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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8年1月B期《当代工人》
 

在路上

 
谢友鄞
  人的一生,匆匆忙忙走过去了。壮行不止,作为人生大写意的形态,被世界上所有民族动情地叙述着。
  古老的欧洲征尘滚滚,军士们左手执盾牌,右手持长矛,与友军相遇时,经常发生误伤,引起冲突,便定下靠右行走的军规。
  欧洲大陆硝烟散尽后,歌舞升平,宝车骏马载着标有家徽的贵族,在马路左侧高视阔步,将下层人挤到右边去。乘车的和步行的,高贵的和低贱的,泾渭分明。
  直到197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车马行人又一律靠右行驶了。
  地球旋转到中国。盛唐时,车辆也在右侧行驶。但鸦片战争后,受日本影响,汽车、畜力车和人力车,改为左侧通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式汽车决堤般涌进中国大陆,其方向盘、灯光装置,只适用右侧行驶,必须进行改造,改装费是车价的五分之一。当时国家经济拮据,运输管理局作出决定,自1946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一律实行车辆靠右行驶,相沿至今。
  左右通行的问题解决了,但能否顺畅上路的麻烦来了。民国时期,汽油昂贵。进入抗日战争年代,汽油限购。无论货车客车,公交车私家车,纷纷改烧木炭,在汽车上安装炉子,一氧化碳在汽缸里燃烧,带动发动机运转。街上,大型运输车多了一节车厢,专门安放炉子。小货车驾驶室后面,多了一节烟囱。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既负责卖票,又负责捅炉子,清理炉灰。遇到上坡,汽车经常熄火,得赶紧下来,连路人都一起帮助推车。直到1953年,一些大城市的街头,还有烧木炭的公交车在运营。
  战争胜败,政局反复,改变着交通规则和行驶资源,这是笔者查阅路规史料时,寻觅到的轨迹。由此引起的事变,甚至充满血腥味。清朝时,西方传教士进来了,他们怀揣护照,乘坐紫呢大轿,横行无忌,引起百姓不满。1862年,某西方传教士认为,衡州的十字街,触犯了天主教十字架圣讳,竟蛮横地要求拆毁街道,改变街市状况,激起民愤,中国人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酿成国际大案。
  历史阴霾散尽,如今清明盛世,阳光朗照,我走在辽西大地上,走在乡间土路上,这里没有左右通行的纷争,没有燃油困惑,绵延不尽的是乡间情。哥哥你走路要走大路,大道上人儿多,走差好问路。从我身边驶过的轿马车,是戏班专用车。乡下路孬,车咯辚咯辚颠。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像青蚂蚱蹦达蹦达,跟住轿马车,从一个乡跟到另一个乡,看完一场戏,看下一场。女演员掀开轿帘,朝孩子们招手。我扑扑跌跌撵上去,她伸手一拽,把我拉进轿房,揽进她的怀里。她贴住我的脸,轿车内红光耀眼,耳环烫我的脸。她嘻嘻笑道:“花小子,长大后,想做啥?”     
  她是主角,自己占辆轿马车。给她赶车的,是个戴毡帽,脖子上搭条毛巾的汉子。我说:“给你赶车。”
  “没出息!”她咬牙切齿地笑了,朝前方鲤鱼幌子一指:“咱们在那儿歇下。”那是家旅店,古代考生奔赴县城、省城和京城,进行乡试、会试、殿试,在旅店住下,鲤鱼跃龙门,吉祥。她说:“从那里出发,一站又一站,能走远。”
  如今,我已经走得很远。我经常坐火车奔波,对一站又一站的名字,格外有兴趣。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有个129公里站,刚好距离北京站129公里,神了。吉林省蛟河市,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小姑家,一个叫大姑家。从小姑家站坐车,下一站是大姑家,走亲戚似的站名让我玩味不止。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个读书铺站。我立即来了兴致,查阅资料,读书铺站建于1966年,位于云南省安宁市读书铺村。在古代,地处偏远的考生去省城赶考,要提前很久动身,在离省城大概一天的地方住下,避开城市喧闹,最后冲刺一下。这个村子离昆明不远,他们就选择了这里,后来住的读书人多了,就叫读书铺村。我想起女演员对我的嘱咐。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感到欣慰,我似乎永远在路上。我又觉得伤感,谁都逃不出标签的制约。鲤鱼幌子是旅店标签。广告是商家标签。电脑洋文驾照是白领标签。厚厚窗帘加一壶浓茶,是闭门怀旧者的标签。在牛仔裤膝盖上挖俩洞,看着路标朝相反的方向走,是反叛者标签。我到处奔走,却没有标签。在我生活的辽西边地,日头落下来是一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和日子是重复的,若想真正活下去,就要往外走。一个人,身体在大地上行走,谁也离不开土地,但灵魂可以在天上飞翔。我喜欢《西游记》里那句话:赶路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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