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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5期《满族文学》
 

流沙透曦光

 
程 远
拔牙
  十几年前,陪父亲去看牙医,顺便也张开自己的嘴巴。牙医说:你的牙也该治了,不然以后要遭罪。那时年少,嘴硬,凡事不计后果,就回答牙医说啃苞米还一棒棒的呢!谁知俟至今日,竟一头栽在牙上。
  我的牙疼已经有好长一段历史了。人说牙病分两种:一是虫牙,一是火牙。虫牙即蛀齿,火牙即心火所致,遇到点儿破事儿心就装不下,比如工资不涨恋爱失败什么的就会牙疼。不可思议的是,我既是虫牙,也是火牙,而很多人只居其一,这让我更加恼火,毕竟这不同于我有两套房子两个媳妇,或是一篇文章发了两家报纸,拿了两份稿酬。双病牙,双重灾难。
  那一条(或几条?)小虫子,它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呢?我不知道。总之十几年来,它在我的牙齿或牙床间穿梭不已,经过不懈努力,顽强拼搏,终于掏空了我的两颗实牙和几颗不太实的牙,使我一张嘴,就会露出秦汉时期的长城,颓废得紧。
  蛀牙似乎好治,即使不去医院,自己呆在家里,吃一些消炎药也会将蛀虫杀死或打昏,待牙床消肿,那虫也该消停了,起码能消失一段时间。火牙则不同。可人生在世,谁能不遭逢个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即便不是这样,诸如我等,每每写不出好文章亦要闷坐三日,而这正是牙疼的导引。
  当然,我也曾想过去医院将那几颗烂牙拔掉,或杀死它们的神经,怎奈疤好忘了疼,日复一日,敷衍了事。直到前几天牙疼,连扎数瓶点滴后仍不见好转,才决心去见牙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拔牙,居然是两颗。开门红。医生说还有四颗待拔,不过得错开时间。这位牙医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才有勇气走近他。他说:你的牙早该治了,现在治虽不是太迟,但只能镶假牙了。他说的假牙我知道,就是我八十岁的老爸现在戴的那种:一根弯曲的钢丝穿过粉红色的塑料板,板上缀着同样是塑料只不过是白色的牙齿(居然也叫牙齿),每每饭后都要摘下来用水冲洗一遍。天哪!我如今还未老到那份儿吧。
  容不得我嚎叫,牙医,或者说牙病使我叫也没用。朋友的朋友手握铁钳以及锥子镊子等工业上也常用的器具——在我的嘴里夺食(牙)。我则攥紧朋友的手。有咸涩的液体爬进我的嘴角,分不清是医生的汗还是我的泪。我有些懵了。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打了两针麻药之后。
  事毕朋友揶揄道:你哭得好刚烈啊!仿佛贞女似的。你怎么不想想德国队和阿根廷队踢得那么艰苦呢?你不爱球,你畅想一下青藏铁路开通也行啊!我手捂腮帮嘟囔了一句什么,大意是:滚犊子。
  不过我还是挺感激朋友的,尤其是朋友的朋友也就是那位牙医。按他出台的方案,我再拔掉四颗,就可以咬牙印镶牙了,确切地说是戴假牙。这虽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费时费力费钱也费眼泪,但之后就好了,如贴瓷砖的假长城,既好看又耐用,吃嘛嘛香。
眼病
  世界真奇妙,无巧不成书。半年前在单位的一次宴会上我的右眼不幸被啤酒瓶盖击中,当时一片黑暗,泪如雨下。踉踉跄跄摸回家门,妻子见状,先是柳眉倒竖,杏目圆睁,继而转怒为哀,泣不成声。
  我说:没事,很多同志为了革命把胃都奉献给公家了,咱身强体壮舍掉一只眼睛怕啥?坚强起来。
  她不哭了,扒开我的眼睛滴了药水,遂抱着孩子出门去。
  那晚,矿上正搞一个什么庆祝活动,要放焰火的。我们原计划晚饭后一家三口去凑热闹,妻子早巳将女儿打扮漂亮,自己亦描抹俏丽,岂料我出了事故,不能与她们同行。闭目躺在床上,世界一片黑暗。这时我突然想,如果我真的失明,今后将是一种怎样的境况。
  书是读不成了,无论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还是现在未来的智慧结晶,都无法收在我的眼底,置于我的案头,藏入我的胸中了。又怎能踏遍名山大川,一览神州风采,寻访城市乡村,体察丰富生活,然后奋笔疾书,成章结集,一本赠王蒙,一本送平凹,再与张炜握手,和莫言碰杯,给刘震云点烟,替张承志搓背,拍着王朔的肩头,告诉他一年不如一年了,把藏书分给咱一半。
  这是不可能的了,心灵的窗扉一旦封闭,世界如同到了末日。在收拢自己的同时,要清醒放开别人,将爱人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并将全部家产都让她带去,再三嘱托书是留给女儿的。
  之后,在原地找一块石头坐下来,你还可以想很多事情很多人,想爸爸、妈妈、兄弟,以及朋友。你没有情人,就少了累赘。然后掏出刀子,对准自己的喉咙。这时,史铁生身残志坚的身影在你的脑海闪现,保尔·柯察金在漫长的黑夜里燃起的生命火炬照亮你的前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这流传千古的声音在耳畔久久回响……
  你放下屠刀,便立地成佛。
  当然,眼睛没瞎,过了一个星期就恢复了视力。但在那夜,所思所想,却常在我的脑海翻腾,汹涌澎湃。曾拽过一页纸,写下这个标题,又未能成文。谁知前几天祸不单行,我的左眼又突然犯病,红肿不堪,疼痛难忍。妻陪去就诊,眼皮给翻懈了,也没查出名堂,我说是患了红眼病吧。医生说红眼病是流行病,既然流行,就不能只你一个人得呀?又问我以前坏过眼睛没。妻子刚要开口,我急忙拽着她走了。路上,她问我为什么不说以前眼睛被瓶盖打过?我说与那没关系。是“红眼病”,你没看见别人都高楼在上万贯腰缠,咱们还租房而居阮囊羞涩吗?她说那是你没能耐!
  其实,我是一个最不关心自己身体的人,却又是一个较为珍惜时间的人,自相矛盾。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我却往往不这样想。很早以前我的内心有一种渴望,幻想有一天能得一场什么病,好去医院住一段时间,沉浸在白色的世界里,有鲜花和问候,吃罐头和水果,暂不用回家挑水点炉子拖地看孩子,也不去上班看领导的脸色听同事的闲言。大家都来关心你爱护你重视你,把你当人看再不作球踢。当然,必须得的是一个不大不小不致命的病,擦破点皮撞坏点筋损失点肉的工伤最好,什么也不耽误,工资照发,奖金照领,真的要有什么说法了,就立即起床上班去。但这段时间你可以尽情地读在健康的日子里没有机会读的书籍,静心地写在正常的生活中没有时间写的文章,享受着充满诗意而奢侈的殊遇,可惜,你患的是眼病,不能兑现你的愿望。上帝说了,你再耍赖,下次就让你得手病,免得涂鸦画乌,描东抹西。上帝又说了,一介草民,富贵病是你得的吗?有那福份,早派你去北戴河疗养了,熊样!
  既然如此,还得继续苟延残生,白天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夜里点灯熬油看书码字。也不再幻想生病,更不奢望去疗养,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常常一段歌,也罢。
少白头
  十多年前,刚上初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头上长了几根白发,在两鬓。急忙拔掉。过些日子,又有几根出来,还是两鬓,再拔,再长。如此往复,颇有生生不息的意思。环顾左右,发现其他同学虽然个别也有,但大多数头顶还是漆黑一团,呈欣欣向荣之势。起先,并未十分在意,直到有一天放学,刘波在身后对我说:你头上怎么像刚顶过面袋子呢?是精粉吧?你家真趁!
  当时,真想给他几个二踢脚。
  不信你自己看。回到家里,刘波把他姐的两个小镜子偷给我照,一前一后,下午的阳光白花花一片。
  刘波说可以染的。他陪我去商店买来两瓶药水(染发剂)放在书包里,等到晚上父母睡着,我们就悄悄地来到我家厨房,拆开包装袋,对照说明书,把药水倒进瓷缸里,用筷子一通搅合。我说:不能太黑,太黑不自然,贼。刘波说:真染呀?白瞎这些精粉了!然后,一手持缸,一手拿着我的一个废旧的牙刷,在头上鼓捣起来。我则端着他姐的小镜子不停地照,生怕他东一下西一下地糊弄。
  这是我第一次染发,之后虽说不是每次剪完头都染,却也断断续续多年。帮手从一开始的同学刘波孙鹏小文,最后变成理发店的师傅。染发剂也换成了焗油膏。也不用再遮遮掩掩,怕父母同学知道(每次染完,白天戴上一顶帽子,晚上再将一张废报纸铺在枕上)。如今,爱美之心堂而皇之,不仅年老人将白发弄成黑发,更有背道而驰者。总之,只要红黄蓝能调出的色彩就有无限作弄的空间。
  真个是时代不同。
  关于少白头生成的原因,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肝肾不足、气血亏损所致,先天性的少白头则与遗传有关。这些,我没有研究。那个年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少期营养不良并非普遍现象。我倒是倾向于遗传。虽然我并不知道父母年轻时是否就有了白发,但我印象中,他们四五十岁时已鬓染霜雪,而二哥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会儿,也陆续长出白发,不过不多。这些都有照片为证。刘波说我少年早熟,一定是暗恋班上的哪个女生,天长日久,忧思所致。我说,按这理论,那是不是姑娘追到手后就该黑回来了呢?
  刘波唱:愁啊愁,白了少年头……
  唱你个头啊!真是。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今年夏天特别热,闷得难受,边喝冰啤边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想到木心的学生陈丹青,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将木心先生五年文学讲座听课笔记,整理成这套书。女儿说,你看人家陈丹青多有成就啊!而你,整个一老颓。我说,我看陈丹青的光头不错,要不老爸也剃个吧。女儿说:干嘛?明志啊!剃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下楼去剪头房,剃了个光头。
  其实,我哪里是因为女儿的揶揄而要明什么志。这年头,哪有为读书写作明志的,要明也是明挣钱的志。想起汶川大地震那年,在青川,和来探访的北京诗人阿坚,作家狗子,杭州画家丁丁会合。当时,阿坚和丁丁都剃了光头,我没剃,狗子也没剃。不过,狗子让理发师傅在他的头上剃了两个字:青川。
  这是不是明志呢?不知道。
在贵阳
  这是我第二次去贵阳。第一次是2006年,与辽大影视广播学院的师生,从湘西入铜仁,再雷山、榕江,及至安顺、遵义、赤水,最后回到贵阳,前后十八天,转了大半个贵州。虽是车马劳顿,却很过瘾。    
  这次是公干,时间宽松,飞来飞去,窃以为借机或可补上上次遗漏之地,如荔波、黎平。于是一下飞机,就兴奋地给朋友发微信:贵阳确绿!朋友回:老地方等你!朋友即老二,大名薛永林,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也是同学中不多的商人之一。记得2006年那次来贵阳,离开的前一晚,与老二见面,四个人喝了两瓶茅台,数瓶啤酒。那时,老二在这里经营着一家网吧,挣没挣到钱我不知道,酒,是他从网吧的办公室里直接拎到饭店的。
  打车到云岩区鹿冲关路交接口的银通花园万江七号驿站,老二站在路边。他说,驿站是他与朋友合开的,那个网吧还干着。所谓驿站,就是酒店,或叫会所,不过今晚没有茅台,有茅台镇的窖酒。
  我说,我擅长啤酒。
  老二说入乡随俗吧哥们,这里都整白的。
  一桌子菜,什么泡椒牛亢腩、秘制豆豉鲫鱼、砂锅软烧蕨菜、千缘杂烩、过桥排骨、酱爆梅肉丁、金菇肥牛卷、蒜香鲈鱼等等不一而足。大厨一边介绍着,我一边流着口水。酒,是那种黄纸包装不见名称与标识且有些粗糙的灰白瓷瓶——的确不是茅台。大厨用东北话说(他来过东北):这是薛总的私藏佳酿,不是茅台胜似茅台啊!我说,全国人民都在反腐倡廉,实行扫光政策,这么多菜岂不浪费?何况我感兴趣的是那种腌臜小店特色小吃啊!老二说,吃不了打包。这些都是正宗的黔菜,晚上我带你去那些脏街陋巷体验生活。
  如你所料,这一回我们又喝高了。
  七年,我们才见上一次面,抗战都快胜利了!老二说。我说,老家的同学都想你呢,再不见面就老了!于是,我们掏出手机给几位要好的老同学打电话,有谷红、六子、长辉,啰哩啰嗦,直到后来换了地方,打车去小吃一条街,又要了烤豆腐、牛肉粉,啤酒若干,至于吃喝多少,最后怎样回到宾馆的全然不知。好在有叫醒服务,次日早上没耽搁差事。
  但,我严重感冒了。来时,沈阳还是零下二度,虽不是冰天雪地,却也青黄不接。而此时此地,已然零上二十八度,街上随处可见半袖短裙太阳镜。
  躺在宾馆的床上,百无聊赖。手头的一本《山花》杂志,拿起又放下。电视机里正播着芦山地震的实况报道,以及禽流感信息。想起北京大水,世界末日的恐慌,PM2.5及那些无数的雾霾天气……别说荔波、黎平,就是马尔代夫亦没了兴致,一步也不想动。可是先前却不是这样的啊!先前SARS那年,曾与友人单车骑行一百四十多公里回老家,2008年,汶川地震时在成都,之后深入灾区采访十余天,脚磨破了,衣服弄丢了,牙疼心痛,一路却坚持下来。可如今,这是怎么了?
  夜里,老二微信:在他的驿站可以随吃随喝,签字就可。他有时忙,不在站里。我回:明天闪人。
偷闲
  上小学时,家境贫寒,几口人只有爸爸一人上班,为了生活,就要养鸡养鸭,喂猪喂鹅。每星期三、六,上午上课,下午休息,我就和哥去挖野菜(星期天更是如此),一筐一筐背回家来,再坐在房檐下一菜板一菜板将其剁碎,这时,天就暗了下来,不但未能同邻居小伙伴们玩耍,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常常不能完成。如此,课本就要放在菜板的一旁,边切菜边窥视,不觉手就流出了血,染红青青的菜叶。读初中时,偏爱文科,厌烦理科,就偷偷地将小说诗歌之类的书籍套上数理化的封皮,堂而皇之地在课桌上看。自然,雕虫小技瞒不过夫子的慧眼,几次提问,笑料百出,最后同学们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了,自己还在所谓文学的蜀道上艰难爬行。
  在集体宿舍或办公室里,迎来送往,说长道短,即使不必隐蔽地读书阅报,终难以进入专心致志的境界。那么,我便练字,随意拽过一张废纸,苏黄米蔡就袖着手踱着步走来。那边没完的海阔天空,这厢有礼地啊哈嘿呀。
  当然,我绝不是提倡课堂上溜号,工作中怠惰,这只是我个人误入歧途或执着追求,不是一种经验,只是一段往事。
  曾查成语词典,有“忙里偷闲”句,典出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同陈宰董薄游灵山,宰云:‘吾辈可谓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士大夫寄情于山水,陶冶其性灵,附庸风雅,这是常事。但真正的闲(贤)者,也是免不了俗界的烦扰。有贵人游僧舍,酒酣,诵唐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僧闻而笑之。贵人问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这是冯梦龙的妙笔。可见偷闲亦需要打假,古今一如。
  在现代钢筋水泥的缝隙,在喧嚣烦躁的空间,在青蚨迷醉的眼前,在人浮于事的左右,我们更需要永恒的对抗,从容的步伐。
  近日读报,得知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当年携笔浪迹天涯时,是在每日往返报社和住地的计程车上学会外语的,就是这一段短短的间隙使他后来获得汉英文双管齐下的美誉。这是偷闲的成功者。又如藏书家田涛,书法家李铎,以及许许多多的文学艺术家,都是从业余起步而终有建树的,只是人家善于偷闲耻于偷懒而已。
  我写故我在。
  如果有一天,我有幸也能成为成功者,不幸作为聚光灯的焦点,那么我首先要重复先辈的一句话: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了。
  鲁迅先生是偷闲模范。
1996年的冬天
  1996年的冬天,夜幕四合的时候,我的心也缩紧了。
  那间黄泥小屋同往年一样,朝北的那扇小窗用塑料布封严,然后再罩上一条棉布帘子。早上十点钟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将其翻卷上去,下午三点钟天空灰下去的时候,再将其放下来。灶间的鼓风机呼呼作响,用尽浑身气力吹那炉盖底下的煤。黑烟缭绕,水汽蒸腾。
  屋子逐渐暖了起来。妻开始焐被,哄孩子睡觉。炕头里的母亲倚墙坐着,披一件棉袄,胸前摞起两个枕头,双手拄在上面。
  母亲没有睡意。她患了肺病,大把大把地吃药,仍咳声不断。
  守在母亲身边,端水、服药、接痰、捶背,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也正是我没钱的日子,为了母亲的病,我已经负了千余元的债。可母亲的病仍没有好转。
  护理母亲的日子里,我正读着一本书,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的《孔子》。书读得很慢,甚至现在还没有读完。我的眼睛在书页上徘徊,圣人的身影依稀浮现在眼前,还有那些大智大慧的学生们——
  鲁哀公六年、陈泯公十三年。吴国投入全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陈国发动进攻,局势紧迫,刻不容缓,孔子不得不带领弟子离开陈国,避往楚地。他们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终于寻到一座毗邻边境地区的小村子。孔子一行已经被饥饿和疲劳折磨得有气无力了,村子却空无一人,找不到任何食物,他们只好躺在村头的一口池塘边。
  这时,孔子端坐在桐树底下,聚精会神地弹拨乐器,琴声悠扬动听。
  突然,子路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孔子跟前,大声问道:
  “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停止了弹琴,把脸转向了子路,说道:
  “君子固穷。”
  他的声音洪亮有力,坚定不移,使大家吃了一惊。他又紧接着说:
  “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小人穷困的时候就会紊乱,不能自己约束自己,而君子就不会如此。)
  看到这里,不禁使我肃然起敬。我仿佛看见子路当时激动的样子,他拉起子贡、颜回、大步地走出树林,在阳光的照射下,张开双臂,情不自禁地舞之蹈之……
  轻轻地将书合上,我走到母亲身旁,把围在她老人家身上的衣角又拉了拉。母亲抬起头,用苍老迷茫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我别过头去,泪水夺眶而出。
  冬日的风在窗外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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