几变得不重要,白天和晚上也没什么区别,小说也因此失去了奔向结局的意愿。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一直在和大乔小乔这对姐妹放风筝。可能不是她俩想放风筝,而是我自己想放,因为当时春天来了,我看到窗外的玉兰花都开了。小说毫不节制地写了下去,写到五万字还不想结尾。因为把它写完了,第二天我就没事可干,只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变得非常依赖它,依赖每天增加的字数给我提供微弱的时间感,依赖故事里那对姐妹和命运的斗争为我提供生命的活力。疾病确实可以影响作家的文体,它帮我创作出了写作生涯里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中篇不是照相机采撷的瞬间,它是一段岁月,然而相较长篇又要求写作者更为专注。我怀疑自己以前没写过中篇,是因为一直无法做到那么专注。
  回顾那段日子,我想我应该感谢《大乔小乔》这个小说,它是与我患难与共的病友。二十出头就开始写作,时间太久了难免麻木,把一切当做理所应当,忘了我多么需要文学,忘了是它一直在守护着我。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程永新老师和走走。小说的初稿非常粗糙,是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照亮了重返这个小说的路径。最后要感谢《小说选刊》,希望这个奖越办越好。
  
  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莫言
  拙作《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十分高兴。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神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视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
  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的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无趣而多才。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当然,现在流传坊间的很多汪先生的故事与许多被众口相传的名人故事一样,是不能当信史对待的,但故事编撰者的爱憎是分明的。
  其实我与汪先生并没太多的交往,见过数次,历历在目。一次是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听汪先生讲课。讲课开始,汪先生先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然后从他家乡集镇上米店、炭铺、中药房大门上的对联讲起,油盐酱醋,喝酒饮茶,全是日常生活,一字没提《受戒》。课后,我追他至大门口,问和尚头上所烧戒疤的数目。他略一思索,说:“十二个”。第二次是拙作《透明的红萝卜》在华侨大厦召开研讨会,他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冯牧先生说:“连汪先生都来了啊。”第三次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拙作《丰乳肥臀》,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汪先生是评委,出席了仪式。席间,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之后在一个晚会之类的活动上,又见过一次。散会之后,他在那些履行完使命的花篮前专注地挑拣着花朵,几位女子帮他挑选。这情景鲜明地烙印我脑海,以至于每当提起他,便想起他挑选鲜花时的神态。
  这次荣获汪奖,是评委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缅怀汪先生的机会,谢谢你们。
  拙作《天下太平》,原本是想写一个悬疑故事,里边原本有用渔网拖上来令人不快物品的情节,但考虑再三,感觉不好,便改写成现在这样子。当然现在这样子也未必好。
  谈到自己的小说,就想起汪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几十年来,我一直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汪先生只是在谦虚,今日一“百度”,才知道此句还有提醒他人讲实际问题,不要空发议论的意思,而这意思,无论是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意思。
  那天,在军艺的课堂上,汪先生讲没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传授给他的小说秘诀——贴着人物写——我确实记不清楚了,但经汪先生传播之后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茬作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吾生也晚,无缘聆听沈先生讲课,猜想中,他讲课的风格,应该与他的高足汪先生相似吧?——他们都是沉静敦厚但又内蕴灵光的人,也都是笔下滔滔但又不善言谈之人,更相似的一点,他们都“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与教师职业并不矛盾。那些自以为开了风气,插旗招徒,啸聚江湖的人,大多是无甚建树者,而如沈先生汪先生,却是在谦虚中引领了风骚。
  
            2018年5月6日
  
  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双雪涛
  短篇小说不好写,这基本上已成定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年头并不是很长的人,我是在最近才感觉到短篇小说不好写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意思。对于我个人来讲,从最开始写作到现在,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想把小说写得完整,完整包括很多方面,世界的自洽,语言的平整,结构的均衡,韵律的舒适,因为短篇小说字数有限,所以如果经过反复修改,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完整,但是这种完整,有时候就如同景德镇的现代瓷器,光溜溜得没啥意思,甚至连不完整的地方也是想过的,也是完整的一部分。这是我感觉短篇小说不好写的原因,面积小,不易腾挪,所以力求精细,不要废话,因此也就容易变成一件精美局促的东西。我喜欢海明威的小说,我也喜欢卡佛的小说,不比高下,两人不同,海明威是一根梢棍,卡佛是一把剪刀,海明威也很精细,精细得如同科学家,但是到底还是个诗人,他有几篇小说,在精细里走出了浑实,是心中有劲儿,不会因为雕琢而伤了文气。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锻炼身体,多在屋外走走,练练胸中之气。汪曾祺也是这样一位作家,从高中起我就是汪老的读者,多年以来经常重读,尤其在迷茫的时刻,对于自己珍爱的作家,有时候不易多言,只有感谢,感谢有这样一位作家,感谢上帝让我能够一直阅读他。所以谢谢把以汪老命名的奖颁给我,感谢主办方和各位评委,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汪老一生追求善与美,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少出一点力。
  
  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樊健军
  在此,我首先要表达对一位文学前辈——汪曾祺先生的崇敬和感谢,因为他,才有了“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我才获得了这个奖。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他的充溢着“中国味儿”的小说是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获得这个奖是我莫大的荣幸,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基层作者来说尤显珍贵。我还要表达另一层谢意,感谢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感谢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评委会,感谢各位评委,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读者,感谢辽宁省作协、大连汉风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高邮市人民政府,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厚爱,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包容。感谢苏童老师对拙作的肯定,感谢两位责任编辑欧逸舟老师和章芳老师。
  当然,我得感谢文学。向文学致敬!
  我同汪曾祺先生是有缘分的。王干老师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水门世相》作序时说到,我的小说链接了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路作家的风格。这同我的生活有关。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到小县城生活也有了二十多年,至今仍旧生活在那里。小山村和小县城是我热爱着的两个小世界,我的创作素材全都来源于它们。我熟悉那里的生活,懂得那里的人情世故,也理解其中的不易和不屈。很多细节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比如:小山村里夭折的孩子全都被埋葬在一个叫绿谷塘的小山窝;祖父赤脚寻找冬笋时告诉我,如果脚掌心扎疼了就有可能找到了冬笋;一个小保姆手臂里埋着一根针,她带着那根针生活了十几年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小世界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某种启示,引发我的思考。我在小世界里以文学对抗孤独和焦虑,祛除天生的自卑和地域的禁锢。我透过小世界的针孔看到了一个大世界。我始终怀有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憧憬和想象。
  文学让我们体察到了即使卑微的生命也有着自身的高贵。在《穿白衬衫的抹香鲸》中,抹香鲸的白衬衫显然是一个标志。在小说的结尾,马尾松走过抹香鲸的坟墓时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给了我们悲悯和救赎的高贵,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至少他替我们保全了作为人的某一方面的体面。惟愿每个人都作为人高贵地活着,惟愿天下生灵都作为人高贵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星际空间。
   
  微小说获奖作家:蔡中锋
  非常感谢“2017年汪曾褀华语小说奖”评选委员会将“2017年汪曾褀华语小说奖·微小说作家奖”颁给我!非常感谢在我三十多年的文学追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支持和关注的所有老师和朋友!
  我和《小说选刊》结缘已经三十多年。记得在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我就在我的班主任姚金庆老师那儿借到了一本《小说选刊》,从此,《小说选刊》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并且一伴就是三十多年。
  《小说选刊》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正是通过阅读《小说选刊》,使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并逐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三十多年来,《小说选刊》我每期必读,每篇必学,并在这位良师益友的指引下,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国际日报》等中外报刊发表微小说三千余篇,出版了自己的微小说作品集十余部,主编微小说选本一百余部,先后获得各种文学创作方面的荣誉和奖励二百余种,并有一百余篇作品被译成英、泰、日等多国文字。其中,已在《小说选刊》发表的作品就多达十六篇。2014年7月,我正是凭借在《小说选刊》发表的这些作品,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现在,“2017年汪曾褀华语小说奖”评选委员会更是将代表当代微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2017年汪曾褀华语小说奖·微小说作家奖”颁给了我,帮助我实现了追求三十多年的文学梦……
  《小说选刊》,我的良师益友,您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引我走向神奇的文坛;您是一艘巨大的轮船,载我驶向理想的彼岸;您是一盏耀眼的明灯,为我照亮前进的道路;您是一双有力的翅膀,助我翱翔自由的蓝天……《小说选刊》,我的良师益友,有您的相伴,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最后,对组织这次评选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辽宁省作家协会、大连汉风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政府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并再次感谢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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