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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中国铁路文艺》
 

莲花盛开

 
郝万民
  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何作用?这个问题算不上有多么大,但也绝对不小,很多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专家各有己见,可谓众说纷纭。我在这里无意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想把问题缩小,列几位大德高僧,说一说某一个僧人,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近日学佛,虽只初入门径,或者说尚未进入门径,只是初窥门径,却觉出佛教与其他宗教大有不同。佛祖释迦牟尼了悟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之理而成道至入涅槃,四十九年间,所传皆不离以大慈大悲及大智大勇拯救众生以出苦海。佛教于东汉未传入中国汉地,因所依经典不同、所持修法不同而宗门林立,然皆不脱佛祖之初衷。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本有的儒家、道家渐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进而由宗教,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如此一来,很多高僧,对社会的发展,大众的生活,文化的进步,就起到了十分有特色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的高僧大德,竟然能在某一个广大地域扮演扭转历史乾坤的重要角色。
  佛教的重要信条之一是广爱博施,施予一切有生命者以慈悲。所谓慈悲,是指希望和帮助他人解脱苦难,获得快乐。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佛教要求对有生命者不计善恶,不分人畜,都应施予慈悲。对种种恶行,都要容忍和宽宥,用慈悲之心去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使之向善,最终结出善果。同时严戒同流合污,要身处污浊的尘世而不为其污染,保持自己的洁净清芬。
  在佛教中有特殊意义的莲花,是这种思想观念最为恰当的象征。
  北宋英宗治平初年(1064年)的一天,苏州漕运使李复圭来到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圣寿院,拜访禅宗云门宗第五代祖师天衣义怀禅师。一官一僧丛林夜话,李复圭说苏州瑞光寺法席虚,愿得有道衲子主之,天衣义怀禅师向李复圭推荐了他的弟子慧林宗本禅师。当时李复圭对宗本禅师还不了解,不知他道行如何,学问如何,品德如何,但他信赖天衣义怀,也就代表苏州人民接纳了宗本禅师。不久,宗本禅师便到苏州瑞光寺“上任”。史籍记载慧林宗本禅师到瑞光寺时寺中僧人和一大批苏州信众列队恭迎,敲锣鸣鼓,鼓坠地滚动,响声震山,僧人和信众大惊失色。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僧人说:“此是和尚法雷震地之祥兆也。”
  从这一天起,宗本禅师便在瑞光寺开席说法。他淡泊深邃,博学多智,深明禅学精义,对学人即善于引导,又能准确予以截断,法席下徒众很快便逾半千。不仅苏州人民皆以之为傲,附近其他地区信众也渐知其高名。
  不久,杭州太守陈襄亲自来到苏州瑞光寺,请宗本禅师前往杭州住持承天、兴教二寺。消息传出,苏州信众纷纷来到瑞光寺外,堵塞道路进行挽留。陈襄又答应让宗本禅师住持规模更大、条件更好的净慈寺,并非常恳切地对苏州信众说:“借师三年,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苏州僧俗见陈襄心诚,又觉得他身为朝廷封疆大吏,说话应该算数,最终也就答应了。如此一来,宗本禅师就迁到杭州,在净慈寺开席说法。
  九年后,苏州信众上千人来到杭州,想迎宗本禅师回到苏州住持万寿、龙华二寺。他们理由充分,说当年陈襄说“借吾师约三年”,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九年,应该还给我们了。那时陈襄已回京任职,杭州太守另有其人了。这位太守对苏州人的请求不予理睬,苏州人于是想用强硬手段,把宗本禅师抢回苏州。杭州太守派出大批士兵进行护持,苏州人不敢造次,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六十三岁的宗本禅师将净慈寺道场交给门下弟子善本禅师,自己到瑞峰庵隐居。一直惦记着宗本禅师的苏州人听到这一消息,又生起把他夺到苏州之心。但杭州人警惕性极高,防守严密,苏州人之“阴谋”一直不能得逞。当时在朝任待制的曾孝序正好来苏州公干。曾孝序曾经向宗本禅师问过道,知道他是难得一见的得道高僧。有一天,曾孝序乘船来到瑞峰庵,拜谒宗本禅师。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曾孝序离开时,宗本禅师上船相送。二人继续在船上交谈,不知不觉间,船已经进入苏州境界。苏州信众得到消息后欢喜踊跃,趁机把宗本禅师“抓”住,让他做了穹窿山福臻院的住持。
  北宋神宗、哲宗时代社会安定,苏杭一带就算在整个地球上,也属于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地区。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区,上到官员下到民众,为什么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和尚重视到这样的程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宗本禅师何许人也。宗本禅师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俗姓管,字无喆,“体貌丰硕,言无枝叶,所事淳厚”。十九岁时入苏州承天永安寺,师从道升禅师,很快确立了“心志求苦、为法忘身”的志向和愿心。十三年后游方参学,不久于池州(今安徽贵池)景德寺师事天衣义怀禅师,很快便即开悟。关于佛教或者说禅宗的“开悟”,简单地说是把佛的智慧之光注入黑暗的心房。众生心房中没有智慧之光,整个心被包裹或覆盖在黑暗之中,因此盲目、愚痴,对自心及外境茫无所知,尽其一生都是被业力所牵引或驱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用佛的智慧之光把这样的黑暗驱散,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得到真正的快乐。用禅宗的话说,才能“见性成佛”。佛教亦以莲花象征开悟。释迦牟尼在 《无量寿经》中说:“是菩萨(观音菩萨)作是思维,一切有情身中,具有此觉悟莲花,清净世界不染烦恼。”
  在禅宗看来,一个和尚即已开悟,也就与佛等而无异,接下来就可以教化一方了。禅宗高僧开悟大都是“顿悟”,也就是在某一时间突然豁然开朗,悟到佛法真谛,具有一定的灵感性。可是事实上,开悟是有很多必要条件的,“顿悟”只是质变,是建立在量变的基础之上的。最重要的量变包括对佛教义理的认真学习和充分理解,以及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凡能开悟的禅宗高僧,都是造诣极深的佛法学者和品德极为高尚的大德。开悟是非常难的,自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达摩祖师从西天来中国传禅宗一脉,到如今一千五百年间,真正开悟的高僧可谓凤毛麟角。
  宗本禅师被苏州人留住穹窿山福臻院没过多久,就被神宗皇帝召到了京城汴梁。苏州信众虽然不舍,却也无可奈何。也就是说,苏杭两州人民夺来抢去,最终却都拗不过当朝皇上。宗本禅师到京城后住持慧林禅院,为该院第一祖,不久即为士民演法。其时万众拜瞻,法会殊胜。史籍记载神宗召宗本禅师到延和殿向其问道,宗本禅师盘足跏趺,神情自若。神宗命人赐茶,宗本禅师则举盏长吸。也就是说,宗本禅师对君临天下的神宗皇帝并没表现出畏惧和特别的恭敬,而是跟面对一般众生没什么两样。在宗本禅师佛眼看来,神宗皇帝也不过就是众生之一员。两人只谈了了数语,宗本禅师便即告辞。神宗目送之,谓左右曰:“真福慧僧也。”上元日神宗驾幸宗本禅师所住寺院,宗本禅师指示禅众勿要出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诏宗本禅师入福宁殿说法,并赐“圆照禅师”号,宗本禅师以颂谢曰:“乾坤之力莫能穷,政化无私孰有功。释子蒙恩何以报,白檀炉上祝尧风。”
  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六十七岁的宗本禅师以老乞归林泉,哲宗许之,敕“任意云游,所至州郡不得抑逼住持”。临行之时,宗本禅师击鼓辞众,说偈曰:“本是无家客,那堪任意游?顺风加橹棹,船子下扬州。”王公贵人送者车骑相属,宗本禅师对他们说:“岁月不可把玩,老病不与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为。”闻者无不感激涕零。
  宗本禅师晚年居灵岩寺,于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入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禅宗高僧的宗本禅师,不但精修本宗禅法,还倡导华严禅和净土法门,并呼吁诸宗融合,禅教一致。宋代僧人志磐所著《佛祖统纪》有这样的记载:“雷峰才法师神游净土,见一殿殊丽,人曰:‘以待净慈本禅师。’又资福义师至慧林礼足施金而去,人诘之,答曰:‘吾定中见金莲华,人言以俟慧林本禅师。又小莲华无数,称是以待受度人。’”这里的“净慈本禅师”和“慧林本禅师”,都指的是宗本禅师。由此可见,宗本禅师入灭后到了西方极乐净土,住上了“殊丽”宝殿,坐上了光辉灿烂的莲台。
  苏杭民众钟爱宗本禅师,首先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宗教情感。宗教向来与民众福祉有着不可割断的紧密联系。一个地区有一位德高望重、智慧超群、以为众生谋求福慧为己任的宗教领袖,对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心灵慰藉。大凡宗教,其教理大都是引导民众向善,佛教在这一点尤其突出。宗教还能启迪大众的智慧,佛教则对这方面有极为明显的强调。佛祖释迦牟尼就是靠超凡的智慧,悟到了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其后佛教所传,也是以开启智慧为根本。我们应该注意到,陈襄当年向苏州人民“借”宗本禅师,表明目的是“为此邦植福”。那么,在不仅身为官吏,同时也为学者的陈襄看来,老百姓有心灵寄托为福,人人向善为福,人人具有智慧为福。
  另外,苏杭人民钟爱宗本禅师,实际上还是一种诗意盎然的世俗文化情感。不可否认禅宗是一种宗教,因为它是从佛教中分化而出,是佛教的“教外别传”。然而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与华严、律、净土等佛教宗派的宗旨与修持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禅宗丛林中的法会,在我看来,具有极强的学术意味。北宋神宗、哲宗时代苏杭地区文化极为繁荣,在三教合流之趋势日渐明显的文化背景下,禅宗的哲学思想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衷心喜爱。如此一来,作为禅宗大学者的宗本禅师大受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禅宗高僧为僧众讲法,大多采用问答之方式,“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充满情趣,当然也充满“机趣”。典籍中对宗本禅师所上之“课”有很多记载,读起来可谓兴味盎然。比如某一时一学人向他请教,问“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宗本禅师回答说“韩信临朝”。学人又问:“中下之流如何领会?”宗本禅师说:“伏尸万里。”学人又问:“早知今日事,悔不忌当初。”宗本禅师说:“三皇冢上草离离。”
  这是禅宗所传重要公案之一,没有解释,一般人难知其义。在禅宗丛林,何为“祖师西来意”,也就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西来”之目的如何,是最常见的机锋之语,同时也是自古以来“千圣难传”的意旨。这一问典籍记载了三百多次,所答无一相同。宗本禅师的回答是“韩信临朝”,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两方面意思。一是韩信是臣子,臣子如君临朝,是绝对不可能的,隐喻了“西来意”是不可能用言语表达的。二是韩信若如君临朝,就是犯上谋反,必死无疑,隐喻了师家与学人硬要给“西来意”下断语,也会像韩信犯上一样,绝无活路,必死句下。学人再问“中下根器如何领会”,宗本禅师直言相告“伏尸万里”,意味着无上菩提之智,以世智辨聪是不可能领会的,只有发上上机,开正法眼,才能窥到门径。中下根机者如果不能自性自悟,一味于言语间求解,只能“伏尸万里”。当学人产生畏难退转心,说“悔不当初”时,宗本禅师则告诉他说“三皇冢上草离离”,旨在说明一朝风月,万古长空,佛法一如,不须拣择。可以看出,宗本禅师是先把学人引向绝望境地,但就在学人已经“无路可走”时,却又果断回转,示之以无限生机。这样让学人之思维大起大落,大折大转,学人得悟禅机的机会便会增加。在这里,达摩所传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禅宗认为“佛心不二”、“自心即佛”,如此一来,学人应从何处用功,就成了一个难题。对此,宗本禅师对学人的指示是“但知行好事,不用问前程”。宗本禅师认为修禅只要能随顺自然,任运自在,自识本性,别无用心,便能达到最终解脱之目的。宗本禅师开示学人说:“姑苏台畔,不话春秋。衲僧面前,岂论玄妙。只可著衣吃饭,玩水看山。夜见星,昼见日,两手扶犁水过膝。灵山授记只如斯,历劫何曾异今日?”宗本禅师强调任心自在,随顺自然,于日常生活中体悟大道。那么穿衣吃饭,游山玩水,自然也是悟道之门。他还认为佛祖于灵山法会上传达给人的,也不过就是“夜见星,昼见日”的自然之理。有学人请教“上是天,下是地,未审中间是甚么物”,宗本禅师回答说:“山河大地。”意思是佛法自然,不可于心上另生葛藤枝节。又有僧问:“万里来朝即不问,扬帆回棹意如何?”宗本禅师说:“洗脚上船。”禅法本就在于随顺自然,贵在悟心。禅法是无修而修,无悟而悟,扬帆回棹时,自然应“洗脚上船”。禅法精髓就是无作无为,别无用心,是一种随顺自然的修行原则,亦是历代祖师传法心印的生命之道。宗本禅师曾作颂表露自己的修行总纲:“随缘任远不须忙,万事无心是妙方,闲坐寂寥人莫测,自然脑后放神光。”
  我认为一个人就算没有任何佛教知识,就算对禅宗一无所知,读到这里也会与一千年前的宗本禅师心有所会。随顺自然,任运自在,又岂独为禅家妙境?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境界,都会给心灵带来无限的欢娱。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理念与中国的道家思想甚至儒家的部分思想,都是相通的。这也是禅宗比其他佛教各宗派更易为中国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经济、文化都极为繁荣发达的太平盛世的北宋中后期,禅宗一代大师宗本禅师对社会、对大众所起的作用是“锦上添花”,那么在乱世,一些高僧大德对社会及大众所起的作用,就足以称得上“雪中送炭”了。宗教文化的作用,不同的时代,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西晋“永嘉之乱”(发生在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后不久晋室南迁,中国北方陷入“五胡乱华”之灾难中,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十六国走马灯般连续登上历史舞台,征战连年,烽火无一日而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佛图澄大师(232—348年)“闪亮登场”。佛图澄大师是西域人,本姓帛,9岁于乌苌国出家,曾两度到北天竺(今克什米尔一带)学法。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时年已七十九岁。据说佛图澄大师能诵经数十万言,且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与诸学士论辩疑滞却无能屈者。法席一开,很快僧俗云集,可谓盛况空前。
  佛图澄大师到洛阳不久,永嘉之乱便即爆发,他没随晋室南迁,而是留在烽火之丛,欲竭尽全力拯救众生。他选择的是后来建立了后赵政权的石勒。石勒为羯族人,生性凶残。他的从子,也是他的继任者石虎更是嗜杀成性,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昏庸残暴的君主之一。
  佛图澄先是投奔石勒手下大将郭黑略,因为郭黑略素来信奉佛法。借佛图澄之神通,郭黑略随石勒征战,每每能预决胜负。开始石勒以为是凑巧,后来终于犯了疑惑,忍不住问:“爱卿,孤从未觉察到你有什么出众的智谋,但现在你能预知吉凶,这是怎么回事?”郭黑略见时机已到,便按佛图澄所教对他说:“将军天生神武绝伦,就是幽灵鬼神也来帮助你。现在有一僧人,道术与智慧都了不得,他说将军会占有中原,他自己应做军师。臣前后所言军事,都是他教的。”石勒大喜:“竟有这等好事?真是天赐,快召他来。”
  从迈进石勒军帐第一步起,佛图澄大师就知道此后的岁月会是如何漫长而又如何惊心动魄。但这是他的选择,他必须坚持下去。要弘扬道法得借助王者之力,要普济众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帐中人物个个凶神一般,主神石勒更是凶光毕露。石勒见佛图澄从容自如,虽年纪己老却无龙钟之态,心下便生三分敬意,问道:“佛法是什么?佛有什么灵验?”佛图澄深知像石勒这样的胚子,对他说法无异于对牛弹琴,要降伏其心,只能使之折服畏惧,于是说:“佛法虽然高妙深远,但也可以用浅近的事验证。至于大法,容我日后慢慢讲不迟。”见石勒点头,便取钵装水,烧香念咒,水中很快生出莲花,光彩夺目。这一招很灵验,石勒当下信服,周围人也惊呼不止。佛图澄见石勒兴致高起来,趁机说:“为王者若以德服人治国,吉祥的四灵(龙、凤、麟、龟)就会出现;若为政残暴多弊,不祥的慧星就要降临。这些东西一来,世运就要随之改变,自古而然。”石勒点头称是。石勒虽然不杀人就不痛快,可毕竟有追踪汉高祖之心想有所作为,佛图澄的话倒是还能听进去。之后石勒征战,杀戮果然大减,无数生灵得以幸免于难,且中原一带许多胡人、汉人开始信奉佛法。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佛图澄一直跟随石勒,石勒信任他的同时,又对他颇多猜忌。当然了,佛图澄从来没想过辅佐石勒成就什么帝业,而是想用佛法对他进行熏陶,尽可能多地把他的戾气化掉。戾气化掉一分,就可以拯救数不清的众生。
  综观中国佛教史,禅宗高僧很少有显示神通之士。如前所述宗本禅师,史籍上只说他有时身放光明,有时说法时大地震动,且能目睹西方极乐世界,其他方面神通并无记载。佛图澄不一样,史籍对他的神通记载得非常详细。如说他能于掌上见千里外之事,能于百里之外救人,能听出佛塔风铃在说什么,能于千里之外泼水灭火……还说他左乳旁有一小孔,有时从小孔中把肠子拿出来用水清洗,之后再送回腹中。至于预知未来之事,就更是轻而易举。我从来不认为高僧有神通是无稽之谈,因为一个人如果能把宇宙和人生的终极道理参透,就能把握过去未来,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也就顺理成章。禅宗高僧不是没有神通,而是轻易不显神通,这跟禅宗的终极追求息息相关。
  佛图澄初随石勒后随石虎,却要经常显示神通。莲花生在污泥之中,犹如人生在浊尘世界,与污浊相处就不可避免,受许多邪恶污秽事物侵扰也就在所难逃。佛教称这些邪恶力量为“魔”。对佛图澄来说,石勒、石虎之辈,便是这样的魔。佛教中人要护持正法,利益众生,必须在保持自身洁净的同时降伏恶魔。释迦牟尼在《四十二章经》中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非常重要的是,佛教降伏恶魔,并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消灭,而是在示之以无上神通力之同时导之以无上佛法,最终让他们诚心归服。
  佛图澄跟随石勒凡二十多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佛图澄无数次显示神通,却从来没助石勒杀过一个人,而是不断地劝说石勒要珍惜生命。佛图澄从石勒手上救过多少人?任何史籍都无法说清,用佛教术语说,则是“无量”。后赵建平四年(333年)石勒死,长子石弘继位。不久,石虎废石弘自立为王,迁都邺城,建元建武。石虎倾心师事佛图澄,较石勒有过之无不及。他下诏说:“大和尚是国家大宝,他从来不受高官厚禄,但如果这些一点儿不顾及,何以与其德行相称?此后应当让他穿绫罗绸缎,乘坐雕辇。朝会时和尚升殿,常侍以下都要帮着抬座,太子以及诸公,都要在两边搀扶。主事者要唱‘大和尚到’,众人都要起立,以显其尊贵。”又命令司空李农:“早晚都要亲自问候。太子诸公,每五天要朝拜一次,以表达朕的敬意。”但石虎比石勒更为残暴,其心更难调伏,佛图澄也只能尽力而已。
  建武九年(343年),石虎进攻前燕、前凉皆大败而回,军队损伤以十万计。这时南方的东晋又派桓温出兵淮泗,后赵朝野皆惊,人心惶惶。石虎觉得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像笼中困兽,绝望地发作。他愤愤地说:“我信奉佛法,供养僧人,结果寇照样来,我照样打不赢,佛法看来不灵验了。”第二天佛图澄一进殿,便嗅出一种异样的气息,同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石虎对佛图澄还算客气,但谁都看得出那仅是一种客气。他劈头便问佛图澄佛法是不是不灵了,佛图澄早有准备,镇静地说:“陛下听贫僧慢慢道来。陛下前生做过大商人,曾在罽宾寺资助过佛法大会,其中有六十名罗汉,贫僧也在内。当时有道者对我说:这个商人死后当变鸡,然后在晋地做王。现在陛下不正做着王吗?难道这能说不是佛法的灵验?陛下,战争与外寇,本是国家常遇之事,怎么能轻易怨谤三宝,生出歹念呢?”石虎越听越茫然:前生?商人?鸡?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他是王。听到最后,他总算“明白”了,赶忙跪地谢罪。
  石虎虽然相信佛法还有灵验,但他身为帝王,却不能让陌生的东西在自己头脑中长存。他经常问浮图澄“佛法说什么”。佛图澄大都回答“佛法说不杀生”。石虎说:“朕身为天下之主,非刑杀不足以肃清海内。我既已违背戒法杀生,虽然还在奉信佛法,又怎能得福?”佛图澄说:“帝王奉法,主要看内心。做到外恭内敬,不为暴虐,不害无辜,且帮助弘扬,便已尽力了。至于凶顽无赖,非教化可以改变,对这些人就不能不加罪用刑。但千万不能任性乱来。若残暴无度,滥施刑罚,既使再倾心尽力事佛,也免不掉现世的灾祸与来生的恶报。愿陛下节制欲望,兴起慈念,广及一切众生,这样佛法才能永兴,国运才能昌盛,福德才能久远。”石虎连连称是。他虽不能完全照做,但毕竟有所收敛。
  尽管石勒、石虎之流最终皆未完全归依佛法,然佛图澄之心血却没白费。几十年间,佛法在大众心中扎下了根,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知礼拜赞叹。佛图澄足迹所至,先后建起近九百座寺院。从他受业者常有数百人,先后累计有一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不远数万里前来的梵僧,也有后来成为大师的释道安等人。然物极必反。佛教一成显教,趋之者若鹜,其中则难免鱼龙混杂,遂生出许多枝节。许多朝臣再也看不下去,上奏石虎,要求禁佛。事实上石虎也已经看不下去了,但他毕竟受佛法熏陶已久,又觉得应该照顾佛图澄的面子,最终虽然决定对佛教进行限制,却又给佛教留下了生存之机。
  建武十四年(348年)太子石宣反,石虎因之前得佛图澄提醒,得以幸免于难。石宣事败被抓,佛图澄劝石虎说:“既是太子,就不要使其受重祸吧。陛下若隐忍愤怒施以慈爱,则国祚还能有六十余年。若定要杀他,他会变成彗星下扫邺宫。”石虎正在气头上,摆手说:“这是朕自家的事,大和尚莫管。”佛图澄不以为意,他知道石虎绝对不是圣人,过多过久的接触,自己神圣的灵光在石虎眼中已不再似当初那样鲜明了。佛图澄平静地告辞而去,室中只剩下石虎一人。石虎忽然感到非常空虚:自己养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呢?恐怕赵的气数真的到头了。大和尚说还能有六十年,可是六十年之后,不是照样烟消灯灭吗?不难看出,石虎这样的想法,含有佛教“万法皆空”之意蕴。然石虎毕竟是虎狼之人,在没什么切实抓得着的东西之时,便决定用恐怖来最后证明一下自己的至高无上。他叫人用铁锁穿透石宣的颔骨,牵到柴堆上活活烧死,一直微笑着看着儿子变作灰炭。他又将石宣的三百余名官属下狱,最后车裂肢解,扔进漳河。
  一个月后,佛图澄派弟子向石虎辞别说:“事物迁流不定,无人能够永生。贫僧火焰般虚幻不实的身躯,已到了化解的时候。久受陛下恩泽,特来相告。”石虎手中的玉如意碎在地上:“没听说大和尚有病,怎么忽然说这种话?”他觉得最后一个心理依靠将要失去,匆忙备辇去寺里问候。佛图澄说:“陛下,出生入死,本是天道常态。性命长短自有定数,无人能延长。修道贵在行事完备,修德贵在没有懈怠。若操行无缺,虽死犹生。若损害道德苟延性命,非我所望。现在略有遗憾的是国家鼎力事佛,造庙修塔,本应受到祐护。但施政暴烈,滥用淫刑,于圣典于佛法皆相违背,最终不能得到福祐。若改变做法,恩惠百姓,贫僧就死而无憾了。”这是佛图澄对石虎的最后一次训诫。石虎想起当初向佛图澄请教佛法之情形,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他有生以来哭得最为畅快的一次。
  这时佛图澄已经一百一十七岁,明显苍老了,但目光仍如鹰鹞,双手依然灵巧。他来到邺城外河边,一点一点地将肠中秽物用水冲走。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出家一百零九年,身心清净如镜。他无欲无求,唯一的念头便是救护众生出离苦海。他知道他死后这里又将洪水滔天,又将白骨遍野,千里无人……但他虽然神通无限,却没有办法阻止。说到底,佛法只能教化社会,却没有办法阻止历史的车轮。他所应该做的,已经都做了。不远处的都城已完全融入阴影之中,沉寂而颓废,毫无生机。不久那里将火焰冲天。佛图澄已经决定于是年十二月八日化掉,到另一个所在,换另一副模样,重新开始。
  “师傅,天凉了,我们回去吧。”侍立一旁的弟子法常小心翼翼地说。“好,好,回去,不坐了,迟早是要回去的。”佛图澄站起来,很快,两个人的影子便消失在烟雾之中。
  太宁元年(349年),也就是佛图澄去世的第二年,雍凉戍卒四十万反,攻克后赵都城,石虎卒,其子为争夺帝位互相残杀。石虎养孙冉闵趁机尽杀石氏子孙及羯胡,次年自立为帝,改国号魏。五胡乱华时羯族人杀汉族人最为凶残,称汉人为“两脚羊”,这时却在冉闵刀下几乎灭族。按佛法所说,岂非应得之报?
  在烽火遍地的乱世十六国时代,佛图澄如一朵莲花开在极为污浊之处,对北方芸芸众生来说,实在是无比重要。他与魔相伴,摧伏魔心,又如大白伞盖,为大众挡去了诸多灾难。
  在盛世的慧林宗本禅师身上,在乱世的佛图澄大师身上,一代高僧对于大众、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极明显的体现。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同,我们却不能说哪种作用更重要。挽救众生的生命固然功德无量,塑造众生的灵魂,同样也是无量之功德。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西藏,看一位高僧给那片雪域高原带来了怎样的福祉。藏传佛教有五大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这里所说的这位高僧属萨迦派,名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是萨迦派的第四祖。“班智达”是古代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唐玄奘西天求法,曾于该寺学习十数年)学僧的最高“职称”,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是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位被誉为班智达者,由于精通五明、智慧无比,因此被称为雪域三大文殊化身之一。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于藏历第三饶迥木虎年(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出生在昆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后藏萨迦县大贵族族系,发迹于8世纪初叶。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该家族的昆·贡却杰布创建萨迦寺,亲任寺主,并以该寺为中心创立萨迦派。其后政教合一,建立萨迦地方政权,集寺主、家族宗主、教派大法师于一身,世袭相传。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出生时充满了神奇的瑞兆,出生不久即能讲说印度梵语。因天资聪颖,加上师长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以及家庭的薰陶,初成年即已精通大小五明,成了著名学者。史籍记载他的学习过程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他不但依照常理跟随老师学习经论,且即使在梦中也同样能得到非凡的教导。曾经有自称印度世亲菩萨的人于梦中为他讲授《俱舍论》达一月之久,之后即对《俱舍论》完全通达。又曾经梦到有人将印度陈那论师的经论宝库之钥交给他,虽然没有认真学过因明学,从此却能精通因明。如此神异之学习经历,极其众多。
  萨迦班智达在依止上师方面也是后学的典范。萨迦派四祖扎巴坚赞是萨迦班智达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在依止其学习时,起初没有按密法之规矩将扎巴坚赞看作佛陀。当他向扎巴坚赞求瑜伽修法时,扎巴坚赞说:“你只是把我看作你的叔叔,而没有视为佛陀,因此暂时无法传授上师瑜伽给你。”萨迦班智达得到启发,将叔叔看作真实的佛陀。后来在扎巴坚赞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看。终于从扎巴坚赞那里得到很多真传。萨迦班智达曾说:“我之所以精通因明、声明等五明以及般若、俱舍等五部大论、密续,人神共敬,且元朝皇帝等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向我求法,敬重我,都源自我视师如佛、如法学修。”
  说萨迦班智达给雪域高原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一方面指他以高尚的品德和无量的智慧教化众生,另一方面,则是指他与蒙古人达成协议,使西藏免去一场血腥兵祸。
  13世纪30年代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期间,阔端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阔端是窝阔台次子,受封西夏故地。阔端约于1239年派大将达尔汗台吉率军征西藏,后兵马均得瘟疫,战事暂停。达尔汗台吉将军了解到西藏的情况后,向阔端报告说:“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请之。”阔端采纳了达尔汗台吉的建议,寄书给萨迦班智达,书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这封信语气强硬,有不可推托之意。当时蒙古族军事力量已完成西征,阔端之军虽暂时受挫,然锋锐未失。时西藏地区各教派领袖人物看到形势如此,也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对强大的蒙古军队,并准备推举萨迦班智达同蒙古族上层联系。收到阔端的信后,为消藏地众生之灭顶之灾,萨迦班智达决定赴凉州同阔端谈判。大约在南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已经六十三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踏上了遥远的征程。途中一边致力于传法建寺度化众生,一边还撰写了《诸佛菩萨之圣道》一书,终于在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其时阔端为参加贵由汗即位庆典到蒙古地方去了,返回后很快会见萨迦班智达。之前阔端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然这些僧人于佛教知识皆未精通,举行祈愿法会时,坐于僧众上首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和蒙古萨满。
  通过交谈和认真观察,阔端渐被萨迦班智达的智慧深深感化,对佛法生起了无比的信心并皈依了佛法。萨迦班智达为他前后灌三次大顶,阔端王也作了三次盛大供养。第一次供养西藏(也包括蒙古和汉地)政教合一;第二次供养给予西藏减免税收的政策;第三次供养是阔端为上师萨迦班智达填湖建造海藏寺。当时建寺动用的全是汉人,由于工程浩大进度不快,阔端一怒之下下令在一天中杀死了两千个汉族人填入湖中。萨迦班智达得知此事后立刻前往阻止,并与阔端约定,从此不再杀戮汉族人。据说因为杀害了两千名汉族人,龙王非常不高兴,阔端因此得了重病,虽多次向红阎摩敌母供奉水食子,却没有任何效果。萨迦班智达于梦中得知原因,在海藏寺修了狮子吼菩萨之仪轨,阔端之病才得痊愈。海藏寺龙井里的水本有剧毒,然从此改变,成了可以治病的良药,据说饮此水能祛邪除病,益寿延年,现称之为“神井”。
  阔端对萨迦班智达的修行是有过怀疑的,曾想出很多办法对他进行试探。有一次二人讲论教法,当谈到《经部金光正法论》中所记载龟没有毛时,阔端为反驳此说,拿出一张一尺多长、上面长有彩毛的皮子请萨迦班智达观看,并说那是龟皮。萨迦班智达则指出那不是龟皮,而是《菩提勇识论》中所说的像龟一样的动物的皮子,并说皮子上有千手佛和菩萨近侍八弟子之身像。阔端有些羞愧,准备报复一次。他让一个魔术师在一个湖中变出一个亭台,里面摆有一个用大藏经堆成的法座,法座外用绸缎裹起来,用以试探萨迦班智达的神通。阔端请萨迦班智达去开光,萨迦班智达如果没有神通,就会掉进湖里出丑。萨迦班智达一眼便识破幻术,把亭台加持成一个宫殿,形成一个寺院,这就是幻化寺(现在改称白塔寺)。他还坐在大藏经上说法,之后大家打开看时,里面全是白纸。魔术师吓得跪下祈祷,萨迦班智达则念动经文,让大藏经恢复,文字又飞回到经书中。阔端对萨迦班智达生起信心后,萨迦班智达对他说:“你观察我三年,现在轮到我观察你三年了。”从那时起形成了规矩,学密法弟子要观察上师三年,上师也要观察弟子三年。不过现在往往只有弟子观察上师,上师不再观察弟子了。
  凉州有一座寺院叫灌顶寺,是萨迦班智达给阔端传法的地方。萨迦班智达的姐姐若巴让姆长期闭关的寺院是莲花寺。凉州的四座寺院各有不同的作用。身体不好,可以去有泉眼的海藏寺;幻化寺是皇家寺院,政治活动都在那里举行;大法事在灌顶寺举行;莲花寺主要用于结夏安居。幻化寺规模最大,据说其中的一个大殿可容纳万人。因为该大殿已不存在,很多学者不以为然。然考古发现一个石狮子头,张开的口可以走进一个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幻化寺规模十分宏大。
  经过一番接触,阔端终于被萨迦班智达的智慧、学识及品德所折服,接受了佛教教义,归依了佛法。很快,阔端下令,举行祈愿法会时由萨迦班智达取代基督教传教士和萨满坐于众僧人之上首,祝愿时首先由佛教僧人祝愿。这件事非同小可,说明在阔端心目中,佛教的地位已经高出基督教和萨满教。更为重要的是,这标志着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的地位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最为重要的是,阔端答应不再进攻西藏,而是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传授佛法。通过萨迦班智达的努力,西藏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
  萨迦班智达之后没有回到西藏,而是一直在凉州一带传扬佛法。藏历第四饶迥金猪年(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九月八日,凉州发生强烈地震,弟子比吉拉杰询问萨迦班智达是何原因,萨迦班智达回答说:“此乃大德前去利他之预兆,我将追随诸大德之后。”从这句话可断定,萨迦班智达已经预感到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了。十一月十四日黎明时分,一代高僧萨迦班智达圆寂于幻化寺,享年七十岁。二十五日,弟子们将萨迦班智达的遗体火化。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火化时,头盖骨显现出喜金刚、文殊菩萨、胜乐金刚、佛陀等佛像,膝盖骨正面显现出观音菩萨、度母、不动佛等佛像,手指骨上显现出弥勒佛像及藏文“阿”字和“得”字,两耳骨上显现出尊胜塔像,并出现许多舍利。
  当时蒙古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蒙古人的征服欲望极其强烈,而广阔的西藏,对蒙古人不可能没有吸引力。使阔端绝除军事进攻西藏之心,萨迦班智达靠的是高深的佛法和高尚的品德。从某种角度看,似乎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达成这样的结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没有萨迦班智达,在一千年前,西藏地区会被蒙古军队所占领,会有无数的生灵惨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
  
  佛教以莲喻佛、喻佛法、喻高僧,最重要的原因是莲花的品格和特性与佛教教义相吻合。佛教是着重寻求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将人生视作苦海,希望人们能从苦海中摆脱出来,解脱途径是此岸(人生苦海)——济渡(学佛修行)——彼岸(极乐净土)。也就是从尘世到净界,从诸恶到尽善,从凡俗到成佛。这和莲花生长在污泥浊水中而超凡脱俗,不为污泥所染,最后开出无比鲜美的花朵道理别无二致。两千多年间,正因为有莲花的光芒照耀,有莲花的清香熏染,中国文化才如此丰富,更重要的是,才充满了诗意盎然的趣味性和神秘性。中国人之所以有和气、包容、清逸、雅致的品格,与莲花一般的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在中华民族大步迈向全面振兴的今天,大众的心灵更需要文化的滋润;在物质已经足够充足的情况下,大众的灵魂更需要一种宗教文化的慰籍。佛教文化,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在我们身边,如果有真正出尘脱俗、真正品德高尚、真正佛法深湛的高僧为我们讲授宇宙和人生的至理,引导我们正确看待人生的欢乐与不幸,岂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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