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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2期《芒种》
 

帅府广场上的新娘子

 
刘嘉陵
  沈阳城南,帅府广场上,七米高的张学良戎装雕像右后方,一个新娘子正在拍婚纱照。天气晴朗,蓝天白云衬着盛开的桃花,桃花衬着红色的无袖落地婚纱。一个小伙子为她扯起飘逸的蕾丝边裙带,黑色西装的新郎官站在摄影师那边,还有个小伙子站在侧面,双手操着一面圆圆的银色反光板。
  该叫她准新娘吧,婚礼还要过些天,那时婚纱就换白色的了,代表圣洁。这是西方的习惯。中国人更喜欢红色,但结婚当日,新娘子大多还是穿白色婚纱,因为有个奇怪的说法:穿红色或粉色意味着二婚。也有新娘子不理这一套,就穿红色的拍照、也上婚礼了,怎么着吧?现在,帅府广场上这位新娘子属于哪一种呢?
  她身材颀长,长得很漂亮(当然有化妆的功劳),年龄大约二十六七甚至还大些,手捧一束红玫瑰,盘起的黑发上别着些小红花。新郎官个子也很高,戴着眼镜,黑色西服里衬衫雪白。过会儿,他也走过去,两人一块儿摆起拍照的姿式,微笑着。
  忽然,新娘子回过头,向灰色起脊高墙的帅府大门那儿张望。
  她听见了什么?一百多年前娶亲响器班子的喧闹吹打声吗?十四岁的张学良和十七岁的于凤至成婚盛典已经开始了吗?帅府大院里搭建的戏台上贺喜的京戏《龙凤呈祥》正在上演吗?“昔日梁鸿配孟光,今朝仙女配襄王。暗地堪笑奴兄长,安排毒计害刘王……”她和她的高个子新郎官比那对民国小新人都大了一旬上下,而时间却在一百多年后。“女大三,抱金砖”,张家老帅对儿子婚事极中意,这也是其中一项。少年张学良却没那么中意,但还是屈从了“父母之命”,与知书识礼的“大姐”做起夫妻,生了三男一女。后来又在“大姐”的宽容下,从天津接来“小妹”,还为她盖了座赭红色的二层日式小楼,里面该有的之外,另有舞厅和钢琴房,法式家具为主,人称“赵四小姐楼”,就在广场东北方向,百十来米远。
  张、于婚庆三十多年后,帅府广场以南一条叫南关的横街上,又一个大户人家也吹吹打打操办起婚礼。那已是二十世纪中叶,沈阳城的新派人物成亲,都先穿起西装和白色婚纱拍婚照。也是桃花盛开的时候,拥有南关半条街店铺、房产的人称“郭半街”的大财主家娶儿媳妇,南关街头站满了瞧热闹的人们。
  郭家长子是刚从上海交大归来的大学毕业生,新娘子则是东北大学预备校的学生。这样一桩当时少见的高学历婚配轰动了半个沈阳城,但新娘子嫁的并不是前不久还在热恋的情人,那个小伙子也是东北大学预备校的学生,也是富家子弟。他们的恋情是用多少场早期黑白电影、多少次小河沿观荷、多少封派克钢笔一字一字写成的厚厚的情书撑起来的?谁也说不清楚。恋情持续了几年,从他们读国高(国民高中)起,到双双作为尖子生被选入东北大学预备校。 
  终于有一天,前恋人带着她乘坐豪华马车,来到他家的深宅大院,去向父母禀报婚姻大事。小伙子剃着精精神神的平头,用沈阳老人夸帅哥时喜用的话讲,“毛嘟嘟的大眼睛”,穿着黑色立领学生装。他的恋人梳着齐耳短发,留着刘海儿,穿着阴丹士林蓝裙和红毛衣。那个大户人家的雇工们从一个个店铺的门窗里瞧着这对恋人,都不禁赞叹:“才子佳人!”
  那家父母见那洋学生言谈举止都还得体,又听说也出身富家,和儿子一样,都已跨进了大学门槛,不禁微微颔首,相视一笑。该进入下一项程序了:合婚。女方把她的生辰八字留下,就走了。小伙子送恋人出了大门,上了黄包车,两只手在指尖上缓缓分开。黄包车跑在沈阳城南横街上,南关的夕阳金光烁烁。
  次日上午,老夫人着人请来算命先生,出示了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是沈阳城“五大命相大师”之一,在中街有固定铺面(虽然小了点),出场费即若干块大洋,戴着圆圆的平光眼镜,瓜皮帽,长袍马褂,一身腐气。可若无这身腐气,老夫人还不认呢。老夫人投身万国道德会东北分支的“恢复固有道德”大业多年了,她们的领导者兼偶像王大善人就是这派头。
  “命相大师”眯缝眼睛,摇头晃脑开始工作,十指掐来掐去,嘴里叨叨咕咕。光景有些不妙啊,俩“小人儿”一个属鸡,一个属猴,这叫“龙虎如刀错,鸡猴不到头”。这且不论,属猴的还是女方,比男方大一岁,这又叫什么呢?叫“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三”才“抱金砖”呢)!
  大师走后,老夫人和老头子商议片刻,把决定说给儿子。儿子脸色大变,浑身筛糠似地颤抖,混乱不堪地向母亲陈述民国已经三十多年、国人的婚配方式也应与时俱进等道理,历数书香门第出身的恋人智识加贤惠、新学融旧美等一条条优长,苦求母亲复议。母亲眉眼间似有几丝不忍,后命儿子起身,容爹妈再合计合计。
  午后,老夫人又乘黄包车去了中街“命相大师”那里,从怀中掏出另一对男女的生辰八字,一蛇,一猴,求“大师”再合一次婚。“大师”又眯缝起眼睛,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忽从平光镜片后面裂开眼睑,瞪圆了眼睛,道:“这对正合适!福禄鸳鸯,智勇双全,功业垂成,足立宝地,名利双收,一生幸福!”又道:“天作之合,天作之合!”遂操起毛笔,捏着黑油油的袖口,在一方红纸上写下两行竖排小字:“乾造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建生,坤造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建生……”
  女方仍是东北大学预备校那位洋学生,男方却换上了她的恋人的大哥。那时候女大学生金贵得很,家境又好,生得还不高不矮肥瘦适中,大哥则因多年战乱一直未曾婚配,肥水岂能再流外人田?老夫人于是又点了回鸳鸯谱,让大哥娶下准弟媳。
  现在我们清楚了,沈阳城南关街上正在办喜事的郭大财主家,新娘子曾经的恋人正是郭家二帅哥。
  小伙子闻听家里的最新安排大恸,扑通一声跪在厅堂,泪流满腮,而老夫人——“万国道德会”东北分支的热心信徒却再无一丝不忍。小伙子跪了整整一夜,据说是整整一夜,要不今天的电视剧里为何老出现这样的场面?可到底,他还是白跪了。
  事不宜迟,郭家老大婚庆很快备办完毕。前夜,郭家二帅哥泪痕未干地恳请母亲:“让我再见我嫂子一面……”说到“我嫂子”三个字时,止不住又呜咽起来。郭老夫人这回发了慈悲,准了儿子请求,郭家二帅哥在一间屋子里和“嫂子”谈了许久。“嫂子”好生劝慰了“小叔子”一番,她对重新洗牌的婚配并无异议,若她坚决不从,两人便可用私奔来捍卫爱情。但她没有,一下子相中了更有风度也更成熟的郭家长子,称心如意地做起原恋人、今小叔子的“嫂子”。郭家大帅哥呢,那位从大上海归来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理工科高级知识分子,也默认了父母的安排,接受了原本的“弟媳”。
  迎亲的唢呐、锣鼓、鞭炮声响彻南关街头,郭家二帅哥卧在大宅院东北角的柴垛后面哭泣,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昔日东北大学预备校高材生的风采哪还有一星半点?他哭了一整天,后来就睡着了,醒来即开始疯癫。先是小疯,家人不在意,渐至大疯,大吵大闹,攻击性越来越强,郭老夫人遂命下人用铁链把他锁起来,终日不出居室。
  他的疯病曾治愈过,那已是一九四八年,郭家举家迁至北京,在京城为他娶了一房媳妇,眉眼挺周正,头发溜光水滑,但不是大学预备校的高材生了,小家碧玉,喜欢嗑瓜子,听大鼓书,郭家老二的病也时好时犯。郭家觉得愧对二房,大嫂子每到裁缝铺量体裁衣做新装,二弟媳也一块儿带去,做同样的新装,虽说双方的社会地位悬殊。
  这样的平静日子又过了段,等到郭家老三娶亲时,郭家老二一听见唢呐、锣鼓、鞭炮声响,见到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子,忽又疯癫起来。自此,郭家人再不许老二见大嫂了,郭家老大遂携少夫人离家南下。他已是铁路上的总工程师了。
  
  帅府广场上,红色婚纱的新娘子和黑色西装的新郎官向镜头笑着,摆了几种姿式,拥着或不拥着。一百多年前帅府小男女的包办婚姻和七十多年前郭家的爱情悲剧已经远逝,好像只是民国题材电视剧里虚构出来的情节,越来越不可信。
  新娘子捶了下新郎官说:“到时候你可得抱住我,从楼里出来到车那儿,挺远呢。”
  新郎官嘿嘿笑着:“悬。”
  “你还敢把我扔地上?”
  “不是我想扔,是……”
  “好哇!”新娘子用没捧花那只手捶打起新郎官,“你就说我胖得了。你直说得了!直说得了!”
  “我死不撒手行了吧?就是摔倒了也做你的垫背行了吧?”
  “你做垫背也不行!新娘子进婆家前脚不能着地,我老姨都强调一万多遍了!”
  “那为啥呢?”
  “我的脚要是着了地,我们娘家的财气就跑了。”
  “哦,要是你脚不着地,你娘家的财气就都带婆家去了,对不?”
  “臭美吧你呀!”
  “好好好,一定不让你脚着地。但得有个条件。”
  “啥条件?”
  “前一天晚上我猛吃一顿,你就光喝减肥茶。”
  新娘子又捶了新郎官一拳。这次她换了只手,因为那一大捧红玫瑰也换了手。
  正午的帅府广场上,东来西往的游人都扭过头,瞧着他们。
  新娘子窘了下,对新郎官耳语着。两人又笑起来。
  
  郭家即将迁往北京前,某个秋日,一对民国小资闺蜜路经郭宅后墙,她们是帅府以东几百米外的文庙小学的教员,文和春。她们走着说着笑着,忽听高墙内一声声叫骂:“老巫婆!老巫婆!把老巫婆扔天上去!扔天上去!”之后是狂笑和砸东西声音。她们知道,郭家老二又犯疯病了。
  她们就要分手了,文刚辞去文庙学校教员的差事,准备随结婚不久的丈夫离开沈城去外地,这对闺蜜正要去照相馆拍照留念。她们第一喜欢看电影,第二喜欢照相,旗袍照,风衣照,毛衫照,背带裤照,后来的列宁服照,再后来的干部制服照。
  文和郭家算是远房亲戚,她带春走进郭宅,向长辈们施过礼后,请准去后院看疯表哥。疯子被锁在一间小室,乱发盖眼,胡子拉碴,黑色立领学生装破旧不堪,一身尿臊气,兀自笑着叫骂:“老巫婆!老巫婆!把老巫婆扔天上去!扔天上去!”春远远站着,面有惧色,不解其意。文指了指前院,轻声告诉她,“老巫婆”骂的就是郭家老夫人。疯子嘴角干裂,声音嘶哑,文去厨房大水缸里舀了一瓢水,走上前,递给他。疯子边喝边直勾勾盯着她,文穿着白地儿蓝花旗袍,梳着月份牌上新时代摩登女的发型。疯子忽问:“你是谁家的新娘子?”文抢过他手里的水瓢,刚要走,疯子一把拉住她的手:“你是我大哥的新娘子吗?你是我嫂子吗?”大笑起来,接着又大哭,继续摔东西。“嫂子!新娘子!我的新娘子呢?我要娶新娘子!”
  文拉着春匆匆离开郭家,一路上对春狠狠说道:“我更得走了!离开这儿,头都不回!”
  文的新郎官也是大学生,但他念的是抗战时流亡四川三台那个东北大学,不是郭家疯子和嫂子念的抗战后迁回沈阳的东北大学。文的新郎官念的也不是郭家老大念的理工科,是文科,中文系。抗战胜利后,他从南方回到阔别多年的沈阳老家,在一个局里做事情。大户人家出身的文,心气儿和个头一样高,又是那个年代受人青睐的女教员,多少人保的媒她都没看好。一位白白胖胖的警察局长,她嫌人家有一口金牙。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科长,她嫌人家“粘粘乎乎的”。后来,她的搞建筑设计的姐夫又给她介绍了几位,她都嫌个子矮。姐夫某日忽道:“这回我可给你找了个高的!”文的眼睛亮了,刚要细问,姐夫却朝一个方向比划了一下,嬉笑道:“你看那南塔怎么样?够高了吧?”
  南方归来的大学毕业生鸿走在了文的身边。个子倒是高了,挺魁梧,仪表不俗,但南国风烟把那张脸弄得黑黑的,话也不多。亲友们多看好那个白白胖胖的镶了金牙的警察局长,不解文为何看上一个黑黑的穷大学生。文也说不出太多道理,反正就是喜欢这个读书人。文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当年进京赶考时,骑毛驴走了三天三夜。在一张十九世纪末的泛黄照片里,他戴着伞形官帽,穿着长袍和马蹄袖官服,手执折扇,坐在早期照相馆的山水景片前。老爷子饱读诗书,写一手好字,曾参与编修过《沈阳县志》,不在乎女儿与未来女婿的八字犯不犯,在乎的是那个“小人儿”的“淆(学)问”。介绍人把鸿的奖状一样的大学文凭捧给老爷子,老爷子左看右看了几遍,方才拈着胡子点了头。鸿的父亲为人厚重,也写一手好字,读过讲武堂,是东北军的上校军官,不久前刚从江西抗战前线回到沈阳老家,两家算是门当户对了。
  但没多久,鸿的父亲突遭车祸身亡,留下再无经济来源的继母和五个弟弟妹妹。介绍人忙跑到文家,不再撮合两人婚事,把实情一五一十全告诉了老爷子。老爷子唤来文,问她还中不中意鸿?文不语,后点头。老爷子长吁一声:“那就这样吧。人家现在遭了难,咱这时候悔婚,也说不出口啊。”
  数月后,文做了鸿的新娘子,著名学者陆侃如为他们证的婚。二人在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文穿着落地白绸裙,脑后有白色花样装饰,手捧垂地长花束,坐着。鸿穿着三件套黑色西装,扎着领带,胸前佩一大朵下缀新郎官标签的黄花,站着。双双神情庄严,似笑非笑。后来,这张黑白婚照被放大了若干倍,挂到照相馆橱窗里。路人纷纷伫足,惊异新娘子雍容华贵的福相,似年画里的观世音。但新娘子卸下新婚容妆、搬进夫家后,观世音似的福相渐渐消失,开始帮夫君支撑起一大家子生计,买米买菜,打火做饭,洗洗涮涮,双手粗糙起来。
  
  文和春洒泪而别,随鸿登上北去的列车。等他们再回到家乡,沈阳城已进入新时代。此前不久,鸿才把真实身份透露给妻子,那时他们已在哈尔滨解放区,等待组织上分配新的工作了。鸿从南方离开新四军部队、换上便装回到沈阳原来负有特殊使命,打算在大军攻城前,先策反在东北军任团长的父亲。父车祸身亡后,组织上又安排给他别的工作,为沈阳解放做些准备,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资料科职员。
  文的亲友们刚得知文的丈夫真实身份时都大惊小怪,对文的母亲说,这丫头傻了还是疯了?好好儿的国军官儿不嫁,偏要嫁个“土八路”?文的母亲也是裹过脚(后又放开了)、扎着疙瘩鬏、穿着暗色大襟衣的旧式女人,但还有别于一生忙于一万种讲究的郭大财主家夫人,只轻叹一声说,唉,二丫头八成就这命,自个儿的梦,自个儿圆去吧。
  鸿和文进入市党报工作,他们住在沈阳城西,公家分配的房子。他们生了三男两女,长子在“文革”知青时代早逝,那是后话了。鸿是报社的领导者之一,大约十年间,他都要带着组织上配的防身手枪,疾步去报社打夜班,一支接一支抽烟,逐字逐句审看四块版,等待随时可能发来的重要新闻稿件,直到东方发白。清晨,简陋的老式印刷机旁,鸿打着呵欠,头发蓬乱,胡茬浓重,边吸着烟和工人师傅唠家常,边接过他们递来的带着油墨香味的当日新报,一块版一块版读去。那时刻,第一缕曙光已映在新报上,他皱了一宿的眉头舒展开来。
  此时,文在几里外的二楼家中也早早醒来,正在厨房为丈夫熬小米粥,煮鸡蛋,馏馒头,为孩子们做他们的早餐。再过会儿,又该叫醒孩子们了,上学的上学,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之后,她也要在丈夫的鼾声中,轻轻走出去,关好房门,到报社资料室去忙一天的工作。有时候鸿只是装作睡着了,一直听着妻子抑制的呼吸、窸窣的衣服摩擦声和轻轻的脚步远去,推开门,再从外面轻轻关上,咚咚下楼,最后,拉开楼下大门,砰的又关上。
  每年春季,文都要约上春(已换了所学校继续教书,嫁给一位职员)大老远坐三轮车跑到沈阳城南,经过帅府,到文庙学校待上一会儿,听着啁啾的鸟叫,转圈望一望衰老残破、屋脊上杂草丛生的大成殿,嗅一嗅大成殿东侧依旧生机盎然的桃花。过会儿两人再往南行,走一走文从那儿长大的南关横街。
  几年后,文庙学校拆除了。春天里,文又约春去了那儿,大成殿和前后几所老房子、几株老桃树、老柳树、老槐树、老榆树都不见了。在一片空旷的建筑工地上,她们踏着废砖烂瓦和荒草,一一确认着从前的门房、校长室、上操处、“你的班级”“我的班级”,不时争执几句。她们的发式和着装不再摩登,都梳起短发,穿起素色的四个兜干部服,但上衣仍有垫肩,仍从领口翻出尖尖的白色衬衫领。
  文庙学校旧址附近,一所新型小学拔地而起。若干年后,成为国家级现代教育实验学校,体育馆、游泳馆、多媒体语音室、微机网络室……仅音乐教室就有五个,钢琴房二十四个。
  
  一九六六年夏,鸿被人用理发推子剃成了“刨花秃”,脸上喷了墨汁,头上戴着长长、尖尖的高帽,颈上挂着大牌子,站在大卡车上游街。晚上鸿回到家,文一见到丈夫的“刨花秃”,放声大哭,哭完了又笑,好似二十年前“郭半街”家的疯子老二一样。为啥叫“刨花秃”?因为推子像刨子在木头上一下一下刨,刨得满地碎发。但民间这说法只对了一半,剃下的一小撮一小撮碎发的确很像木头刨花儿,剃过的头却坑坑洼洼,一点不像刨好的木头构件。
  一天夜里,鸿不再连忏悔带委屈地讲政治运动之事了,忽然和文说起奇怪的话,甚至有了笑容。那已是立秋时节,后半夜的清风透过纱窗拂着人身,凉爽舒适。但这个家庭感觉不到那凉爽舒适。鸿问文,这些年,咱俩生了几个孩儿呀?文说你咋明知故问?仨小子俩丫头嘛。鸿说,如果去农村,大丫头和大小子能挣上半拉子工分不?文说咋不能呢,俩大的都很能干,咱要不说,人家准以为大小子不是十六是十八呢,多大的体格呀,我看俩大孩儿一天挣七八分、八九分不成问题。鸿说那如果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再加上俩大孩儿的农村工分,你们娘儿几个能过下去不?文变了脸色,抬高声音说,你啥意思啊?你到底啥意思呀?鸿泪如雨下:我实在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多年,连张公家信纸都不往家拿,没整过人也没害过人,好几次人家要给你调工资我都给搪了,可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呀?还不让人说话不让人申辩,什么脏水都往你头上浇……受够了我实在受够了,没法活啦……我想去摸锅炉房的电门……以后我在天上保佑你们娘儿几个……文厉声喝道,你咋能这么想啊?当年那个给我背普式庚(普希金旧译名)诗的热血青年还是不是你呀是不是你呀?人家还没判你死刑呢你自个儿就判了自个儿死刑?要我说世间万事有始就有终!横竖不能没完没了!运动后期,大不了把你削职为民,发配下乡去当农民,有啥了不起的?咱祖上哪个不是农民?还都是闯关东过来的穷农民,啥苦头没吃过?你别再说啥你们娘儿几个你们娘儿几个的了,还是我们一家七口!都下乡!全当农民!我不信咱一大家子一个懒人没有还能饿死?咱家起码有四个成劳力吧,再加上三个半拉子,一年挣的工分够了。再养点猪啦鸡啦鹅啦鸭啦,房前屋后种上柿子茄子黄瓜芸豆,到时候叫咱回城,咱还不稀得回呢!
  鸿被文说得心里敞亮起来,后来虽然又吃了更多苦头,却再没想不开过。他们相跟着从城里到乡下,再从乡下回到城里,直熬到社会又恢复了正常。
  鸿重操旧业,把那份地方性报纸办出了很大的响动。
  鸿和文最小的儿子也开始谈婚论嫁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立秋后的一天,他也走在了帅府东侧的南北大街上,身旁有一个纤弱秀气的女孩,美术学院的在读生。两人是第二次见面,他们刚从美术馆看完画展,一路步行而来。
  本来要乘公交车的,那会儿太阳已经偏西,她说她要去大南门,父亲单位那边。他说他送送她,她说你就送到对面的环路车站吧。他们让过来往车辆,走到马路过面,找到车站牌子看去:大南门,八站地。他们边等车边聊,聊刚才的美术展览,聊她的大学她的美术专业,聊他的大学他的文学专业,聊天气。
  公交车干等不来,好像故意创造机会让他们多聊会儿。他建议陪她先往大南门方向溜达着,不比早早挤进公交车清爽?她同意了,他们向东走去。鸿和文最小的儿子身材高大,也戴着眼镜,如果穿上黑西装白衬衫,就和帅府广场上的新郎官分不清了。但那会儿,他穿的是天蓝色短袖体恤和米色细条绒裤。
  不觉间走过了两站地,一辆辆环路车呼啸而过,但他们都不在站上,也不大在乎它们了。他问她,父亲单位在大南门哪个方位?她说大帅府。他问是张作霖他们家吗?她笑了,说当然,还有哪个大帅府啊?她父亲的办公地点在大青楼,几年前,她家从农村“走五七”返城,还曾在那三楼住过一段时间。
  八月九号,天气凉爽些了,但毕竟还没出伏。他们开始出汗,她用一直没离手的小手绢不时擦着脸。她穿着深蓝地儿红碎花连衣裙(说是自己做的),白凉鞋,梳俩小辫。
  可聊的话题多的是,她们美院油画系男生像女孩一样留起了长发,还用皮套扎起马尾辫,上面儿开始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长发,喇叭裤,交谊舞,邓丽君歌曲等等都在必反之列,学校领导就开大会点名批评油画系男生。几天后,油画系男生又集体出现在操场上时,清一色都剃成了秃老亮,一个个圆脑瓜在太阳底下大灯泡子似的闪闪发光。校方又想开大会批评,但终于不了了之。他们下的命令不就是“把长发全部剃掉,否则校纪处分”吗?现在,对方已遵旨把头发剃了,难道还要下第二道命令,让他们的头发立马再长出来吗?美院甚至邻近的音乐学院的女孩都爱上了这些秃老亮,等着瞧吧!他们迟早还会秀发飘逸,英俊帅气的,在画室挥动妙笔,在足球场奔跑叱咤,在宿舍豪饮狂歌,在大山深处背着行囊步履生风。如果有一天能做他们的新娘子,该多有意思。
  不觉间八站地全部走完,大帅府到了。她创下了一生中徒步八站地的最高纪录,可两个人都觉得还有好多话没聊。分手时,她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两年后,她做了他的新娘子。那会儿还没时兴穿落地婚纱、拍婚纱照、几十上百桌地大操大办、新人走T形台、主持人不停地饶舌。两家亲朋只是在一家名馆子吃了顿婚宴,统共三桌。保存下来的彩色照片里,新郎官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扎领带),牛仔裤。新娘子穿着粉地黑花套头毛衫,棕色筒裤。他们端着高脚杯微笑,新郎官的手搭在新娘子肩头。
  新娘子把两年来他们的异地通信一封不缺全部装订好,送给新郎官,总共两摞,上百封信,每封信少则三四页,多则五六页甚至七八页,上面满是蓝黑墨水、纯蓝墨水钢笔字。新郎官捧着厚厚两大摞信件吃惊不小,他以为那些季节、光阴、春雨、冬雪、两地间的苦苦思恋、人间烟火、儿女情长永远蒸发了呢,原来还在,被那些亲爱的纸张和钢笔字给牢牢地留住了,就像夹在书本里的一片片枫叶的纹理和旧了的色彩。
  新郎官读研毕业后,刚巧也分配到帅府大青楼,在二楼西南张学良、于凤至卧室设的编辑部做文学编辑。几年后的一个正月初三夜,他只身在一楼值班,空旷的大青楼内寂静阴森。夜半时,他在一楼南大厅角落里的单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除了断断续续的耗子咬啮外,走廊上总像有神秘声音微弱响起。走廊灯彻夜点着,单位春节联欢会的痕迹依稀可见,套圈,摸鼻子,猜谜……玩得真是尽兴,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从父亲鸿那儿遗传来的猜谜的本事。有一条谜语:“人人翻身——打一电影名”,他猜出来了,谜底是“《丫丫》”。还有条字谜:“三十上下恰似花一样”,他又猜出来了,谜底是“卉”。还有条谜语,“已是黄昏独自愁——打一外国喜剧家”,这条他也猜出了,但稍费些周折。法国喜剧家莫里哀最为接近,可又有些牵强,关键是那个 “莫”字如何解释。他毕竟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古汉语里“莫”“暮”可以通用,“已是黄昏独自愁”就是“暮(莫)里哀”嘛!……那个窗外黑沉沉的大年初三之夜,大青楼一楼大厅里联欢会的彩色花环怎么不再喜庆,倒像灵堂上的一个个花圈?
  
  又过去三十多年,还是桃花盛开时节,鸿和文已逝去多年,他们最小的儿子想写篇讲老沈阳的东西,跑了几趟沈阳城南,在帅府广场上偶然见到拍婚纱照的新娘子,于是有了题目。此时距张学良、于凤至成亲已一百多年,距郭家老大娶二弟女友也过去七十几年。
  新世纪的沈阳城南,彼此相似的商厦、酒店、机关大楼、高档住宅东西南北密密排开,满街筒子彼此相似的大车小车昼夜奔跑。他在金色夕阳中眯缝眼睛注视着南关横街,昔日“郭半街”郭大财主家的大帅哥、大嫂子、二疯子若还健在,都是百岁老人了。他想象着七十多年前的郭家宅院、外祖父家宅院、挂着各色商业幌子的郭家或别家大小店铺、飞檐、高脊、雕花门楣、木格窗、高高悬起的招牌——“某某饭庄”“某某金银老店”“某某成衣铺”“某某参茸药行”、伙计们在店铺门口招揽生意的喧闹、土道上一声声悠长如歌又有几许苍凉的摊车叫卖……心头涌起好多种滋味。
  他和美院女生的女儿已接近拍婚纱照新娘子的年龄,但那丫头好像还没做够单身族,正在海外留学,三天两头在手机朋友圈晒她刚做好的配着嫩绿菜叶的牛肉面、刚画成的光怪陆离的“心灵叙事”画、刚从超市买来的破洞更多的新潮牛仔裤。每次和父母面对面手机视频,她都嬉皮笑脸地解构父母对她婚姻大事的担忧。你们想啊,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四十都不到!有的版本说是三十九岁,还有的版本说才三十五岁。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十五六、十六七结婚太正常了,必须的!否则再过二三十年就差不多到头了。运气好的活过了五十,还指望四世同堂呢。现在就不一样啦,中国人平均寿命都七十五了,女的还要高,据说比男的能高个四点零几岁呢。那我们再谈婚论嫁,年龄段的比例得有点改变吧?至少应该翻一番对不对?从民国时的十五六、十六七,翻到三十一二、三十二三,对不对?嘻嘻……那我离那岁数不还有段距离吗?你说你们还着啥急?嘻嘻……凡事得按科学的、均衡的比例来,对不对?刻舟求剑是不对的,嘻嘻……
  他重游故地,原先的单位办公室恢复了帅府昔日的奢华,原先的编辑部——张学良、于凤至卧室的一扇扇长窗旁,又装起富贵的白纱、红绒落地窗帘,摆放起民国时代官宦人家的红棕色贵重家具。穿月白色旗袍的美女讲解员正向一组游客说起陈年旧事:“就是在这里,张学良迟迟下不了杀杨宇霆、常荫槐的决心,最后和于凤至商定,抛银元,服从上苍的安排。如果三次都是正面——袁大头着地,就只抓不杀。如果三次都是背面着地,就立即杀掉。张学良拿起银元抛了几次,竟然都是背面着地,他又犹豫起来。于凤至原本就不赞成在帅府里开杀戒,便借机说,也许这块银元的背面分量更重,当然就总是背面着地了。张学良决定再抛三次,如果还是背面着地就只抓不杀,正面着地才杀。他又抛了三次银元,竟然都是袁大头的正面着地,于是他下定决心,除掉了杨、常二人。”
  
  “喂!喂!注意啦!”婚纱影楼的摄影师高喊,“看我的镜头!”穿红色婚纱的新娘子和穿黑色西装的新郎官相拥着,微笑,注视着张学良立姿雕像的左前方。
  在他们的视野里,从前的大杂院、各文化单位临时盖起的简陋的家属宿舍平房已无影无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修的帅府广场天地开阔。西侧的帅府红楼建筑群正在抓紧修缮,东侧的帅府舞厅灰白色小洋楼也准备与占用单位交割,将来扩进张氏帅府博物馆。
  新娘子和新郎官耳语,又笑着互相捶打,摄影师停下来,几个小伙子都瞧着他们。
  新娘子说:“你现在就把我抱起来。”
  新郎官扫了一眼四周,一猛劲把她横抱起来。
  帅府广场上,远远近近的游人都停下脚步。
  新娘子搂着新郎官的脖子,笑嘻嘻回望着摄影师,喊道:“多拍一会儿!看他能坚持多久?”
  起风了,不用影楼小伙子帮忙,红色婚纱的蕾丝边下摆和裙带自然地飘动,摄影师翘着屁股忙起来。
  新娘子的红皮鞋刚着地,一个高个子老男人就走过去,穿着深色夹克衫,戴着眼镜。
  他没瞅新娘子,只对新郎官说:“我把话先说到前面,到了婚礼现场T型台前,我就不再说了。对我女儿好点!这要求不过分吧?而且我说的这个‘好’要长一点,尽可能长一点。但有一天你真对她不好了,老实说我也拿你没什么办法,我还能去你家也就是我女儿家揍你一顿哪?事实上不可能。你要是真不在乎这份翁婿情份了,我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我不会去你家也就是我女儿家大吵大闹的,但我会在家里独个儿生闷气,像只无头苍蝇来回转悠。还不敢告诉你岳母,因为到那时候,谁知道她身上哪个部位会出现问题呀?我得先瞒着她,把一大堆不痛快一个人兜着。我知道这就是报应,老天爷对所有婚后做得不太好的男人的报应。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话,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岳父跟我说过的话。有点出入,但大意如此。我相信他当年娶我岳母的时候,他的岳父也就是我老伴儿的姥爷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再往上推多少代,可能情况都差不太多。就算最不像话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时代,把女儿当水泼出去的狠心爹妈,多半还是希望女婿能对女儿好点。有一天你自个儿的女儿也出嫁了,你不也会和我现在一样跟你的女婿唠叨吗?当然你可能只生一个小子,或者俩,没生丫头,但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将心比心,你会愿意儿子和媳妇三天两头就红脸儿吗?媳妇可能挺差劲,这一点谁都打不了保票,但这个媳妇肯定是你们两口子一开始点了头的,差劲也是后来的事对不对?你毕竟是男人啊,我也毕竟是男人啊,我们的岳父和我们岳父的岳父的岳父们毕竟都是男人啊,我们要求女婿对女儿好点,先就得对自个儿老婆好点。人类之所以挺到今天还没灭种,当然得靠好多条件,但一定少不了这个条件,就是一茬又一茬的岳父在女儿结婚前,叮嘱他们的女婿也就是再下一茬的岳父,对他们的女儿好点!依我看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奥秘之一。当然,我们的女儿也应该对你们好点,这个‘好’也要长一点,尽可能长一点。这两个‘好’少一个都不行……”
  他其实只是在心里说着将对另一个新郎官说的话,可这个新郎官也弄得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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