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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第8期《广州文艺》
 

玉碎

 
女 真
  有谁接到过一个死者的信件吗?
  告诉你们,我,我接到过。但我愿意这是一生唯此一次的经历。
  接到年会通知时,我理所当然非常高兴。开会地点在昆明,而昆明是个好地方。开会间歇,去小巷小店走走逛逛,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还能再次淘到性价比高的翡翠小玩意儿。大概十年前吧,也是在昆明开会,我淘了一个属相手把件、一个手串、一个平安扣,回来以后,爱不释手,经常把玩。近些年翡翠价格飞涨,偶尔还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听老张的建议,把那个紫罗兰的手镯买下来。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一家中等规模的玉器店,老张看上了一个紫罗兰的翡翠手镯,悄声跟我们嘀咕成色不错。他费了挺多口舌砍价,最后的价位定格在一万块钱,老板死活再不松口,一分一毫都不减了。他没想到,同去的几个人,包括我老人家在内,围观他砍价是一乐儿,却都没下决心买这件宝物,大家先面面相觑,后一轰而散。一万块钱买个手镯?这事得惦量。十年前,一万块钱对我们这种阶层不是小数目。当然,现在也同样不是小数目。老张对我们不买手镯表示遗憾:“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不买?真是太不懂行了,将来你们会后悔的。”我们反问:“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你自己不买?!”老张回说:“手镯不在我范围。我闲钱有限,都买壶了。有机会到我家,给你们显摆显摆我的收藏。我真有好东西,一般人不给看呢。”
  想到老张,立马给他发微信:小张老师,昆明开会,你小人家去吗?
  “小张老师”和“你小人家”是我们一帮会友对老张的戏称。老张比我年纪大七八岁吧,在行内算是比较资深的专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长得比较着急,头发早早就掉光了。为表示尊重,一开始我称他“老张”或者“张老师”,谁知他并不领情,反问:“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老?!叫我小张。叫我小人家。”
  直接称他“小张”,显得太没礼貌,索性加个后缀“老师”,既表示了尊重,又显示他还年轻。每次听到我一本正经喊他“小张老师”或者“你小人家”,不知内情的人从诧异到也慢慢跟着叫起来,他总是乐不可支,眼睛眯成细细的一条缝儿。
  希望老张也去昆明,我有私心。我腕子上的那个翡翠珠手串,头一阵儿绳子忽然折断,翡翠珠散落,幸好当时手疾眼快接住,珠子没有碎掉。我曾在微信里问老张哪地方可以加工重串?老张回我:不着急的话,什么时候开会,你把珠子带来,我帮你串上。串珠子的绳儿也是有寿命的,隔几年老化,不折也应该换了,顺带着我再给你带点备用绳儿。我记得给他发过去一长串的“赞”,事先表示了衷心万分感谢。正寻思着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年会通知来了,真是说曹孟德曹操马上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是同行,住的其实并不远,但见面的机会多数是在会议上。开会这事儿,怎么说呢,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有些会开到外地去了,如果路途遥远,就比较辛苦。开会一般都要准备发言、有的还要交论文,也费时间、费脑细胞。但可以花公家的钱去陌生的地方,顺带着见识了些天下美景,有交通、伙食补助,过几天不用自己操心饭菜的日子,还可以私下交流信息、切磋学问,也不错。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订机票那天,我给老张打电话:“小张老师,你小人家跟我同行不?我们一趟飞机?我帮你把票订了?”
  老张沉吟着,慢吞吞回说:“我小人家老家有点事情,可能要晚到。你先去,我随后。我记着你那事呢,带绳儿是吧?放心,没问题。”
  我再次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又问他:“你准备选哪组讨论题?发言题目定没?最好咱俩一组。”
  他说了一个题目,我心中窃喜。正是我心仪的方向。妥妥的,到时候我们讨论也会分在一起了。开会累了,可以私下继续向他讨教翡翠知识。我这个人,优点之一是爱学习。
  下飞机,坐上会议准备的接站车,住进酒店。从酒店出发,走路五分钟到滇池。因为到得早,又没看见很熟的愿意一起出去走路的人,我有半天时间独自逛风景。春风吹皱滇池水,风大、浪高,竟有一种冬天站在海边阴飕飕的感觉。衣服穿少啦。滇池附近游人如织,却都是陌生人。心里想着,老张如果跟我同机抵达,有这个半天和晚上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店里淘东西了。买不买另说,至少开开眼界呗。
  中午在餐厅,开会的人陆续见面。认识的人见了我,寒暄之后,差不多都会问上一句:“老张呢?他怎么不来吃饭?会议名单上有他,好像还有他专题发言呢。”老张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行家,专业会议上的常客,打听他的人真不少。他开会发言认真、积极,平时总是笑眯眯的,人缘不错。
  我一一相告:“他老家有点事情,稍后就到。”
  后来的事实却狠狠打了我脸,让我很没面子。老张稍后没到,迟迟不到。一直到了该他大会发言时,也没见他人影儿。会务组相关人士找我打听,问我:“老张为什么还不来?”他报了名、报了发言题目,会务组给他安排房间,安排了大会发言,发言题目都印上会议手册了,他不来也不言语一声、不请假。会务组不高兴,我也有些郁闷——好像老张报了名不来,言而无信,我是同谋,知情不报。而且老张竟然不回我微信,不接我电话。他不回微信,我心里核计,也许他还在老家山区,真有事情绊住了?手机没流量了?不接我电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打了几次,手机一遍遍唱《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通了,就是没人接,没人说话。也许他手机被小偷顺走了?我心里发毛,不踏实,胡思乱想,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寻思着应该问问熟悉的人。思来想去,我才意识到,我既不认识他老婆,也不认识他孩子。我们虽然经常在一起开会,毫无疑问是熟人,但没熟到认识他老婆、孩子的地步。在一起开会时,我们讨论专业问题,也开玩笑,议论天下大事,政客希拉里为什么败给商人特朗普、朝鲜的导弹有多大威力,交流岫玉、和田玉、翡翠的品相、前景,却没谈过彼此的家庭、隐私。隐约听他们研究院里的谁说过,老张好像离婚了,老婆去了欧洲某国的孔子学院教书。他应该是有一个儿子。有一次开会,他大概是听会听累了,摘下腕子上的和田玉饰把玩,我拿风凉话敲打他:“玉再美,也是石头,你小人家不要玩物丧志啊。你把钱都砸石头上了,一点活钱不留,将来拿什么养老?”他当即以开玩笑的方式反驳我:“我拿什么养老?我有玉、有翡翠就行啊。等我老了,不能动弹了,想喝啤酒,我就告诉我儿媳妇:给爸买啤酒去!没有钱?保险柜里的东西先卖一件!”
  设想着让儿媳妇买啤酒,说明他是有儿子的。但我不知道他儿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他儿子电话。好吧,我不是他单位人事处,他没有向我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义务。到处打听他情况,有点小脚侦缉队的感觉,不招人待见。我只发微信问了他研究院里的一个同行,问他知道老张最近在忙什么不?人家回我:不知道啊,我最近在新加坡讲学,跟国内联系不多。
  罢了,不理他。虽说已经是网络时代,有人真不想跟你联系,信息再发达也是白扯。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是给想跟你联系的人准备的。
  老张莫名其妙爽约不来开会,昆明之行,让我感觉少了滋味。招呼都不打一个,这不是老张的一贯作派。真不是。我所了解的老张,他不是这样的人。但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还真说不好。听他手机唱《心太软》时,我在心里甚至恶作剧般地闪过一个有些阴暗的念头:老张不来,不会是他没准备好发言稿吧?记得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在他那本著名的《小世界》里写到一个澳大利亚教授,罗德尼·温赖特?好像是这个名字。罗教授迟迟写不出演讲的论文,却又不舍得失去出国参加研讨会的资格,在别人游览耶路撒冷风景名胜时,只有他自己不得不闷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里临时抱佛脚。如果不是第二天会场上闹了军团病的乌龙,吓得主办方提前结束会议,这个罗教授人丢大发了。站在讲台上不知所云,那可不是一般的丢人呐,江湖名声从此就坏了呀。这次老张不来,是不是跟小说中那个澳大利亚罗教授面临同样的困境呢?这些年他没少参加各种会议,虽然文章也写了不少,但他对自己要求还是蛮高的,这次会议的话题,他江郎才尽,写不出新东西了?还是他突然对开会、发言、见熟人失去了兴趣,不想来开会了?其实,我认真听了大会上的一些发言,包括小组讨论,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他们的发言,又有多少新意呢?也许是我耳拙了,没听出来多少呀。老张完全不必苛求自己。
  我这样不无恶毒地猜想老张,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开会发言这件事情上,老张是个有故事的人。话说二十多年前,在山海关的一个会议上,也有老张的发言。老张发言向来认真,基本上要带稿子,他一般都是在念稿子,脱稿的时候也有,很少。头一天晚上,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会友出去吃海鲜、喝啤酒,说话投机,聊得就比较晚。听说那个晚上他喝了至少两瓶啤酒,而我知道他平时不喝酒,他酒精过敏。那天晚上他一定是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晕晕呼呼地去了会场。恰巧那天会议安排他第一个发言,他站上发言席,打开随身携带的稿子,足足有一分钟,他一句话没说。他的脸憋得通红,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最后,他把发言稿放一边,虽然没有平时发言流畅,但还是靠记忆完成了大会演讲。会后他告诉我,山海关会议之后,他马上要去广州开另外一个会,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觉,这个早晨,他把发言稿拿串了。从那以后,在我和他一起参加的各种会上,再没见他喝过一滴酒。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的人。
  好吧,老张不来,会照样开。四天会议,转眼就结束了。他没发上言,会议其实也没什么损失。关于他为什么未来参会,主持人在大会上只字未提。主持人最后大声宣布:“本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圆满完成了预期的任务,现在我宣布大会结束,祝大家返程顺利,期待大家明年再见!”
  散会了,退房,去机场,回家。飞机落地,中断了五个小时的手机开始加班,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居然有七条短信、微信跟老张有关,让我心惊肉跳。那七条消息都在跟我印证一件事情:老张咋的啦?他为什么死了?!
  我被突如其来的信息爆炸造懵了,顾不上托运的行李,站在转动不停的传送带前,回了其中一个人的电话。那个人算是我跟老张共同的熟人,我们一起开过几次会。电话通了,我问他:“老张咋啦?!”
  熟人回我:“你跟他更熟,还想问你呢,他咋啦你不知道?!人没了呀,前天的事情,今天是第三天,告别仪式已经举行过了!听说范围很小,单位和家属都不愿意张扬,他单位还有人不知道呢。你知道内情吧?知道怎么回事不?传言很多,说什么的都有,不知道真假!”
  我看着我的红色箱包从我前面转过去。一阵头晕,有些站不住了。那个箱包里有我带到昆明去的翡翠珠子,老张说过要帮我重新串起来的,他还说要给我多带点绳儿。他告诉我他去开会,发言题目已经定了。他说他老家有事情,会晚到。他怎么就没了呢?不应该呀!听说他还天天早起跑步呢,一个锻炼身体、在意健康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不应该呀!
  红色的箱包在传送带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我最后一个取下行李。我先生在出口等我呢,我不能让他无休止地等下去。见了面,我把行李交给他,点了下头,再不想多说一句话。好多年前,我先生跳出原单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做外贸,工资要靠自己挣。这几年汇率变动太大,外贸不好做,猫一天狗一天的。个别单子,签合同时预计是挣的,因为汇率的变化,最后赔得唏里哗啦。当然,个别单子比预期赚多的时候也有。各行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我偶尔开会回来跟他抱怨路途遥远太累、开的会缺乏质量,他常常一声不吭听着,偶尔不以为然扔下一句:“坐着开会就把工资挣了,你还抱怨啥?”他这样判断开会的意义,让我无话可说。关于开会和我从事的专业研究的意义,我们说话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先生听我提起过老张,但他并不认识更没见过老张。见了面就告诉他对他来说是陌生人的死亡消息,破坏他的心情,有什么意义?不说也罢。
  此后的几天,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老张的究竟。关于他的死,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死于煤气中毒,是个意外。有人说他是服用安眠药过量。还有一个说法,说他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把家里的煤气打开了。邻居闻到异味,报了警。派出所找到他单位,单位又找到他儿子,一起撬开了门。据分析,那时候距离他死去,已经至少七天了。也就是说,当我坐上飞机跨黄河、长江向昆明飞去的时候,当我在滇池边上埋怨他不跟我同机的时候,当同行们向我打听他为什么还没来的时候,当他缺席大会、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们,我,一直以为他还活着。我甚至曾经不厚道地想过,他可能是因为写不出来发言稿才缺席了会议。真不应该呀。
  我不知道怎样向他表达歉意。我不认识他的妻子,不认识他的儿子。贸然打电话过去,说一句“节哀顺变”,其实只是安慰我自己,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在伤口上重新撒盐而已。不问也罢。我想到了微信。我找到他的微信,这样写上:小张老师,愿你在天堂安息。
  不出意外,没有人回我微信。老张再不会回复我微信了。又一个有才华的人走了。老张。听说他有抑郁症。但我们相识这么多年,从没听他自己说过。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一个收藏玉、为玉写书的人,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一个研究员,连个股级干部都不是的人,怎么就抑郁了呢?
  有谁接到过一个死者的信件吗?
  告诉你们,我,我接到过。
  是老张的来信。
  从昆明开会回来,我身体疲累,心情不好,在家里躺了三天。第一天上班,我在办公桌上一堆报刊、信件里面,看到了老张的字迹。用的是那种极普通的信封,我敢肯定,信封上那些字一定是老张写的。从手写稿件时代,我就认识老张了。两次编论文集,他手写的论文都是我经手编辑的。他是一个文章中有错别字的写作者,偶尔在表达一些复杂意思时,因为句子太长太绕,难免还有病句。老张大学本科其实是学医的,读研究生时改成现在的方向。我那时候修改他文章、把他手写的稿子涂抹得通红时,还曾经想过,这个人,好像是个怪才哦——当医生可以治病救人,脸皮厚点的,还可以拿红包贴补小日子,他怎么就愿意搞如此枯燥、收入又低的文字研究了呢?是在向鲁迅先生学习和致敬吗?天下医生数不清,鲁迅先生可是只有一个,不是什么人都能当鲁迅。也许他真应该去做医生拿手术刀的,作为一个男人,他的手很巧,据说连毛衣都会织,但文字工夫真的一般。不是科班出身,基本功总归差些。因为我改过他的稿子,他还曾经用戏谑的方式对我“擅自”改他稿子表达过轻微的不满,认为我不是他的知音,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这次,他想干什么?不会是投稿吧?
  我小心翼翼打开信封。信封里,一张雪白的A4纸,包着一小卷尼龙绳。纸上写着这样的字:如果你自己串不上,去展览馆东区,一楼那些装饰品柜台,小姑娘们都会。
  没写抬头,不见落款。没写他为什么不去开会,没写他是否得了抑郁症,没写他即将离去。但如果不是萌生了去意,他为什么要把尼龙绳夹在信封里邮来,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话?哪次开会见面,当面给我就好了。
  我几次拿出他寄来的尼龙绳,试图串上翡翠珠。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个笨拙的人,动手能力相当不行。幸好老张了解我,早知道我肯定不行,已经给我指明了方向。按照他的提示,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下了决心,包上翡翠珠子,带上尼龙绳儿,去展览馆东区。我已经很多年没去展览馆了。东区并不难找。东区的一楼,果然有一溜儿卖饰品的柜台。我找到一个穿戴朴素、看上去挺顺眼的小姑娘,问她是否能把翡翠珠串上,她很肯定地告诉我:“可以。”
  在我的注视下,她把珠子一个个串起来。她的手确实比我巧,是干这活的料。正准备打结的时候,手机铃声在什么地方响起来,她手伸进裤兜去掏手机时,未打结的翡翠珠子,从尼龙绳上掉落下两颗,落在水泥地面,声音清脆,就是白居易所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吧。不用低头看,我也知道,那两颗珠子,一定是碎了。
  我心里相当疼。没想到我从昆明淘到手里,跟了我十来年的两颗翡翠珠子,会以这种方式粉碎、殉难。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在小姑娘的眼神里看到了恐惧。小姑娘声音里有哭腔:“阿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当然,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她其实不用害怕,我不会让她赔偿。我只是非常难受。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老张。是他支使我来展览馆东区的。翡翠珠子碎掉,也许是天意,也许老天爷、王母娘娘、耶酥基督、真主安拉或者干脆就是老张,在用这种方法提醒我:好东西不会永远存在,好东西往往可能是易碎的,譬如翡翠。石头如此,何况人乎?!
  面对小姑娘,我把翡翠珠子和尼龙绳归拢到一起,放进随身的挎包。我跟她小声说了句“没关系”,逃离一般走出展览馆,下电梯去坐地铁。不是交通高峰期,地铁上人不算多,人人都有座位。我坐在地铁上,看窗外一会儿出现明亮的站台,一会儿出现黑黢黢的墙面。坐在我身边的陌生人起身下车,又有一些陌生人上车坐到我身边。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过客。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老张真收藏过玉壶吗?那些玉壶,还在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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