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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17年6期《文学港》
 

少年行

 
李 皓
铅笔、钢笔和毛笔
  没有电脑、网络、手机的时代,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写字的训练是极其严格的。然而,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
  还好,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还是用铅笔。用铅笔写字,力道颇费思量。用劲过猛,铅笔芯就折了;用力过轻,起不到练字的效果。而削铅笔,也算一门学问。铅笔芯外层的木质部分,要削怎样的坡度才适合写字?陡了,不利于握笔,写出的字也是歪歪扭扭;太缓,削出一个长长的铅笔芯,最易折断。铅笔芯的尖部,削得太尖,按到纸上迅速折断;削得太粗,写出的字迹极不美观。人的天分,在细节处,就是把握一把小小的削铅笔的刀片。天分高的人,会把铅笔削成艺术品,写出的字也是大大方方,中用耐看;天分低的人,能笨出花来,老师的教鞭也不管用。后来有了卷笔刀,让铅笔浪费起来,一不小心,就卷断了,再卷,仍然跟心灵手巧的学生削出的铅笔相去甚远。
  1970年代中后期,普通农村家庭,买一支铅笔也是需要斟酌的,那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所以,这“贵重”的铅笔,也能成为我们的礼物。“下乡青年”的女儿尹大平,二年级回大连念书,我们都舍不得这个长得个子挺高、不怎么漂亮,但身上有着城市气息的女同学,我们一人拿着一两支铅笔来到到她家,默默地把铅笔放在她家的米柜上,一句话也不说,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从此,尹大平和作为礼物的铅笔,一并从我们的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出现了自动铅笔,那细细的笔芯,轻轻一摁,一小截就没了。那样的笔,是断不能让学生练出一首好字的。而当下孩子的手拙,在我看来,与不削铅笔,不制作木枪、滑冰车之类是有着巨大干系的。
  要使上自来水笔,我们在三年级还有一段蘸水钢笔的训练。现在的孩子,直接用上了一次性的油性笔。科技的发达,该让孩子们享受便捷,但他们的字同样也打了折扣。
  钢笔杆只要一支,钢笔尖是可以换的。那样的钢笔尖,不能过于用力,力度大了,笔尖就劈了,且极易划破作业本。蘸墨水少了,写不上字,蘸多了,墨水就滴到本子上,搞得作业本花里胡哨的,极不美观。最要命的是墨水瓶经常被碰倒,倒在书本上、桌子上还好,洒在衣服上,是常有的事儿。那时的孩子,也没几套衣服,洗掉了还好说,洗不掉还真是让人难为情。我妈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白衬衣,没新鲜几天,就被同学溅上了墨水。妈妈心疼得不得了,把我打了一顿,边洗衣服还边数落我。可同学的妈妈来道歉的时候,妈妈竟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不要紧,不要紧……
  四年级开始学毛笔字,乡下人也叫墨笔字,写大仿。爸爸给我买了一捆质量不怎么好、类似烧纸那样的纸张给我练字。我买了一本沈尹默的字帖,无师自通地瞎练一通。春节,就大胆地给自家、邻居家写对联,名声在外,颇有些沾沾自喜。这样断断续续练了些年,虽不敢妄称书法,但在中学里、部队上办黑板报倒是用得上了。前年与一干作家在洱海采风,看大家都不动笔,我自不量力上去挥毫一阵子,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竟称赞我是“童子功”,心底下颇为高兴。想想那些所谓的书法家歪歪扭扭的“书法”,我又买来笔墨纸砚,装腔作势起来。
  有人说,一手好字,是人生的财富。我想,不求达到书法的境界,但求对他人的尊重,也要工整而为之。由楷而行而草,恰如由铅笔而钢笔而毛笔,哪一个过程都不能或缺。
生炉子
  某个早上突然变天,奇冷无比,下午竟然飘起了雪花。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酒是没喝上,倒是生炉子的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接触生炉子是上小学。那个装着七八十个学生、足有二百多平米的三间大瓦房,没有暖气,四壁透风,生炉子是唯一的选择。在教室居中的位置,用三块砖把炉子踮起来,然后在炉子上方接上两节炉筒子,再打一个九十度的弯儿,用炉筒子一节一节连成烟筒,直到伸出窗外。为了固定住炉筒子,要在教室的四面墙上钉钉子,用铁丝将炉筒子固定住。那时没有什么农民工,七八岁的孩子们都是自己动手,在老师的指挥下完成安装炉子的“工程”。
  生炉子也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孩子都会的。女孩子自不必说,没怎么干过农活的男孩子也基本不掌握这门技术。而有的男孩子,由于家里人口多,口粮少,很小就成了半个劳动力。这样的孩子天生早熟,什么农活都会干。我们班的王忠臣就是这样的孩子,但他很小就跟着父母姐妹干农活,有一手超过我们同龄人的“武艺”。
  班级里除了有班长、体委、文艺委员、生活委员等等,还有“炉长”。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职位。但王忠臣学习成绩不是很好,能有这样一个差事,他很得意,也很珍惜。
  炉长必须保证每天第一个到达学校,开门,把炉子生好。等同学们陆续到校早自习的时候,炉子应该不再冒烟,教室里有暖烘烘的感觉。于是,王忠臣每天天不亮就从七八里之外的高洼屯出发,连跑带颠地赶到学校,天刚蒙蒙亮。
  往炉子里装柴禾,先要在底层铺上一层苞米茬子或者豆棍儿。苞米茬子就是玉米秸秆的根子,长在泥里,收割后人们将根子刨出来晒干,拍打掉泥土,垛在草垛一起,以备冬天做引火草。豆棍儿就是大豆秸秆的根子,处理方式与苞米茬子大体一致。铺上引火草,上面压上煤块儿,在炉子底层点火,在苞米茬子豆棍儿的助燃下,炉子里的煤就跟着着了起来。那个年代,学校的经济条件有限,很少买那些易燃的“块儿煤”,大多是“煤面子”。“煤面子”不容易引燃,加多加少是个学问,加少了炉子里存不住煤,加多了又不容易引燃,焐得满屋都是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炉长想了个招,把煤面子加上水,再和上点有粘性的黄泥,天一冷,就冻成块状。尽管这种土法制造的“块儿煤”不怎么好烧,但至少与蜂窝煤有异曲同工之妙。
  风向对炉子的燃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风向顺时,炉子烧得通红;风向不顺,顶得满教室都是呛人的煤烟。即使炉子好烧,离炉子近的人烤得不行,窗边和墙角的同学冷得直打哆嗦……这样的环境,教室里依然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们并不怎么懂得感激炉长,只觉得炉长有一个特权很值得羡慕:炉子不旺时,他可以不经请示,就随便走到炉子跟前,用火钩子捅捅炉底。或者偶尔有谁带饭,他格外勤快地帮助熥饭,一会儿看看热不热,一会儿看看糊没糊。
  又一次,我带了几片切好的生地瓜片。上午第四节课,炉长就忙活上了,一会儿翻上一遍。还没等放学,地瓜片熟了,满屋的香味儿,同学们都没有心思上课了,我得意极了。
  那天中午,我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烤地瓜。
复课生
  有好事的同学建了一个初中同学群,没几天,呼啦啦进来一百多人,可惜我认识的还真没有几个。看他们聊得如火如荼,我有些纳闷儿:你们都是啥时候成了亲同学的呢?
  后来,群主组织了几次聚会,我方才搞明白,原来是有的人一再复课的缘故。套用鲁迅先生“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句式,那便是:同学本没有那么多,书念的多了,都成了同学……
  复课生其实就是复读生,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校园里特有的一大奇观。
  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光是户籍至少分三等:城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前二者都是优等公民,一毕业就可以招工入伍就业;后者如果不能通过考学跳出农门,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为了改变祖辈种地的命运,农村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读书,只要考上小中专、小师范,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吃上皇粮、出人头地了。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支配下,大量的复课生出现在初中校园里,与一届又一届的新生一起挤着中考的独木桥。
  说来可笑,有的人光是初中就读了六七年,同班同学高中都毕业了,他还在“辛勤地耕耘”,为了一纸中专录取通知书,受尽白眼,依然屡败屡战,永不言弃。他们常常被乡人戏谑地称为“蹲级包”,意即复课的“惯犯”。
  这样一来,叔侄同班,姐妹同班,哥哥和弟弟同班的情形,屡见不鲜,大家都是这样,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屯子也不例外,我的好几个本家叔叔,最后都成了我的同学。不过还好,他们最后总算考上了中专或者中师,十几年寒窗,一朝扬眉吐气。他们仰着头,挺着胸,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他们少则比我大两三岁,多则大五六岁,但看看他们的户口本,有的已更改了名字,有的哥哥变成了弟弟、姐姐变成了妹妹,有的年龄改得比我还小。
  这并不稀奇,当时的户口薄都是手写的,一般都是小队会计所为。为了孩子上学,家长找来了,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能不高抬贵手?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无从考证,即使户口簿改得一塌糊涂,但关涉人家孩子前途命运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多嘴,更无人举报。在那个蒙昧的年代,举报、打小报告是一件丢人的事情。面对恶俗,大家都选择了容忍和沉默。
  让新生和复课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新生着实是吃亏的,那些考上中专、中师的,几乎没有新生。极少数成绩特别好的新生,目光瞄着重点高中和未来的大学,而那些盯着中专中师的新生,几无例外地都要走上复课之路。少则一年,多则三五年不等。邻居张家的大哥,学习极是勤奋,只是总不及第。等他考上中专那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结婚生子。我常常拿范进跟他开玩笑,他竟不发怒,多年的磨炼,脾气是极好的。
  我在初三也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中专名落孙山,第二年中专分数够了,志愿报的不好,没被录取,索性读高中去了。
  三十年河东河西,复课生已渐行渐远。现在的孩子读大学考研究生都不稀罕了,现在的孩子名字、生日报上户口,就不能随便更改,这种规范比起当年的无序,真是大快人心。
  我害怕的是,再次同学聚会,我喊着你初中时代的名字,你默然置之。而你酒后吐真言,竟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你对我说:其实,我是你叔叔……
写信
  鞍山青年作家潘洗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亲爱的,给我写信吧》。小说里面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不记得了,但我对小说的题目倒是印象颇深,因为我对写信有很多记忆。
  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学会写信了,这不是夸张。爸爸当时远在鞍山的鞍钢工作,爸爸与家里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靠书信。我上学了,识字了,爸爸就在信里要求我,在妈妈的指导下给爸爸写信,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汉语拼音代替。
  妈妈首先教给我书信的格式,我按照爸爸来信或者妈妈去信的样式,照葫芦画瓢,首先顶格写上“敬爱的爸爸”,换行“你好”,第三行就是“我最近考试考了一个双百,但是我还要戒骄戒躁,争取更大成绩”等等,然后是“此致敬礼”,落款“你的儿子:秋生”,年月日。
  秋生是我的乳名,在“育红班”(类似现在的幼儿园)时我就会写。祝愿的话每次都是“此致敬礼”,乡下孩子,不会写什么“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爱你”这样的话,即使是“想”和“爱”,我们基本都不直接表达。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对父母直截了当地表达过。
  信封我也会写:抬头写“鞍钢中型厂某车间”,中间收信人的位置写“李桂全(收)”,落款“辽宁省新金县墨盘公社王山头大队后李屯小队”。那时还没实行邮政编码,只要把信封开口用浆糊封好,再贴上一枚八分钱的邮票,扔到那个绿色的邮箱里就可以了。1980年代末期,浆糊在农村也是稀罕物,我们常常用黏性十足的苞米糊代替浆糊,效果也很好。不像现在,再结实的包装,投递到目的地基本都是面目全非了。
  邮箱也叫邮筒,我更强调邮箱是因为在墨盘乡基本没有那种落地、半个大人高、铸铁的邮筒,邮递员把一个高大约四五十公分、宽大约三四十公分、后大约二十公分的绿色箱子,往人多热闹的地方一挂,就有人往里面投信件。这些信件总会及时被寄出,那个绿邮箱很少被破坏,即使在那些调皮的“小坏蛋”眼里,邮箱也是很神圣的。现在,邮箱变成了某个网站的一个虚拟的空间,前面字母数字随便定义,中间一个“@”,后面缀着网站地址,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一个或若干个绿邮箱,有着投递员钥匙一样的密码。即使这样,密码还会经常被破译,一些窥私癖者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别人的邮箱,就为了找到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秘密,置人格、道德甚至法律约束于不顾。
  最开心的是,爸爸每次都将看过的信再寄回来,把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改过来,再说些鼓励的话。手捧着爸爸的来信,我如获至宝,我感觉爸爸就在眼前。
  后来老师讲授书信的写法的时候,我骄傲地一次次举手回答问题,自满的情绪溢于言表。带着这种情绪,我从小学写到中学,从地方写到部队,我的字开始比爸爸写得好了,我的遣词造句也优美起来,我开始帮助同学和战友写情书,我开始在写信之外写诗写散文了。
  现在,我还写信:写邮件,发微博微信。这些“变异”的东西迅速便捷,但感觉没了。
  写着写着,我就觉得把自己弄丢了。想想当年,一封信走得那么慢,但等待是一种美丽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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