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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2期《今日辽宁》
 

北青萝纪事

 
高海涛
忆旧家
  
       我曾经的家在辽西北的一个有矿山的村子里。那是个大家庭。许多年后我翻译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有一首他坐在火车上回忆童年的诗,特别打动了我,我喜欢那种语气,诗名叫《我记得,我记得》。是的,我也记得我的曾经的家。那时候父母亲才五六十岁,就像我现在的年龄,却已拉扯起了一个大家庭,正如拉金所说的:“这里,有我们非凡的家世”。
  我们一共姊妹八个,我是最小的,五个姐姐,两个哥哥。有哥哥就有嫂子,哥嫂又先后有了孩子,总计五个侄子,四个侄女。加起来二十多口人,也没分家,都在一起过。大年三十包饺子,别人家早都把饺子端上桌,放起了鞭炮,我家的饺子却一盖帘一盖帘地,还在耐心排队等待下锅。
  父亲年轻时闯过关东,土改时当过村长,在村子里威望很高。哥哥姐姐们也都有身份,大哥是村里那个矿山的矿长,二哥是邻近公社的干部,三姐中学毕业回到村里,先当团书记,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五姐念过师范,毕业后回村当了小学教师。这样的家世门风,而且子孙满堂,在当年的辽西北乡村,也算是屈指可数了。虽然那个年代不讲这些,但家族的荣誉感还是有的。
  在这个大家庭中,我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是家里的小老弟,可以说得到了太多的关爱,父母宠着,哥哥惯着,嫂子让着。特别是五个姐姐,她们就像五个天使,让我从小就哺育在她们温情呵护的目光中。但问题是我还有八九个侄子侄女,因为我和两个哥哥的年龄差距大,侄子侄女都和我差不多,我和他们几乎是一起厮混着长大的。可虽然是从小的玩伴,却又辈分不同,这就让我不仅得到关爱,还需要付出关爱。我想我基本上是做到了,无论在家里还是外边,我都时刻意识到我是他们最小也最亲的长辈,他们慢慢也记住了两个嫂子的不断提示和教诲,人前人后都叫我“小伯儿”——这种儿化音的叫法很奇妙,它把一种特殊的辈分关系亲昵化了,听起来就像不知谁家的院子里,有这么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成什么标牌的那种。
  总之,对于当年那个大家庭,我一直充满了怀念。我的心情恰如拉金诗中所写——
  “那个家,无论我怎样伤心,都不会哭着跑回,
  男孩的肩膀都宽阔结实,女孩的目光都饱含春水。”
                       
侄子们
  
  小时候每次出去玩耍,身后都跟着几个侄子们。这在外人眼里,可能就显得阵容很强大,而且是红旗飘飘,威风凛凛。我有个侄子就叫红旗,可能是参加过土改的父亲对旗帜情有独钟,他想通过孙子的命名,来表达对新生活的热爱吧,于是我的侄子们就一个个飘扬起来,小名分别叫了红旗、国旗、军旗,走在一起极有画面感。
  不过男孩子多,吃饭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粮食不够吃,生产队办食堂不够吃,食堂散了也不够吃。而我们全家人,除了大哥、二哥是国家干部,每月能领到一份供应粮之外,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包括嫂子和侄子们。所以不可避免地,饥饿就成了我们记忆中的重大主题。六十年代是最艰难的岁月,记得有一段时间,家里每天晚上都是吃甜菜粥。所谓甜菜粥,其实主要是甜菜,零星有几个玉米面疙瘩而已。当时我可能八九岁,上小学了,而侄子们则六七四五岁不等。看到他们面黄肌瘦、低头喝粥的样子,作为叔叔的我突然有一种心疼和悲悯的感觉,于是就很仗义地把碗递给嫂子说:“给我盛甜菜吧,我爱吃甜菜,不爱吃粮食”。全家愕然,我看到母亲的眼眶一亮,有点潮湿的样子。
  家境的困难不仅表现在吃饭上,还有穿衣问题。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学校要举行大合唱,但要求所有参加的学生都要穿工装式的蓝裤子,白上衣,白球鞋。这样的要求我自然达不到,所有农民的孩子都达不到。我当时只有一件小褂,一件黑裤子,都是家织布的,至于球鞋,回家跟大人连提都不敢提。所以六一那天,我只能躲在学校东边的小树林里,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整齐列队,衣着鲜艳,英姿飒爽,开始领唱、合唱、混声合唱。想到他们大都是矿山职工的子女,而那个矿山一矿之长的弟弟却被排除在外,只能破衣烂衫地躲在小树林里偷看,我的心情一瞬间变得格外怪异和复杂。我一动不动,一只麻雀也在树枝上攀比似地唱歌,它不怕把自己的耳朵震聋吗?当远处传来“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这句时,我才情不自禁地碰了下自己的红领巾。
  我起身回家,翻过大西沟,泪眼婆娑,回头一看,我的三个侄子,不知什么时候也跟在后面,他们也都穿得很破乱,憨头憨脑,傻呵呵地笑着。
  
 北青萝
  
  “若教为女嫁东风,除却黄莺难匹配”,这句唐诗是说木兰花的,却一直让我心潮难平,虽然没见过木兰,但我想不出那花有什么高贵,你要嫁给黄莺没人管,可难道麻雀就不配吗?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古诗。有个同学的爷爷曾教过私塾,家里藏书甚多,唐诗宋词皆有。记得看过李商隐的一首五言律诗,题目叫《北青萝》,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三个字,但诗后面有注解说,这三个字可能指地名,也可能指别的,具体意思说不清。怎么会说不清呢?有一次,我像发现了什么真理似的,对那位老先生说:“北青萝,这不是指我们北方的青萝卜吗”?
  北青萝——北方的青萝卜,这是我当年想像力的边界。
  而我们的日子,似乎就从这三个字开始,变得好起来了。那一年生产队种了许多青萝卜,东山和西山都是。为什么是青萝卜而不是红萝卜呢?队长谭国相解释,是因为青萝卜耐长、压秤,更经饿。果然到了秋天,生产队的萝卜堆积如山,队部的院子都放不下了,大马车还在一车一车往回送。人们喜上眉梢,都盼望着早点分萝卜,吃秋膘,有的人家甚至连包饺子的荞面都用碾子压好了。性急的孩子们,在家长的暗示和怂恿下,开始到生产队的院子绕来绕去,趁人不备拿两个萝卜就跑,兔子似的,撵都撵不上。
  我的侄子们也出动了。他们蹑手蹑脚,互相鼓励着,样子明显比别人家的孩子更拘谨,似乎有点顾忌家族的声望。母亲和两个嫂子也担心,就都跑到我家的后园子,趴在墙头上看。后来听她们笑着学说,是这样的,说我的三个侄子每人拿了两个萝卜,本来应该藏在胸前,但他们却都拿在身后,也就是背着手,手里攥着萝卜缨子,颠颠地往回跑,而不管身后有多少双眼睛。许多年后,我读到白居易的一首小诗,才知道这种情景古已有之:“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想一想真的童趣盎然,简直是很傻很天真,很笨很透明。莫言有一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而在我三个侄子背着的手上,六个硕大的青萝卜也晶莹璀璨,散发着赤子般的笨拙而高贵的光芒。
  这时候谭国相出现了,嫂子们看到,生产队长的嘴巴大大地张了好几下,却终于没有喊出声,他发了一会呆,转身走了。快走到河套了,一群笑意才追上他,雨点似的降落在他那风吹日晒的大脸上。                 
                     
芜菁考
  
  2015年10月,我应邀到青岛,参加与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交流对话,活动是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我们三五个人,就住在海洋大学的作家楼里,除了王蒙夫妇,还有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女士与施占军先生。王蒙先生不仅智慧幽默,谈笑风生,而且很有生活情趣,每天早晨他都会亲自动手,现磨一壶咖啡,拿到餐桌上和我们分享。有一次,看到餐桌上有一道名为翡翠萝卜的小菜,就问是青萝卜吗?回答说是青萝卜。王蒙先生用筷子夹起一片细细品尝,连说好脆,很久没吃到了。然后就问施占军,说在你们老家那边,青萝卜还有别的叫法吗?施占军是内蒙人,离我们辽西很近,他说:好像叫“绊倒驴”吧。我想不出别的,也点头表示认可。王蒙先生不置可否,或许觉得“绊倒驴”有点俗,他说:其实青萝卜有一个很美的雅号,叫“芜菁”。
  我突然有点感动。好像“芜菁”这名字我上辈子就知道,现在只是重新回忆起来。世间万物,包括蔬菜和庄稼,原来都是有其不可轻慢的身份和名号的,而“芜菁”更像是大地的诗,凝聚了青萝卜前生后世的所有精神与贡献。
  我仍记得那个遥远的秋天的傍晚,全村好像家家都提前烧火做饭了,炊烟打着口哨,心满意足地走过各家的房顶,而且那炊烟是翠呱呱的,散发着青萝卜的青青香味。
  那天晚上我家也是包饺子,六个青萝卜,满满一盆馅,掺上芝麻盐和豆瓣酱,全家人就开始里里外外,动手包饺子,我姐姐数过,说那薄皮大馅的饺子,我家一共包了一千零一个。少了不够吃啊。
  而且整个那年冬天,我们天天都可以这样饱餐青萝卜了,因为各家都从生产队分到很多,连菜窖都需要挖两三个。所以就换着样吃,除了包饺子,蒸包子,还有炖萝卜片,炒萝卜丝等等。粮食少,没关系,有青萝卜就行。侄子们都仿效我,动不动就说:“我不爱吃粮食”,而母亲和嫂子都知道,这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表达。
  那个冬天的富足极大地鼓舞了全村人,队长谭国相更是深感骄傲。从那以后,队里每年都种青萝卜,年复一年,遍地芜菁,直到生产队解体,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青萝卜,字北青萝,号芜菁,在蔬菜王国中,它应该是唐宋诗人,明清进士,现代的大地歌者。好像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在荒年或艰苦的岁月,每个村庄都会有某种拯救性的蔬菜或庄稼,让村民得以渡过难关,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辽西北的那个小山村,正是遍地芜菁,让我们全村的大人孩子免于饥馑,并从此常怀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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