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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9月18日《沈阳日报》
 

我一生都在适应这个名字

 
刘嘉陵
  半个多世纪前,我爸爸在我毫无选择能力的情况下把“刘嘉陵”给了我当符号,我一生都在适应这个名字。实话说吧,没有一次我在回答“你叫什么名字”时理直气壮过。
  人们总十拿九稳地问我,你是四川人吧?我抱歉地摇头,说自己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沈阳人。哦,他们胜券在握地接着说,那你是在四川生的!我继续摇头,他们便有些不悦。这加剧了我对这个名字的排异反应。在我周围,叫长江的,叫黄河的,叫泰山的,叫华山的,什么名字都有,可没人问他们是不是在那边生的,到我这却例外了,好像前述名山大川都属于国家级,而嘉陵江只属于地方级,不允许跨省用名。我开始为这条江抱不平了,它的名字毕竟也是我的名字,且不提白居易都写过“嘉陵江近好游春”,元稹也写过“一夜嘉陵江水声”,苏东坡还写过“似闻嘉陵江,跳波吹锦屏”。
  上小学时,班里男孩笑我取了个女孩名,管我叫“小陵”“陵陵”。多年后我才得知,有些男孩自幼渴望做女孩而不得,后来社会进步了,他们总算通过现代医学手段如愿以偿,成为了“她们”。我不一样啊,就想踏踏实实好好做男孩。我放学回到家,在饭桌上正式同父母交涉,要求更名。他们一笑了之,没搭理我这个10岁不到的小屁孩。我该庆幸生在一个现代开明家庭,否则不得去刘氏祠堂当众扒下裤子挨板子?但我不服,我爸爸自己叫的就不是爷爷一开始给他取的名字,他用过的名字一打儿都不止了,那个时代的文人没有十个八个笔名怎么在文坛混啊?再说他还干过地下党。几天后我又提出更名请求,我的做新闻工作的爸爸没显得不快,当然也没喜气洋洋。他听我陈述完一条条理由,沉默一会儿,问我,那你想改个什么名字呢?这个我还真没想好,我以为他会脱口而出一个他也满意我也满意全家人齐声叫好的新名字,但是没有。他说,你先自个儿想一想,把你喜欢的名字都写上,我看看再说。
  第二天课上课下我几乎都在想,兴奋得心怦怦乱跳。晚上我交给爸爸一份誊了几遍的备选名单,上有五个新名字,都写得工整而难看,排在首位的是“振江”,第二个是“振海”,以下还有“向阳”“志刚”“志强”,都是当年最流行的红色小说、红色电影里战斗英雄的名字。先说说“振江”,它来自红遍大江南北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里面有位神枪手叫赵振江,评书演员李鑫泉正在收音机里夜夜播讲。那位抗日英雄眉清目秀,一身好武艺,人称“赛赵云”,还有一手好枪法,能飞快地把墙上一排香火头逐一打灭。我们爱不释手的《平原枪声》系列小人书里,有一本就叫“赵振江神枪退敌”。另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名字是“向阳”,来自黑白故事片《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手使双匣子,浓眉大眼,英勇善战,人也诙谐好玩,一点不装。我们当年没一个不是他们的超级粉丝。
  我爸爸看着我那张巴掌大的小纸片,好像笑了下,也好像没笑,一句话都没说,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奇怪的是,我也没再坚持。看来我得感谢我爸爸,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最初效力的单位还真有个同姓老同志叫“振江”,唐山口音,对我很好,现在在公园散步还常能遇见。我要是跟这位前辈叫了同一个名字,即使不论商标事务的“注册在先”原则,仍然是失礼的。我也多亏没改成“向阳”,后来我效力的另一个单位有位同姓领导就叫这个名字。你不能蹭领导的热度。
  香港影星刘嘉玲大火以后,我的麻烦更多了,时常被人自作主张地写成她的名字。我身高一米八六,肩宽膀阔,鼾声如雷,生着络腮胡须,列位却把我往小巧“玲”珑上弄。再有什么活动人家介绍我后,我都要歉意地加上一句:“也许我更应该叫刘德华。”每次去银行我都心神不宁,我从窗口曲身把稿酬单递给一位黑衣美少女,她先低头看了下,再抬头瞥我一眼,把单子丢给对面另一位黑衣美少女。另一位也瞥了我一眼后,金融双姝相视一笑。我试着猜她们心里在说啥,很可能是:“你也配?”要不就是:“我的天!”
  曾经有一次,一伙报刊精英聚会,座中有位航空报主编和我一样人高马大,豪壮善饮,名叫马晓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有位女影星就叫这个名字,她演过电影《啊!摇篮》《顽主》,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等等等等,势头不输刘嘉玲。《顽主》里,她手托双腮,向即将火起来的葛优(扮演杨重)说:“我发现你特深沉,特爱思考。”我举杯向那位男马晓晴提议:“来吧,咱们两位女影星喝一个。”
  若干年前,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风靡我邦良久,一对青年男女相亲,小伙子和姑娘聊着聊着若来句“存在先于本质”,那姑娘嫁给他的机率就会大好多。但我一直苦于萨大爷只说了“本质”前面有一个“存在”,却没说“存在”前面还有一个什么。我的“存在”前面就还有个我一直在适应的名字,“名字先于存在”。我爸爸为我们取名很随意,他才不管我们应该“犯”什么、叫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呢,我大姐叫刘宁,大哥就叫刘阿音,二哥叫刘齐,二姐就叫刘维莎。按说到我这儿又该一个字了,但我下生后,他怀念起在四川读流亡东北大学那段生活,便把那条江用作了我的名字。1941年秋,他曾在嘉陵江上坐着木船,听着豁亮悠长、山谷回响的川江号子,辗转去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就读。就在那里,他带着对国破家亡的怒火,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危险分子”, 出“危险”壁报,演“危险”话剧,参加“危险”社团活动,后来还被用大洋支付月薪的特务学生密报:“斯数人者,行踪鬼密,暗中时有活动,思想甚为左倾……”提到我爸爸时评价还挺高,说他“善于演剧”。
  我直到37岁才真正见到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我是从陕西乘火车过来的,一路为《鸭绿江》杂志组稿,准备再搭轮船去武汉。印象中,一磴磴长长的石阶从江边顺山势陡峭而上,仿佛一直能攀到天际,江轮汽笛不时吼一声,憨重如巨牛。所有南腔北调的外地人都在惊呼,为又一个泾渭分明的水文奇观——嘉陵江与长江交汇。
  又过了二十七年,初夏时节,一位女小说家忽然在微信里发给我一张手机照片,先什么都不说,我一看就明白了:是今天的嘉陵江与长江在今天的朝天门码头交汇。多年的工业化后,一切都在变,但我那条江仍执拗地拒绝同黄汤子长江合流,界限分明,碧绿清朗依旧。
  我想我该接受这个名字了,可惜父亲已经不在,没办法跟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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