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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世的和平,需要柔软的心——刘国强《日本遗孤》读后

 
胡海迪
  战争是罪恶的——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它为什么是罪恶的?面对这个追问,我想,最有力的一个回答,是它侵害了人类个体天赋的自由权力。它像宇宙中的“黑洞”,以无比巨大的吸力,吞噬无数个并不赞成战争的人。
  多年前一个下午,我来曾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不堪详述的回忆。当我面对某些照片,甚至某些实物,我在想,在那场屠杀中惨死的三十万人里,绝大多数是平常人,他们就是算没有格外的善,也不会没有格外的恶——在和平环境里,他们大多会活到老年,生时很体面,死时有尊严。他们中间可能有小小的农民、平凡的小贩,可能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大小老板。他们中间还有孩子,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会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他们中间会有诗人学者科学家,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人生会大放异彩,而不会来不及做什么,像烟尘一样被历史遗忘。他们在死前的一瞬间,大概都会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遇到战争?
  中国人应当痛恨日本人。 
  理智地说,我们应当痛恨那些战争发起者,还有那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人,而不是全体日本人。平心而论,日本人中间,也有很多战争的受害者。别的不说,广岛和长崎,那些面目全非的尸体中,也有很多平常人。他们中间很可能有小小的农民、平凡的小贩,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大小老板。他们不是战争的发起者,也不都是战争的赞同者,却也成了战争的受难者。
  那些无辜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定痛恨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但美国的母亲和妻子们会问:你们为什么杀害我在珍珠港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杀害我在中途岛的丈夫?……这是无辜受难者的一个无尽的循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战争中,有正义者和非正义者,却没有胜利者。所有参加战争的民族,都要献给战争之神无数个无助、无辜的牺牲。这,就是战争最大的罪恶——剥夺没有战争意愿的人的选择权,让他们受到种种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甚至失去生命。
  刘国强的长篇报告文学《日本遗孤》,就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牺牲”——一批日本战败后被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儿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作者书写的,是战争中最弱势的两个群体:日本的孩子和中国的百姓。前者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到中国的无辜弱者;后者是被战争的铁蹄践踏、饱受欺凌、苦难深重的受害者。这两个群体,本来互相之间毫不关联,而日本天皇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书,让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令人惊异的聚合反应。
  让我们随着作者的笔,回到历史现场:日本宣布战败,在中国的日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纷纷逃往各个出海港口,希望乘船返回日本。这些日本人,除了军人之外,还有很多通过一批批移民(包括武装移民)来到中国的开拓团成员。在长途跋涉中,饥寒、疾病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很多父母出于无奈、绝望,把孩子抛弃在半路上。也有一些开拓团,出于绝望和恐惧,竟以集体自杀来结束生命。集体自杀,其形式通常是一个团体内部的杀戳——一部分持有武器的人其他人杀掉,然后自杀。弱小的儿童,当然是最最无法选择生死的人,只是某些特别幸运的孩子,奇迹般从堆积成山的尸体中活了下来,或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逃了出来。还有一些孩子,随父母来到出海的港口,但面临归途中死于病饿等危险,也遭到了遗弃。
  这些日本孩子,就这样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虽然并非全是军国主义者,但也是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即使是最普通的开拓团成员,也曾耕作于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上,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过经济支持。就算他们不是战争罪人,也是有过错于中国的人。现在,日本战败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孩子,应当承受复仇的怒火吧?日本军人曾经杀害过无数个中国儿童,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中国人熟悉一张照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一个中国孩子挑起来,脸上还得意地笑。有多少中国人,在日占时期被日本人欺压、残害,承受巨大的不幸?再说,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中国大地是如此的贫瘠,百姓生活是如此的困苦,又怎么能养活得了这些敌国的孩子?
  但是,这些日本遗孤却在中国活了下来。一双双温暖的手,一双双慈爱的眼睛,接纳了他们幼小的生命。他们呀呀学语,对一对对中国父母叫爸爸妈妈。为了这个简单的称呼,一对对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成人,把他们送进学校,让他们成家立业。他们承担的,不仅是作为父亲母亲的人生之重,而且,还要承担种种社会压力。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比如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被红卫兵抓走,遭到毒打,胸前挂上“日伪特务”的大牌子,而他们的亲生子女,因为家中的日本人而变成“特嫌”, 一次又一次失去参军、提干的美好前程。而当这些日本孩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或是听到日本亲人遥远的召唤,或受到发达国家生活条件的诱惑,大多数远走高飞。已经老迈的养父母,又噙着泪水,把孩子们送回血缘上的祖国。这些孩子们,远在日本,虽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养父母,但在种种条件限制之下,无法让这些老人摆脱生命黄昏中的孤独、思念、盼望和痛苦……
  《日本孤儿》将战争题材、历史题材和社会题材融为一炉,是一部视野宏阔、角度新颖、笔力雄健的“大书”。其关注的对象,是极为特殊的人群——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中,成为一段人们遗忘的历史。”也正因为特殊,所以“有戏”——这些日本遗孤,当年被遗弃,被收养,后来回归既是祖国又是异国的日本,同时念念不忘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就是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和心灵图景。
  报告文学的一个决定性要素,是真实性,尤其是日本遗孤这样一个题材,涉及两国历史,更是马虎不得。刘国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巨大的诚意、认真和严肃。他不仅遍查历史记录,搜罗档案材料,从中寻找丰富详实的史实依据,还曾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采访。从书中可见,他曾经去过很多历史事件发生地,并与很多历史亲历者有过面对面的交谈。在方正县,他找到了当年日本开拓团的建筑遗址、关东军的军火库和无数日本人死去的地方(P132);在葛根庙(P86)、麻山(P89)、双庙子(P93)等地,他去寻访日本开拓团“大自决”的现场;在依兰县沙河子村,他找到了当年的港口码头,听到了被日本人杀害的马车夫张富平的故事,采访了被他救下来的日本孤女,了解了她的中国妈妈坎坷的一生(P174)。当他采访一位叫李淑贤的中国妈妈,不仅去了她的住地,还在在长春她“差点被‘大皮靴’踢死的上海路”做实地的考察。(P183)“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作者的身临其境,与大量的历史纪实材料相结合,互相印证,彼此发明,形成一种巧妙的结合。
  《日本遗孤》中的实地考察、亲自采访,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了这部书史实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符合“口述史”的观念和方法,而且,还在于它突显了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特点,也是难点,即“文学性”。由于作者近距离接触历史当事人,亲临事发地,就有机会观察、发现、挖掘很多历史的和现实的新鲜细节,产生许多独特的体会、感悟和思考。中国妈妈在大饥馑中让日本养女吃饱穿暖,自己却嚼着酒糟充饥,冬天穿着麻袋片缝合的棉裤(P178);带上四岁的日本孤儿弟弟到处讨饭,12岁的小姐姐见着人,就给人磕头,脑门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P202);吴凤奇老汉收养了三个日本孩子,跟老婆离了婚,在文革时受尽凌辱,“光着脚,在冰雪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跳‘忠字舞’;他的双手提着不准系腰带的裤子,拖着打残的一条瘸腿,站在排里跑步,动作稍慢,啪啪的皮鞭就会抽打过来。”(P206)这样的细节,都来自作者扎扎实实的“笨功夫”,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由于有不少“采访体”,作者有时还要从客观的描述中跳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他去采访一位的韩淑珍老人,“她的笑容,我竟想起我的妈妈。”“我跟她在门口、路口、车前,握了三次手。我感觉出,那是一双粗糙的手。这是每天每天都与劳动打交道的手。农活、针线活、喂猪喂鸡什么都干的手。侍候完儿子姑娘又侍候孙辈们的手(跟当年我妈妈的手一模一样啊!)”这种写法,可以体会作者的感情投入,是多么真挚,多么热烈,而传达出来的形象,又是多么生动感人!
  每个日本遗孤和他们的中国养父母,都有独特的生活轨迹,但由于时代背景相同,他们的经历,又会有某种相似性。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日本孤儿》这部人物和事件众多作品中,没有产生重复、单调和 “相犯”,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部书分为“大寻亲”、“大移民”、“大收养”、“大报恩”四个部分。而每一部分中,都以某个中心事件为核心。比如“大移民”先是盱衡世界局势,发露日本野心,再以历史鸟瞰和个人史的方式回溯“八一五”那个让无数日本移民感到天崩地裂的时刻,以日本幸存者和中国目击者之口,具体刻画日本开拓团大逃亡、大收容、大遣返以及“集体自决”的历史惨象。在“大收养”部分,则用以日本遗孤的自述、中国养父母的讲述,参酌书报、录像、档案等历史材料,描述出一个又一个“胜似亲骨肉”的感人故事。这样,每个故事,实际上都有一个重心,而不与其他的故事类似。其次,是作者有一支妙笔,不仅语言功力颇深,而且善于调整叙事方略,在基本相似的情节里,他总能“挑选”出最最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情境,让人欲罢不能。同样是收养日本孤儿,同样是中国男人,生意人杜岩溪被一个脏兮兮的日本小男孩跟踪,他在北风嗖嗖吼叫中,跟在飞驰的马车后面跑,最后,当这个光着脚的小家伙跑不动了,在地上还爬向他(P257);平凡的马车夫张富平和他的妻子,“睡觉时,把孩子放在中间,你啪地亲一下,我也啪地亲一下。”而收养这孩子仅三天,他就被日本宪兵杀害了(P174-176);李淑贤的丈夫,在妻子被日本人毒打小产后,“左手指甲使劲挖抠自己的大腿,右手狠命地揪着头发。几分钟后,大腿肉抠掉一块,鲜血染红了半边腿,手指粗的一绺头发,齐刷刷地掉下来。”几年后,当有一个收养日本孤儿的机会,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把她扔到大道上去”,可与这孩子的目光对在了一起,他也和妻子一样,被这个小脸儿漆黑漆黑、穿着紫底蓝花小和服的小埋汰孩子“击中”了……
  《日本遗孤》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书,是一部让人读来泪光点点的书。应该感谢作者刘国强,他扎扎实实地资料收集,又用朴实、真切、自然、灵动的笔触,复现了那段珍贵的历史。这段历史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中的当事人,包括当年那些被收养的日本孩子,也渐渐进入老境,而他们的养父母,很多都已去世。刘国强的抢救式“记录”,可谓抓住了历史的尾巴。也许这是命运的公正,因这些养父母,他们是最不应当被历史遗忘的人。他们曾经饱受侵略的伤害,却没有把仇恨倾泻到侵略者的后代身上,甚至用温暖的怀抱接纳了他们。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因为拯救了犹太人、德国人拉贝在南京拯救了中国难民而受到全世界的崇敬,那么,那一个个向孤独、弱小、濒于死亡的日本孩子敞开怀抱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全世界人道主义高峰的标志?很多中国养父母,在精神的境界上,甚至比辛德勒和拉贝更高尚更伟大——犹太人和中国难民,并不是辛德勒和拉贝的直接敌人,而日本人,是把战火燃烧到家门口的侵略者。中国百姓的品格是高尚的,心胸是博大的,在那个时代,他们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当然不会说“恶恶止其身”的理论,没有“爱你的敌人”这种以宽恕为旨归的宗教滋养,但他们会用最朴实的言语来翻译这些理念、用最切实的行动实践这些理念:“有账跟日本鬼子算,跟孩子记什么仇啊!”(P174)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最最值得历史铭记录的人吗?
  《日本遗孤》出现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平的根基,存于民间,存在于那些始终反对战争的百姓之中。《日本遗孤》,会让一片蓝色海洋这边的人,泪光点点,也会让海洋那边的人,发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和平需要的,不仅仅是是一架架飞机、一门门大炮、一枚枚导弹、一艘艘战舰的制衡和威慑,更需要一颗颗柔软的心。而且,这柔软的心,恰恰是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
  前不久,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2014年3月,他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他说:“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句话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刘国强的《日本遗孤》,以它的真实、可感,以它对战争中无辜受害者的悲悯之情,完成了一次不平凡的历史回眸,它引发的感动和反思,不就是一道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屏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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