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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那远去的背影

 
侯艳杰
  最早读到的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是《苏东坡突围》,立刻被他语言的气势和感染力,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一口气跑到书店买来一本他的散文集,从此爱不释手。
  余秋雨,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家,作品有《莫高窟》《抱愧山西》《历史的暗角》《道士塔》《风雨天一阁》《江南小镇》《遥远的绝响》《阳关雪》《白发苏州》等,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千年一叹》每部作品都是大手笔,大写意,堪称经典,每部作品的问世都能在文坛掀起波澜,在读者中间产生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读先生的作品感觉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字里行间有俯仰天地古今的雍容大气,灵性和智慧在舒卷之间恣意流淌,强烈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喷涌而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追溯、思索、反问,以及渊博的历史知识,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客观而公正的治学态度,呼吸吐纳间融着历史理性,抒情或叙述中透着生命的哲理之光,每一章节都深深地震撼着我。
  在《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先生用大篇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一种公平开阔的视野鸟瞰这段历史,审视这个王朝转身的背影,批判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朝代的兴衰,用他利剑般的目光洞察了这个王朝的成败功过,用犀利的文字表述了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字字句句力透纸背,让人只能望其项背。
  说起清代的历史,就不能不说康熙,就像说起大唐盛世不能不说李世民一样。即使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他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千古一帝”绝非浪得虚名。余秋雨先生在这篇文里不吝浓墨勾勒了他的丰功伟绩,对于清朝历史的至关重要。他深入浅出,用柔和的笔触显示了一代帝王君临天下的风范,这远比教科书上的叙述要生动、鲜活、丰满、真实得多。
  余秋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康熙的父辈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文中没有特别交待,但是确实应该提上一笔。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借报祖、父之仇,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四十年内,弯弓跃马,南征北战,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后金国。他去世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被推举出来,在1626年9月,皇太极焚香告天,在大政殿继承汗位。他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取代明朝,1636年,改女真族为满洲,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父子几十年的四面开拓,励精图治,为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此时大清的疆土辽阔,运势兴盛,本可以坐享其成。他八岁继位,十四岁亲政,但事实上他面对的是内忧外患。一个是朝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手遮天,一个是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自恃有功,拥兵自重。这两方势力无疑定时炸弹,让年轻的康熙如鲠在喉,坐立难安。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有着异乎寻常的远见卓识,不甘心做一个傀儡皇帝,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他敏锐而镇定,杀伐决断,从容不迫。十六岁就利落地除去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向吴三桂开战,八年时间取得了胜利。当他把江山扛在肩头那一刻,就注定了他光耀千秋的宿命。
  康熙在位61年,对外驱逐沙俄,大破准葛尔,统一台湾,对内轻瑶薄赋,与民生息,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开放海禁,学习西方文化。他敏而好学,勤于政事,崇尚节约。余先生在文中从避暑山庄入手,从侧面反映了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和高瞻远瞩。他不修长城,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打破了炎黄子孙沉淀千年的长城情结。
  但是,他修建了一座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不容进犯的、无形的“长城”。
  这个无形的长城就是避暑山庄。一方面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围猎;另一方面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寺庙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先生如是说。所以对于这个王朝背影的深深解读,便从避暑山庄开始铺陈开来。
  作家柏杨说:“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有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全球通史》里说:“康熙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余秋雨先生用过多的笔墨介绍康熙经天纬地之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文化认同”。弗洛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它是一种根,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共同观念,是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既像种子深植于人的生存中,又像薪火一样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从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到价值观念、情感表达都有文化认同的影子。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民族正统论,认为只有汉人的统治才是天经地义,而其他外族便是“蛮夷”,便是“洪水猛兽”,是无法融合的。所以对于清朝的统治觉得是莫大的耻辱,相当抵触,对于它的衰败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将清末的亡国全都归罪到这个王朝身上,而忽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先生说:“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所以在新旧政权交替时,中国文人们表现出的困惑、无奈、挣扎、脆弱,还有视死如归、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坚韧和无畏,以及深深的绝望让人尤为震撼,既觉得荡气回肠,又不禁扼腕叹息。
  而康熙的英明在于他很聪明地化解了这个问题。“谁能想到呢,这位满清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但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他广泛学习国学,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这还不算,他还精研西学,录用外国人做官,是唯一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皇帝。他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举荐“学问兼优、文笔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对于傅山、李颐等宁死不应考的名士也不予追究,并多次请黄宗羲出山,并让他的儿子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康熙修《明史》。正是他的兼融并蓄,海纳百川,正是他的博采众长,不计前嫌,对于文化的尊重和推崇,甚至以牺牲自己的文化为代价,慢慢软化了那些文人心中的坚冰,一种“文化认同”胜过千军万马,它从根本上凝聚人的向心力,左右人的思维,实现了文化融合。因此才有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气象,才有了天朝的威仪,才有了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广的版图。当然先生也毫不客气地说了“文字狱”事件,但是人无完人,像他这样九五之尊的皇帝,在历代皇帝中已是很难得的明主了,不能因为这些而否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这是自然规律。乾隆的好大喜功,闭关锁国,嘉庆的懦弱,道光的无所作为,咸丰的软弱无能,慈禧的目光短浅,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最好时机,验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至理名言,生生地葬送了大清朝将近三百年的基业。而在民众心中清朝似乎成了民族沦陷的罪魁祸首,常常被描写成一团漆黑,灾难深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文章最后一个章节写了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而死。关于王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有效仿屈子投江“殉清”一说,还有罗振玉“逼债”一说,也有对军阀兵临城下“惊惧”之说,更有劝溥仪东渡日本“尸谏”之说。陈寅恪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文化殉节”,死于一种文化。对此,余先生相当赞同,他说“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所以,当这个落脚点土崩瓦解之时,他的防线也彻底崩溃。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余秋雨先生在避暑山庄的这一声叹息,连同这个王朝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历史深处,回眸时,是无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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