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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8年6期《小说月报·原创版》
 

木僵

 
安 勇
1
 
  2007年夏天,我还在东州搞测量,刚一过夏至,天就热得让人想死的心都有了,进入七月,市气象台连续几天都报出了三十五度的高温。有懂行的人说,其实四十度都不止,之所以这么报,一是怕引起人民群众不必要的恐慌,二是避免停产和发放高温补助。天气不仅热,而且闷,让人感觉喘口气都费劲。刚冲过凉水澡,胳膊腿儿动一动,又会钻出一层粘汗。一天晚上,我正歪在宿舍里读卡佛的一本小说集,接到了二哥振民的电话,说他撞上了隔离带,让我打车去堤口路。振民的声音疲惫又遥远,就像早晨刚刚睡醒,脑袋还靠在床头上,开了免提的手机离他至少一米远,而他也并不确定需要打这个电话给我。我拿着手机等了几分钟,确定他不会变卦,才从床铺上坐起来。
  振民一定是喝了酒,喊我过去顶包。
  外面和屋里一样热,几只蜻蜓在楼前飞来飞去,十几个老头儿聚在路灯下拉呱儿。他们正在谈论文化路上那起爆炸案。一个矮胖老头儿用手比划着说,那个女人炸飞的肉块蹿起几层楼高,又像冰雹似的落下来,砸在路边商贩的头上和身上。那段时间,整座城市都在关注这件事,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振民就对我说过,幕后主使很可能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我问他有多大,他说大到能吓你一溜跟头。振民还说,这件事不是高官杀人灭口弄死情妇那么简单,恐怕还会引起一长串的连锁反应。他语气里的忧虑,让我怀疑兴业公司也会受到牵连。但我没有点破。最近这段时间,兴业公司正处于内忧外困的境地。两个多月前,闵克诚突然另立山头,带走了不少业务和十几名员工——其中就包括五名有中级职称的测绘工程师,振民被迫紧急发布招聘启事,和甲方乙方进行沟通。因为技术人员数目不足,正申请的乙级资质也搁置下来。南宁路上的管线测量又出了质量事故,施工方弄断了一根煤气管,甲方正要求赔偿。勘察分公司在纬六路上谈好的深基坑工程,正式签订合同之前,又被人分走了一半。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已经够让振民焦头烂额的了,如果再出点别的差错,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撑得住。我甚至担心,他会出现多年前的木僵症状。
  出租车驶过军区医院南边的十字路口时,我忽然想起来,堤口路从东到西将近五公里长,振民没有说具体位置,难道我要把一条路从头走到尾?拿出手机正要拨号,振民先打了过来,说事情已经解决了,让我直接到建国路上的一品香茶楼。
  我走进包房时,振民正坐在一把考究的红木椅上,对着一壶泡好的铁观音出神。和八年前比起来,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头上也谢了顶,眉头之间集聚着深深的“川”字纹。我在他对面坐下,本想问问车怎么样了,振民突然做了个向下劈的手势。
  “上面正在办老龙。”
  振民的手指像波浪一样交替起伏,一把车钥匙不断爬上手背,又一次次跌落到桌面上。老龙是市国土局的副局长,和振民的关系非同一般,兴业公司的好多业务都是从他手里拿到的。老龙如果倒台,那就意味着公司的处境将会雪上加霜。
  “闵克诚也盯上了经十路的活……明天你去办件事。”
  振民没有接着往下说,就好像办不办那件事,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不是他的风格,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霸道。这说明事情举足轻重,我猜想,八成和爆炸案、经十路工程有关。
  “车在燕山南路的车库里,明天下午三点,你把它停在龙泉广场南边的停车场。”
  振民终于下定决心,一根食指弯曲又绷直,把车钥匙弹到我手边。
  我什么也没问,把钥匙收起来。我这人最大的长处是寡言少语,不该问的事情坚决不问,该问的也尽量少问。我喜欢默默地想事,把话说在心里。但我爹不这么认为,在他眼里,我是个三扁担压不出瘪屁来的蔫人,一辈子也不会有啥大出息。他老人家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遣词造句还是粗俗了些,沉默是金这句话,他恐怕也从来没听过。
  “兄弟,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啥吗?就是不言不语这个劲儿。”振民点点头说。
  我心里有一股暖洋洋的冲动,很想让振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录下来放给我爹听。
  振民交待完要我做的事情,神情放松下来,给我倒了一杯茶,又拿杯子找我的杯子,空气中发出瓷器相撞的清脆响声。
  “你现在还笔耕吗?”
  振民喜欢把写作说成笔耕,每当他这么说时,我的眼前都会出现一片辽阔的黑土地,一头牛拉着一副犁杖正艰难前行,犁头豁开的泥土像浪花似的翻向两边。
  “偶尔还写一点。”
  “你比二哥强。有时候想一想,真不知道整天在忙些什么,好像除了挣钱,就没有别的目标了。你好好写,没准哪天我也会重新拿起笔,到时候指点指点二哥。”
  我不怀疑振民说这话的真诚,他读书时爱好过文学,曾经想过要当作家,但我也不觉得哪一天他真的会重新拿起笔。随着年纪渐长,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万千条,看似有很多选择余地,其实呢,我们最后走的只能是其中一条。
  “我脱不开身,这两天你跑一趟宁城,给晓雅送些钱去,”振民脸上浮现出笑容,掏出手机翻几下递给我,“这孩子,一晃就变成大姑娘了。”
  振民语气里有自豪,也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他大概又想起了多年前的那场意外。他们的女儿比谷晓雅小三岁,如果还活着,也该读高二了。手机屏幕上是一条短信:不饿也要吃,不渴也要喝,不累也要睡,没事偷着乐。
  这条信息让我觉得有几分奇怪,正想再看一遍,包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了,邹凤枝和小美并排出现在门口。邹凤枝长着一副灰白色的长脸,纹得细长的两道眉毛总是皱得紧紧的。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似乎想发现什么,又害怕真的发现什么,看到包房里只有我和振民,显得既失望又释然。她原本大概以为,和振民在一起的是个女人吧!
  振民没有说话,一直看着邹凤枝。
  我喊了声二嫂,她看也不看我,我又喊邹老师,人家照样充耳不闻,反倒是小美向我扬了扬锥子似的小下巴。凭心而论,小美虽然有些高傲,长得还是很漂亮的,每次看到她时,我的心都会像翅膀似的呼煽一下子。
  邹凤枝也在看振民。给我的感觉,他们就像一对武林高手,正在运用内力过招,眼风里都包含着杀机。结果是邹凤枝先收了招式,冷冷地哼一声说,“别忘了,雯雯是怎么死的……”
  振民像被子弹击中了一般,剧烈地抖了一下。雯雯是邹凤枝屡试不爽的撒手锏,每次他们发生冲突时,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就会立刻让振民败下阵来。我常常想,振民心里的创伤之所以那么深,和邹凤枝不断的刺激不无关系。邹凤枝就像一个冷酷的外科医生,这些年来,始终攥着一把手术刀,振民的伤口刚长好一点,她就挥动刀子,再一次把它割开。
  邹凤枝和小美已经走了。包房里静得出奇,像大战之后一样,充斥着紧张肃杀的气氛。
  “简直是胡闹!”
  过了好一会,振民才叹息一声说。我附和地摇摇头。自从他们的女儿意外夭亡后,邹凤枝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古怪,整天沉着一张脸,对所有人都抱着敌意,对振民尤其刻薄,突袭查岗这种事,她不止一次做过,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振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好男人,不在有钱就变坏之列。最好的证明就是,由于邹凤枝的原因,他们一直没再有孩子,但他从没动过别的心眼儿,甚至连句怨言都没有。
  半个多时辰之后,振民的脸色才恢复自如,我们俩又谈了些闲话,振民喝一口茶,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冲我招招手。
  “二哥还有个事拜托你,留心点老杨,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告诉我。”
  我的心向下一沉,一股寒意从脚底涌上来,撞击到脑门上。老杨是刚提拔上来的总经理,闵克诚离开之前,一直分管测绘这一块。他是振民的同班同学,中专四年一直睡在振民上铺。虽然人有些娘,说话时喜欢用胳膊肘捅人,加之原因不明的口臭之外,其实,还是个挺不错的人。只要站得离他足够远,相处起来还是很愉快的。老杨上任不过两个月,想不到振民已经开始提防他了。看来,闵克诚对振民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振民一直拿闵克诚当亲弟弟待,就在摊牌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还面对面坐在酒桌上,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各提了三个酒,配合相当默契。谁能想到呢,第二天,闵克诚就亮出杀手锏,兜头给了振民一家伙。
  “人心险恶,不得不防啊!”振民又说。
  那天晚上,直到回到宿舍,我心里还在一阵阵发凉。入睡前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件事,之所以觉得谷晓雅的短信奇怪,是因为前面的称呼不对。她一直都喊振民“项爸爸”,已经喊了七八年之久,但那条信息前面,却是一个指向不明的感叹词:“喂!”
  
2
  
  高一那年,我迷上了读小说,一天到晚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上课时把书藏在桌膛里偷偷看,晚上回到宿舍,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随之而来的,成绩开始直线下滑,考试一次比一次排名靠后,等到高考前夕,我已经稳居全班倒数几名。镇定自若地坐上考场,成绩发布出来,和自己想得一样,果然名落孙山。我没觉得受到啥打击,反倒名正言顺地读起了小说。受打击的是我爹,他在村小学当了大半辈子民办教师,一心以为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唉声叹气了几天后,我爹拎着两瓶塔城老窖去了校长家。第二天,我就站在了一年级的讲台上。我爹背着手在村里转了一圈,逢人就说,这是名正言顺的子承父业。作为代课教师,我的沉默寡言显然不符合要求,仅仅坚持了一周,我就重新回到了家里。我爹他老人家就是这时候说出了扁担压屁那句话的,并不完全是小瞧自己的儿子,其中也包含着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眼见得我整天手上捧着一本闲书不是个事,我爹又想到了新辙。
  “驴闲树皮少,人闲是非多。你也成人了,去关里,投奔成发大伯吧!”
  我们村里人习惯了偷懒,把山海关以南混在一起都叫做关里,口音和我们不一样的统称为关里人。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埋汰人家:关里老侉儿,卖山楂儿,一毛钱,一大把。成发大伯是我们族里人,但如果仔细论起来,除了都姓项,同属成字辈之外,我爹和人家基本上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只是回关里认祖时喝过一顿酒罢了。“投奔”这个词也让人心里不舒服,就好像我已经走投无路求告无门了似的。但为了从家里逃开,我同意进关谋生。
  “你就说是东北老兄弟的儿子。”爹送我上火车时说。
  我到的关里就是东州。东州是省会,也是座讲究礼仪的城市,这一点,从人们互称老师就可见一斑。当年刚来时,我还真以为人家看穿了我代课教师的失败经历呢。
  成发大伯已经退休了,两鬓有了白发,竟然还记得他的东北老兄弟,问我爹身体怎么样,还喝不喝烧酒,抽的烟还是不是大生产。又拍着我的肩膀打包票,“吃香的喝辣的咱不敢说,馒头米饭,吃饱穿暖,还是小菜一碟。”
  火车在路上逛荡了一整天,我水米没打牙,成发大伯这么一描绘,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大伯又问我自己有啥想法。
  我摇摇头说,“没啥想法,就是饿得慌。”
  我最初去的是振国大哥的汽车修理厂。
  说心里话,我还是很喜欢那份工作的,不仅是每天都可以摆弄方向盘,而且一到晚上,卷帘门拉下来,时间和空间就成了我自己的。在汽油、机油、油漆混合的气味里,我可以尽情地读喜欢的书,无拘无束地想象美好的未来。但振国大哥并不那么想,他对我的评价和我爹如出一辙,我们喝扎啤吃烤串时,他恨铁不成钢地说,“弟弟,你咋像只蔫巴耗子似的,来了人也不知道招呼一声?”
  我拿不准该不该承认自己像只蔫巴耗子,只好傻呵呵地冲着他笑。
  振国大哥眼睛里闪过一丝怜悯的光,一口喝下去半杯啤酒,又接着说,“哥真心诚意劝你一句,没事时多和师傅学习学习,哪怕是拉拉呱,也能增进增进感情,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看闲书,玩那些风花雪月的滋润屁,那玩意既不当吃又不当喝,有个屌毛用呢?”
  这个问题更加无法回答,我想提醒振国大哥考驾照的事。除了看书写作之外,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摆弄车,如果说有什么脚踏实地的理想,我的愿望就是当司机。在东北老家时,我就向别人描绘过理想的生活状态,白天能摸到方向盘,晚上能摸到书本,有朝一日,边开车旅行边写作。我爹说,“你这是典型的胸无大志。”我问他非典型的胸无大志什么样子。他像被馒头噎住了似的使劲翻翻眼睛,满怀深情地回答,“去你娘的。”
  振国大哥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你别和我说驾照,如今这个时代,会开车算不上什么本事,你倒是说说看,在咱们修理厂,哪个不会开车?有句话说得好,给狗两只大饼子,它都能把着方向盘上路。”
  我预感到修理厂的饭碗很快就端不住了,借着撒尿之机,主动结了账,回来继续装孙子听训,低着脑袋在心里琢磨“滋润屁”究竟是什么鸟意思,穿插着想象一下狗驾车上路的情景。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被人羞辱了理想,竟然连屁都不敢放,那副模样大概更接近蔫巴耗子了吧!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有一天下午,振民二哥来到了修理厂。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注意到了他灰白色脸上的忧伤。后来我才知道,在那次见面的半年之前,他九岁的女儿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他们夫妻俩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你就是从东北过来的振业弟弟吧?”
  振民主动和我握了手,随后就沉默无语地蹲在旁边,看我用千斤顶把一辆桑塔纳的后轮支起来,再用十字套筒扳手拧掉轮胎上的螺母。我把轮胎卸下来,推给负责火补的罗师傅时,振民站起身走开了。我对他有一种亲近感,就好像我们早就已经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似的,渴望把心里话向他倾诉一番。
  “这是你看的?”
  振民折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本书——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集《葬我于雪》,平时一直摆在我的枕头边。想到振民走进了那个用胶合板搭成的狭小空间,看到了我的书和生活状态,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羞愧,就好像做贼被人家捉到了一样。我脸胀得通红,慌乱地点头。
  “在学校读书时,我也爱好过文学,在我看来,文学能带给人梦想。人这辈子需要有点梦想,梦想就是脊梁骨,没有它人就直不起腰来。”
  我没有说什么,但心里真的很感激他,让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一只卑微的蔫巴耗子。
  “以后,跟着我干吧!”
  我把补好的轮胎推回来时,振民慢悠悠地说。
  不知道是振国不要我,振民才接了手,还是振民从哥哥手里挖走了我这个人才,反正从那时起,我就正式成了振民身边的人。那时候闵克诚还没有来,兴业公司还要几年后才会成立。振民还是规划局一名副科级干部,来办理审批手续的开发公司,接下去往往都要找一家有资质的测绘队伍,进行测地或者管线测量工作,振民会一本正经地向对方推荐一家,把活揽到自己手里。
  “咱们干的活儿,都是自己介绍给自己的。”
  振民脸上掠过一丝孩童般的羞涩。看得出来,他是个善良本分的老实人,因为从中作了手脚,而心怀愧疚。我有一种直觉,他这样的人不太适合搞工程。振民的话验证了我的想法。后来,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最擅长的事情是搞技术,而不是和各种人打交道。
  “但已经开始了,我就不能放弃。”振民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我看见他额头上窜起了青筋,腮帮两边鼓起肉包,脸上一副恶狠狠的神情。几个月后,我才明白他表情纠结的原因。出事的那天下午,正是为了拿到一个管线测量的活儿,振民去给甲方送礼,错过了放学时间,他们的女儿才在离校门不远的十字路口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倒。只要聊起创业的往事,他就会自责和痛苦,已经开始的事情他不会放弃,但越坚持,他就会越纠结,越深地陷入泥沼之中。
  中专毕业后,振民先是被分配到东州市测绘院,那是省内地矿系统最专业的一家测绘队伍,每年的主要工作是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和观测等级水准。振民能吃苦,肯钻研,毕业不久就成了技术骨干,开始独立带组作业。利用业余时间,他在东州师范学院读完了大专文凭。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了评估。他认为测绘院的人际关系复杂,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重用,一些无能之辈却凭借后台步步高升。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熬到头发花白,充其量能当上院里的总工程师,然后就该退休安享晚年了。
  “人总得有点梦想才行,不能只知道按部就班地过日子。”
  他经常说的这句话,总会让我抑制不住地热血沸腾,我有几分得意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在追求梦想的人,而我和振民正是一路人。通过岳父的一个老关系,振民调到了市规划局。在一般人眼里,那已经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衙门口,但振民并没有满足,他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活。
  “有朝一日,我想办公司,自己给自己打工。”
  他拿到手的第一个活是管线测量,简单点说,就是把沥青路面下埋藏的各种管道线路画到图纸上,为后面的开挖提供参考。这事说起来也很好理解,城市的大马路表面上光溜溜的,路面下情况却相当复杂,上水、下水、暖气、煤气、电力、电信、路灯、通讯,各种管道管线纵横交错,如果没有图纸,挖掘机的铁铲子掏下去,指不定就会弄断什么管子。
  那个活是振民和邹凤枝两个人干的。白天他们都要上班,只能利用傍晚和休息日。振民手里提着十磅重的大锤和用钢筋弯成的钩子,肩上背着的工具包里装着皮尺、钢卷尺、短撬棍,在急驶的车流之中,把马路上的井盖一一掀开,判断出管线类型并测量出埋深。邹凤枝手上捧着图板,裤兜里装着三角板和铅笔橡皮,把振民测量出的数据记录到图纸上。管线图绘制完了,上面还缺少一枚测量资质章。那个红戳代表着一种权威,没有它,图纸再详尽也等于一张废纸。振民找到了在东州物测院当办公室主任的连襟老冯。老冯比振民大六岁,娶的是邹凤枝的二姐。他们具体是怎么商谈的,振民没有细说,反正最后达成了协议,从那时起,振民负责揽活干活,老冯负责公章和发票。我私下观察,老冯的所得不菲。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兴业公司成立后,被老冯盘剥的日子才彻底结束。
  “经济社会,谁也不会白给你出力担风险。”
  振民苍白的脸上透着无奈,就好像道理已经想通了,但情感上还是无法接受似的。老冯是个身材敦实的矮胖子,看人时两只眼睛乱转,目光里闪烁着狡诈。我总担心振民会被他算计,但又不知道怎么提醒。从亲属关系上讲,人家比我要近,俗话说疏不间亲,弄不好会被误解。但我是个直肠子人,用我妈的话说,“狗肚子里装不住二两熟油”,有一天在三经街上搞管线测量时,到底还是没板住,提醒振民提防点老冯。
  “二哥,我看他不像正人君子。”
  振民看我一眼,随后把目光投向车流,慢悠悠地说,“怎么提防呢?他要是正人君子,咱去哪弄公章和发票?提防他,就等于提防自己啊!”
  振民的话让我想了一下午,晚上躺在床上又接着想。在他心目中,自己显然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以才会和老冯达成协议。业务量虽然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多,但却不能让振民有丝毫成就感,反而越发自责和不安。他无法从失去女儿的阴影中走出来,脸上总是一副忧郁的神情,举手投足也显得缓慢。有时候,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他会突然站住,扭回头向身后看,就好像有人在后面喊他,或者正在玩木头人游戏,听到了不许动的口令一样。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时,我肩膀上扛着三角架正走在他身后,一时收不住脚,撞在了他身上。振民挨了撞,却毫无反应,依旧纹丝不动地保持着扭头回顾的姿势。我和他一起等了几分钟,发现谁也没有从后面赶上来。振民却又一言不发地向前面走去了。几次之后,我感觉到了事情的怪异,有一天拐弯抹角地问了振国大哥,这才知道振民因为失去女儿情感遭受打击,造成了行为异常。
  后来,我特意去东州图书馆查过资料,振民这种行为,心理学上的说法叫应激性障碍,更确切地说法叫反应性木僵或者木僵症,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运动性抑制状态。我不知道转头回顾时振民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他真的以为,女儿正喊着爸爸从后面追上来吧!他陷在往事中无法自拔,就像一个隐忍的纤夫,弯着腰,低着头,拖拽着粘稠厚重的时光艰难前行,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力气。对他这个毛病我束手无策,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再跟得过紧,以免在他突然变成“木头人”时造成追尾。
  比起振民来,邹凤枝的情况还要更糟糕,车祸发生后,她一连几个月没有去单位上班,振民揽到手的测量活,她也彻底不再参与了。随之而来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头发大把大把脱落,性格也变得乖戾怪异。她对振民的怨恨尤其强烈,俨然把他当成了害死女儿的凶手。但他们俩都在竭力回避那场车祸,谁也没有直接提起过,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连振国也说不清楚。
  
3
  
  吃过午饭,我打车去了燕山南路。在华帝城建起之前,燕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制高点。山顶的古塔上栖息着一种体型瘦小的紫燕,每天傍晚都有很多人踏着台阶上山,在归巢的燕叫声中俯看城市晚景。我住过的地方就在燕山脚下,在法国梧桐搭起的树阴下向前走时,我忽然想起了秋天踩在落叶上的那种舒适松软的感觉。我在这里住了两年,兴业公司成立后,在城南开发区购置了新办公室,老李组建了勘察分公司,老耿成立了招投标项目部,员工增加了几倍,大家随后搬到了朗月街一座高层公寓里。从那时起,我就没再回来过。这个地方留下过我来东州最初的记忆。好多个黄昏,我都会望着窗外燕山一小的操场,憧憬美好的未来。
  几年过去了,学校已经搬走,原来的校址上建起了两座高层公寓。路边搭起了一排脚手架,正在做楼宇亮化处理。最近一段时间,市容市貌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城区内的临街建筑都在进行统一美化。经十路将被改造成景观大道,随之而来的,国土局要放出一批测地任务。振民正紧盯这件事,每天四处做工作,生怕出点啥差错。按道理讲,兴业公司在东州经营多年,人脉早就搭建了起来,振民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每天请一次客,他的那些人脉关系,刚好能保持一个月轮一次的节奏。如果不是文化路上炸死了人,根本用不着这么紧张,征地的活只要兴业愿意干,别人都得靠边站。但汽车一爆炸,那位大人物倒了台,老龙随之被查办,闵克诚又像苍蝇似的盯了上来,这个活就不那么保准儿了。我猜想,让我送的车,八成是打点关系用的。
  车是新款的本田奥德赛,车库的卷帘门升起来,黑亮的车顶漆晃疼了我的眼睛。以我的了解,这款车少说也在二十万以上。我按振民的吩咐把车放在停车场,钥匙交给门口的保安。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时,我板不住在心里想,几小时后什么人会开走它,又会把它开向哪里?他该如何向别人解释这辆突然出现的车?接下去我又想,有朝一日,我该怎样解释自己送车的事呢?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开着公司的三菱帕杰罗赶往宁城。
  这辆车以前是振民的座驾,我也不止一次开过。这几年他换了几次车,无一例外都是吉普。他没说过为什么拒绝轿车,我觉得是因为吉普的底盘高,在心理上给他一种安全感。自从资助谷晓雅后,他渐渐地不再发作木僵症状,但伤痛仍然没有彻底过去,不经意间就会看到些痕迹。有时候待得好好的,突然抬起手在脸前挡一下,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向他飞过来似的。乘电梯时他总是站在最里面。有时候,你和他正说着话,他像突然回过神来似的,问你刚才说了什么。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却暗暗为他难过,同时也板不住想,如果他不是那么重情义,或许早就把往事忘在脑后了吧?
  宁城距东州二百多公里,三年前已经开通了高速公路,我赶到西郊的宁城大学时才十点多一点。宁大地理位置虽然有些偏僻,但却是一所响当当的名校,有近百年的校史,出了钱道融、吴贯章等多位全国知名的学者。我心里一直有个渴望,有那么一天能坐在宁大中文系的课堂上,听老师讲文学和写作。
  谷晓雅穿了一件浅粉色的连衣裙,站在校门口的柳树下,夏日的熏风不时把柳丝吹到她身上,裙角也跟着微微扬起。裙子是振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名字叫粉红玛俐,半年前在商场购买时,振民特意请了一个身材相近的销售小姐当模特。我还记得振民眯缝着眼睛打量那个女孩的样子。
  谷晓雅紧跑几步来到车边,看到只有我一个人,脸上现出失望的神情。我知道她最想见的人是振民。前几年,每次见到振民时,她都会扑过来吊在他脖子上,嘴里不住声地喊“项爸爸”。这两年,她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腰肢变得柔软婀娜,眼角眉梢也有了女人的风韵,不再吊在振民脖子上撒娇,见面时两只手握在胸前,满脸娇羞地点头问好,对“项爸爸”这个称呼,她也开始提出疑义。
  “我喊你哥,你喊他哥,我又叫爸爸,是不是不太合情理?”
  她这话是冲着我说的,我比她大六岁,她一直喊我“项哥”。这些年里,我每年都会和她见几次面,送学费或者生日礼物,多数是和振民一起,如果振民忙得脱不开身,就由我代表他。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这其实很正常,按我们村子里的说法叫各论各的。不过,如果她主动喊我叔叔,我也没有啥意见。除了沉默寡言之外,我偶尔也会和人开句玩笑,用振民的话说,我还是个幽默风趣的人。
  “他最近在忙什么?”
  “谁?”
  我其实知道谷晓雅问的是振民,但还是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是她脸上娇羞的表情让我无法确定,给我的感觉,她不是在谈论项爸爸,而是自己的男朋友。
  “还有谁?你二哥呀!”谷晓雅瞭我一眼,嗔怪地说。
  我简单说了说振民的情况,心里有些不自在。以前谷晓雅偶尔也会打听振民的情况,但都是出于正常的关心。如今,真的不一样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受资助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懂得风情的女人。这种变化可能早就开始了,只是我现在才察觉到。
  “他身体怎么样?吃饭、睡眠都好吧?”
  “挺好的。”
  我脑海里浮现出那条短信:不饿也要吃,不渴也要喝,不累也要睡,没事偷着乐。我说的不是实情,振民其实并不好。闵克诚对他的打击很大,有几次他拉着我喝酒,流着泪搂住我肩膀问,有一天是不是也会离开他?我告诉他不会。他却不相信,非要让我发誓。我发了誓。他又摇头冷笑,说誓言根本就靠不住。他突然一拳砸在桌子上,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让闵克诚付出代价。他吃得很少,睡眠也很差,每晚都做噩梦,脸上整日挂着疲惫的神态。
  但这些事情,没有必要向谷晓雅说。
  一个打着墨绿色绸伞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女生,冲谷晓雅打招呼,笑着说了句什么。她长得鼓鼻子鼓脸,说话时左侧脸颊上现出一个圆溜溜的酒窝。我心里忽然一动,如果我在这所大学读书,没准会去追求她吧!
  头顶的太阳在移动,让我们暴露在阳光下,我和谷晓雅不约而同向树底下走两步,重新站在阴影里。我把一只信封递过去,里面是振民给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封皮上他亲手写下了“晓雅收”三个字。这些年给谷晓雅钱时,振民已经习惯了用信封,他说这样显得正式庄重。有时候里面还会有一封短信,写几句勉励的话。
  谷晓雅把信封接过去,随手放进背着的皮包里。皮包也是振民几个月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帮忙试穿连衣裙的姑娘随手拿起一只皮包背在了肩上,振民觉得两者很搭,随后也买了同样的一只。
  “项哥,你给我照一张相吧!”
  谷晓雅向后退几步,让我拿校门当背景,不停地指挥向前向后,然后又让我蹲得低一些。我把手机还给她时,心里有一种直觉,她会把照片发给振民。每年振民都会给谷晓雅照相,多数是在她过生日的时候。那些相片他都洗了出来,按时间顺序放在了影集里,没事时就会翻开看看。振民脸上幸福陶醉的神情,让我觉得他是把谷晓雅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或许,在他心目中,女儿雯雯仍然还活着,只是换了一个模样,变成了一个名叫谷晓雅的女孩罢了。大概也正因为有了这份寄托,他才能慢慢从伤痛中走出来,终于摆脱了木僵症状吧!
  “告诉你二哥,过几天我去东州看他。”我把车调头时,谷晓雅隔着车窗挥了挥手。她把包斜背了在身上,米黄色的皮包带嵌在两乳之间,勾勒出凸凹有致的身材。我不得不承认,她真的从一个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了。
  我问谷晓雅什么时候。
  她歪着脑袋说,“他想让我什么时候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回东州的路上,我爹打来了电话,刚说一句,就转交给我妈,“跟你妈说。”
  每次都是这样,我爹很少给我和他说话的机会。过去我一度以为,他老人家特别厌烦和我说话呢!现在我搞明白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把手机设成了免提,我妈说话时,我爹一直在旁边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我妈还是老生常谈,提醒我年纪不小了,该找女人结婚成家了。我想起了那个鼓鼻子鼓脸的女学生,差一点脱口而出说已经有了女朋友。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眼前的危机解决了,后面的事将会更麻烦。事实上,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过结婚成家的冲动。让我心动的女孩倒是有过,比如刚才那个鼓鼻子鼓脸,还有凤枝二嫂的外甥女小美。我很认真地进行过评估,我的年龄比小美大三岁,身材比她高十二公分,收入每月比她多五百元,我的模样长相也拿得出手,还怀揣当作家的理想……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我们算得上合适的一对。我很委婉地向小美表达了上述想法,她用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作为回答。
  “别傻了,我们俩根本就不合适。”见我满脸求知的渴望,她又进一步解释,“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差距,我理想的结婚对象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大叔。”
  我问她什么人符合她的择偶标准。
  小美不假思索地说,“你二哥项振民,就基本符合。”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振民比小美大了足足二十岁。另外,从亲属关系上讲,如果他们真的结婚,也应该算是乱伦吧?
  我很想告诉我爹和我妈,那个能和我相伴终生的女人,正等在我将来边旅行边写作的路上,害怕他们会更担心,到底还是没有说。我妈叹息了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回到东州,已经过了食堂的饭时,我在公司楼下的小餐馆要了一碗炸酱面。正吃到一半,振民的电话打了过来,让我去他家搬一箱酒,晚上五点前赶到师范南路的净雅酒店。
  
4
  
  离开振国的汽车修理厂后,我搬进了燕山南路的一处房子里。那里是东州测绘院的家属楼,也是振民和邹凤枝当初结婚的地方。他们在里面住了十几年,直到我去之前不久才搬出去。房子是两室一厅,六十几平方米,只住我一个人,宽敞到了浪费的程度。屋子里的装修还完好无损,不时就能看到一些振民夫妻生活过的痕迹。墙面上留下的钉子眼,因为挂过镜框形成的方形印迹。曾经贴在镜子上的双喜字已经脱落,但镜面上还隐约能够看到模糊的字迹。有一天晚上,我在客厅沙发的木质扶手下面摸到了一张卡通贴纸。后来的一天,我又在阳台左侧榉木板包成的门口上发现了一些铅笔画的平行短线。我判断出来,那是丈量身高留下的印迹,随着身高不断增长,平行线也不断升高。我数了数,一共是九条。刚好是振民女儿最后长到的年纪。接下去,我不断地在屋子里发现小女孩留下的痕迹,房间渐渐被充满,不再显得空旷,而是流动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气氛。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正是为了逃离这种气氛,振民夫妻才从屋子里搬了出去。
  那段时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正被新身份折磨得焦头烂额。
  虽然振民一再鼓励我,现代测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技术含量,基本上是人人都能从业的傻瓜工种,但突然从一个摆弄扳手、千斤顶的汽车修理工,变成操作全站仪、反光镜的测量工作者,我还是感到非常不适应。我的自信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怀疑自己连傻瓜都不如。技术上的事情还好办些,振民很有耐心,一直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头疼的是联系业务。跟振民干的第二天,他就给了我一部诺基亚滑盖手机,告诉我,以后就用它和甲方联系。手机不大一会就鼓捣明白了,但他交待的工作却让我难以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一个三扁担压不出个瘪屁来的蔫巴耗子而言,联系业务这件事已经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每次手机铃声响起,或者不得不打电话之前,我都会紧张得心怦怦乱跳,四肢和全身发软,额头上跟着冒出冷汗。好容易鼓足勇气开了口,往往说得急促混乱,词不达意。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个慌里慌张东北口音的家伙会是测量队的负责人项队长。但振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练习练习,经见得多了就没问题了。他还举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说最初也不喜欢和人接触,慢慢地就适应了。我一直很尊重振民,但在这件事情上,却很难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一只小母鸡经过练习,应该能够学会生鸡蛋,但她再怎么努力,也绝对不会生出鸭蛋来,更何况是一只公鸡呢?
  尽管我对闵克诚的印象一直不太好,但客观地说,是他的到来解救了我。
  在那之前,我已经很没出息地动了一走了之逃回东北的念头了,之所以还没实施,是因为实在缺乏面对我爹的勇气。一想到他撇着嘴,眯着眼,满脸鄙夷的模样,我的耳根子就会一阵阵发烫。
  闵克诚是振民的师弟,比振民晚毕业三年,身材高大壮实,一张马脸,两只细长眼睛眯缝着,在镜片遮挡下,好像总是在冲着你笑,眼镜摘下来,才发现目光冰冷,透着寒意。他原来在山阳市103地质队,振民通过一个同学牵线,把他挖了过来。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孩子。他们一家三口开始都住在我对面的屋子里,半年后,振民在洛西路专门给他租了房子,他们就搬了出去。他老婆中等个头,面相有些老,一天到晚总是板着脸,好像随时准备好了要教训别人。三个人里最可爱的是他们的儿子,小家伙三周岁多一点,长得虎头虎脑的,成天往我屋子里跑,拿起书念半边字,冷不防还会叹息一声,“唉,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
  闵克诚接手了和甲方打交道的工作,出去干活也由他带队。不久,邹凤枝的两个外甥罗辉、陈强从老家赶了过来,算上闵克诚自己,他带领的队伍,其实也只有四个人,但他一直要求我们喊闵队长。他说这样显得我们实力雄厚。振民从振国的修车厂弄来了一辆旧昌河面包车,交给我来开,再出去干活时就方便多了,但人员有限,测量活我也得干,只能做个兼职司机。
  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加,振民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不再去规划局上班。有了闵克诚我们几个,他很少再出外业,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揽活联系业务上。他仍然沉浸在伤痛之中,那种怪异的木僵状态,不时就会出现一次。医生建议他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出去休养一段时间。恰巧这时候,测绘院冯队长向他求援,有一个大比例尺测图任务急需人手,振民向闵克诚交待一下,就带着我去了桃花峪。
  桃花峪是一个小山村的名字,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东州下面的淄阳县,从地理位置上说,处于黑山山脉的深处,贫穷闭塞,曾经是有名的革命老区。某个实力雄厚的开发商打算在山里建起一批度假村式的别墅,急需大比例尺地形图做前期论证。
  振民事先和老冯说好了,他不观测仪器,不在电脑上画图,只负责跑尺立棱镜。
  “你就拿我当工人使吧,供吃供住,两个人给一份工资就行了。”
  我们去的时候,前期的图根测量已经搞完了,从住地向山上望去,能看到山头插着定向用的红旗。老冯原本打算让振民带组呢,听这话明白他只是去散心的,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也了解振民遭遇到的不幸,只能满口答应下来,又恳求振民,不要真的袖手旁观,即使不当组长,毕竟还是前辈,看到哪里不像,多提点提点年轻人。
  真正干起活来,我才弄明白,在山区搞测量和在城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城市除了走点路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劳动强度,大马路平平整整,全站仪架起来,反光镜这里立一下,那里立一下,闲庭信步似的就把活干完了。在山区就不一样了,地形高低起伏不说,也没有正经路可以走,跑尺时常常要趟着齐膝高的荒草前进——让我不由得想起笔耕这个词,另外,还要时刻躲开树木的遮挡,保持视线通畅。虽说我是农村孩子,可也感觉到了这份工作的辛苦。振民却不以为然,笑着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这才是真正的测量呢!老一辈测量人都是这么干的。有一套话说他们‘鹰眼,兔子腿,不走人道。’那份辛苦,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我和振民每人一杆棱镜,相隔二十几米远,保持着平行的队形,在他的指挥下向前推进。不时有野鸡、野兔、毒蛇从脚底下蹿起来,一溜烟儿地跑得不见踪影。一天大山跑下来,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胡乱对付一口,书也没心思看,窝在铺上就睡了过去。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常常都是睡醒一觉,我看到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屋子里亮着灯,振民正坐在电脑旁边,指挥小刘画等高线。小刘比我大几岁,是南方一所地质学校的毕业生,到测绘院两年,还是第一次测大比例尺地形图。
  山里的空气和高强度劳动,对振民的身体果然有好处,他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丝健康的血色。但突如其来的木僵症状,却仍然没有消失,往往是正跑着镜,他就突然停了下来,保持着扭头回顾的姿势,像一尊雕塑似的僵立不动。荒山野岭的,不可能有人从后面赶上来,他这副样子让人更加诧异,甚至还有几分惊悚。第一次看到这场面,小刘完全吓傻了,嘴巴张成了“O”字型,身体僵立不动,看上去倒像是在和振民遥相呼应。四五分钟后,振民才恢复常态,像没事人似的拿着棱镜去打下一个点。这样的情况每天都会出现一次,总是在傍晚时分,那正是他女儿遭遇车祸的时间段。
  每次看到振民这样,我心里都很难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感有良心,不肯轻易向时间妥协,不肯轻易放过自己。这样一来,就只能时刻遭受煎熬和折磨。我暗自猜想,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加,也加重了他的负疚感。每谈成一笔业务,他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个因为去送礼导致女儿遭遇车祸的傍晚。他陷入了一种西绪弗斯式的悲剧之中。坚定执拗的性格,让他不会半途而废,但他的事业干得越大,内心深处遭受的折磨就会越强烈。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个心结他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振民并不知道自己出现过木僵,在他那里,那几分钟时间仿佛被黑洞吞没了一般毫无痕迹。偶尔,他会向我进行求证。每当这时候,我心里总是无比纠结。如果我能够撒谎,告诉他一切都很正常,或许在自我暗示的作用下,木僵症状真的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但每次犹豫再三,我都说了实话。他听了每次的反应也几乎一样,喉咙里短促地“哦”一声,轻轻摇摇头,脸上随即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他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件事,也可能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遭受的惩罚,身体上的木僵,反而给他心理上带来了一丝安慰。
  我们是在一天下午遇到谷晓雅的。
  头一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担心草丛间的雨水,上午我们没出外业,中午吃过饭才上了山。在草里趟了不大一会,我和振民的裤子还是都湿到了大腿根儿,牛皮制成的登山鞋也湿透了,一迈步就发出蛤蟆叫似的“嘎嘎”声。我俩沿着一条冲沟的两边从下向上打点,雨水形成的小溪在沟里潺潺流淌。攀上一道山脊时,振民突然停下脚步,像尊雕塑似的凝立不动。开始我以为他又出现了木僵症状,但时间不对,姿态也不太一样,没有扭头回顾,而是直直地望向前方。
  顺着振民的目光,我看到了一个放羊的小姑娘,十二三岁年纪,上身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格子衬衫,下面是一条肥大的男式长裤,瘦削的脸颊上一边一块圆形的红印子,显然是山里的风吹日晒造成的。她坐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腿边放着牧羊的鞭子,双手捧着一本书正读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察觉到我们注视的目光。她的羊在另一面山坡上,正悠闲地吃草。我也看得呆了,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这一幕情景无疑充满了吸引力。
  “小姑娘,读几年级了?”
  振民上前搭话。我注意到,他望向女孩的目光里有一种迷离的忧伤,就好像想起了痛苦的往事。一年以后,我和振民再次来桃花峪的路上,他才告诉我,谷晓雅低头看书的侧影,有几分像他的女儿雯雯。
  女孩看的是一本语文书,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些失望。
  “本来应该读初一……现在……已经不上学了。”女孩从书本上抬起头,眼睛很大很明亮,沙哑的嗓音里透出一丝遗憾。
  “为什么呢?”
  “娘生病欠了债,弟弟也该上小学了,爹让我给人家放羊。”
  “你想继续读书吗?”
  女孩没说话,使劲点了点头。
  “你多大了?”
  “十三。”
  “你家住哪?”
  “在西沟,门前有一棵白果树。”
  两头山羊不知为什么顶起了架,跳起来把角撞在一起,女孩儿起身去调解纠纷。
  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振民一直显得很沉默,一副心事忡忡的样子。我几次想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傍晚收工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出现了木僵症状。这次持续的时间要更长些。他左手提着棱镜杆,脑袋从右侧向后转,脸孔朝向山坳的方向。夕阳把他的影子拉长了几倍,投射到荒草丛生的山坡上,微风吹动草叶,影子似乎也跟着晃动起来,看上去虚幻又怪异。
  晚饭后,振民让我陪他去一趟西沟。
  我们沿着一条凸凹不平的石板路向前走,太阳落了下去,但天光还亮着,路边白杨树上的麻雀叫得还很热闹。振民在经过的一个小卖部里买了两条红塔山,那是卖部里最好的烟。循着白果树,果然找到了女孩的家。一座低矮的平房,看上去非常破旧,窗子上有两块玻璃坏了,一块蒙上了塑料布,另一块黑洞洞地空着。一家四口正坐在房前横着的一段树干上吃饭,看到我们,都是一脸的茫然。
  振民递上烟,提出和男人谈一谈。男人自己没接烟,冲着女人扬了扬下巴,女人也没接,拿眼睛看那个男孩。我听到了女人气管里像风箱拉动一样的声音。男孩看一眼自己的姐姐,把烟接了过去。
  振民和男人没有进屋,绕到了房子后面。回来时,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振民手心托着半把樱桃,不时抓一粒放进嘴里,走到我身边时,把剩下的递给我。樱桃很大很红,有如玛瑙,舌尖稍一触碰,汁液就流了出来,很甜很甜。
  从那时起,振民就开始资助谷晓雅。从初中到高中,两年前,谷晓雅又考上了宁城大学。

5
  
  振民的新家在月明湖东路的绿景嘉园。站在他家卧室窗前,能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栖息在湖边柳荫里的翠鸟偶尔也会落到他家阳台上。沿着月明湖东路走七八分钟,向右转弯,穿过一座市民休闲广场,就是振民父母住的湖畔阳光小区。成发大伯夫妇都已经年近八十,振民本打算和他们买一个小区的房子,或者干脆买跃层的住在一起,那样更便于照顾。但邹凤枝坚决不同意,说生活习惯不一样,不好将就,再则说了,远了香,近了臭,没准会把关系搞砸。自从女儿夭折后,邹凤枝和振民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寡淡,振民害怕真像她说的那样弄得水火不相容,就离开一段路买了房子。
  邹凤枝正捻着佛珠念经,屋子里香气缭绕,回荡着磬、铙、木鱼等法器合奏的梵音。她已经信了好多年佛,平时喜欢和人谈佛法和佛理。这是她找到的一个出口,借此从眼前的现实中逃离出去,把伤痛的回忆忘在脑后。我觉得并不成功,否则的话,她就不会对自己的丈夫充满怨恨了。邹凤枝中专毕业时,她父亲还是燕山区的副区长,利用人脉关系,把女儿安排进了市社科联。起初在办公室做职员,后来到学术工作部当了副主任。振民的事业越做越大,邹凤枝就辞去了社科联的工作,到兴业公司管理财务。她不负责具体工作,每天上半天班,主要任务就是查账,搞清公司账号上进了哪些款项,有哪些支出。为了看懂那些花花绿绿的表格,她又把学会计的外甥女小美弄进了公司。
  连我都看得出来,她是在控制振民。他们俩的关系是典型的相爱相杀。当年,他们是在学校的一次同乡会上相识的,都是东州人,自然有很多共同话题,为了便于把家乡的事情说得更透彻,他们就开始了恋爱。振民是主动一方,经常手拿饭盆等在师姐的宿舍楼下。邹凤枝有些犹豫,她比振民大一岁,老话说“女大一,不是妻”,她担心不会有啥好结果。振民却毫不在乎,邹凤枝毕业后,他还不断给她写信,每个寒暑假都回东州找她。振民毕业三年后,两个人结了婚,第二年,生下了女儿雯雯。三口之家的小日子,过得越发甜蜜温馨。雯雯遭遇意外后,一切就都变了。他们曾经想过再生一个孩子,但不久,邹凤枝查出了严重的子宫纤维瘤,不得不做了切除手术,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邹凤枝对振民的怨恨越来越强烈,不时就会揭他的伤疤,变本加厉像防贼一样地监视他。振民对邹凤枝的所作所为显得很无奈,但并不真的和她计较。他的朋友们看不过眼,城府深的婉转地替他抱不平,性情直爽的干脆劝他离婚。
  “败家老娘们儿,休了算了,回头娶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不但能让你获得幸福,还能帮你重新做人。”
  我知道他们说的“幸福”和“做人”是什么意思,这让我怀疑,振民夫妻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性生活。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对冤家,一对亲密的敌人,就像两根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藤条,让对方窒息,又无法分离,彼此给对方的伤害也最大。
  振民非常反感朋友的话,好几次当面和人翻了脸,有一次还摔了酒杯。
  “做人要有底线,”事后,振民对我说,“你二嫂是有些过分,但当初是我主动追的人家,要是真离婚,她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没有工作,没有孩子,连家都没有,不是只能死路一条吗?真那么做,我还算人吗?”
  虽然振民没有提起女儿雯雯,但我知道,那件事让他心里的愧疚更大。我对他的人品充满了敬意。我在心里设想,有遭一日遇到类似的事情会如何处理。即使只是一种假设,我对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半年一载还可以咬牙挺住,如果真像他们夫妻那样持续七八年之久,恐怕早就受不了了。
  邹凤枝冷冷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喊了声邹老师说明来意。邹凤枝对我一直都不太友好。每次见到她时,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她把我当成了皮条客,变着法地要拉她男人下水。她的想法很荒唐,我要是真有那本事,干嘛不先给自己弄一个老婆呢?
  邹凤枝冷笑一声,甩给我一把钥匙。
  酒放在负一层的仓库里,我搬了一箱53度的飞天茅台,又拿了一条软中华。振民不抽烟,酒只喝酱香型的。“别把自己喝死。”我把钥匙还回去时,邹凤枝狠呆呆地说。虽然听上去像是诅咒,但我知道这是她在关心自己的丈夫。梵音结束了,换成了健身操,“呼气——吸气——抬腿——踢腿”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
  我赶到净雅酒店时,离五点还有半个多钟头。饭局是五半点,振民和老杨已经先到了,正坐在桌边研究菜谱。看得出来,振民对这次宴请非常重视。我和振民简单说了说谷晓雅的情况。振民从菜谱上抬起头,问那条裙子晓雅穿没穿。我告诉他穿了,皮包也背上了,我还给她照了相。我翻了会手机才想起来,当时用的是谷晓雅的手机。
  净雅是东州最好的海鲜餐馆,据说食材都是从澳洲和海南空运过来的。长这么大我还没坐过飞机,只要想象一下那些万米高空中的龙虾和鲍鱼,我的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客人陆续到来,大部分都是熟面孔。市建委的大米、小霍,华帝置业开发部庞总,市自来水公司黄科长,只有一个矮胖子看着面生。这人长着一张油腻腻的圆脸,一对色迷迷的小眼睛。听话音知道姓袁,是老龙出事后新上任的副局长。曾经当过初中英文教师,来国土局之前在市妇联。
  东州的礼仪还体现在酒桌上,具体地说就是各就各位,不能乱坐。振民主陪,老袁坐他左手边主宾的位置,大米坐振民右手副主宾,接下去是小霍和老黄。庞总是振民的朋友,坐老袁下手二陪。老杨是副主陪,坐振民对面。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局是为了请老袁,别人都是陪客。我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在包房门口,帮着服务员上菜倒酒。
  刚坐下,老袁就皱起眉头指责振民,“老项,你这人不上路子,都说秀色可餐,桌上清一色大老爷们儿,连个妹子都没有,酒咋喝,菜咋吃?”
  大米在旁边附和着笑。因为在酒桌上出过丑,喝酒前他总是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喝了酒就不是他了。这人生得尖脑袋大肚子小短腿,缩小若干倍,真的就是一颗大米粒。他已经退居二线,加之有严重的糖尿病,总是一副及时行乐的架式,逢酒必醉。
  振民开了句玩笑,“不愧是妇联出来的,袁局长还真是妇女爱好者啊!”走出包房想辙。
  他交往的圈子里不乏美女,但这个时间再喊人,明显是拿人家救场的,不但不礼貌,还容易结仇。正头疼不知该找谁,庞总从包房里走出来,说可以把他的助理小罗喊过来。庞总是位儒商,谈吐高雅,风度不凡,脸上像振民一样总挂着淡淡的忧郁。万绿丛中只有一点红也不太好,我提议问问小美能不能过来。尽管不会发生爱情,我还是希望能经常看到她。
  小罗和小美很快赶了过来。大概妆都是在出租车上画的。两个人都是美女,身材也不相上下,小美年轻几岁,优势一下就体现了出来。老袁冲自己下首指,招呼小美过去坐。小美却把椅子抽出来,挤在了他和振民中间。老袁脸就变了色。庞总随机应变,喊小罗坐自己上首。
  “大家是不是特别嫉妒袁局长?左右两边都是美女。”振民领会了庞总意图,笑着打哈哈。
  “何止嫉妒,简直就是愤怒,旱的旱死,涝得涝死。”众人附和着说。
  老袁脸上也堆出笑,两只胖手作势伸向两边,“那我就不客气,左拥右抱了。”
  饭桌上的气氛很好,振民先提三个酒,然后换老杨提。六个酒提完,大家就都开始称兄道弟了。小美喝了酒,脸颊上漾起两团红晕,看上去越发地娇艳了。她不再喊振民四姨父,改叫项大哥。老袁的手不时伸向两边,小美为了躲他,离振民越来越近。小罗显然经见过大场面,调笑间把老袁的手打开。
  一瓶酒很快喝光了,我打开第二瓶。这酒一千五一瓶,今晚的花费怕万数也挡不住。给老袁倒酒时,振民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进来一条微信。小美嚷着要检查检查,抢先把手机拿过去,随即嗲声嗲气嚷起来,“还真是美女哎!”举起手机让大家看。
  屏幕上的人是谷晓雅,正是我刚给她拍的那张照片。
  除了老袁之外,在座的都是振民多年的朋友,自然也都认识谷晓雅。小美当然也认识,之所以扎扎呼呼地拿照片说事,无非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我已经发现了,大多数女人都喜欢出风头,如果小美不那么浅薄,我可能会更喜欢她。
  老袁眼睛瞄着手机,嘴里赞叹,“这妹子特清纯,老项,你家伙艳福不浅啊!”
  “是干闺女,和艳福不搭界。”振民说。
  “你真以为我不懂呢?这年头,干闺女和干爹,还不就是副词和动词的事吗!”
  “正经干闺女。”
  “当副词讲时正经,变成动词就不正经了。”
  我注意到振民几次皱眉头,老袁的玩笑低级下作,亵渎了他和谷晓雅之间的情感,而亵渎谷晓雅,也就等于亵渎了振民早亡的女儿雯雯,我猜他心里已经很不耐烦了,但为了拿到经十路征地项目,只能强忍着。大米还没喝高,站出来给振民打证明,简单把谷晓雅的事情说了说。振民示意小美敬酒。老袁却不肯放过这碴儿,刨根问底打听谷晓雅的情况。小美嘴快,一五一十都说了。
  老袁好一会没说话,小美提完了酒,他手托着下巴感慨道,“我讲一句话,在座的两位女士别不高兴,这年头最珍稀的动物不是大熊猫,而是清纯妹子。我举双手赞成国学热,不为别的,就为了救救那些珍稀的清纯妹子,没有她们,男人活着还有什么劲?”
  小美表达不满,质问老袁,凭什么说谷晓雅清纯,别人就不清纯。
  老袁不客气地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还是处女,而你们都不是了。”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都接不上碴儿了,酒桌上就有些冷场。还是小罗乖巧,不等振民提醒,自称三陪,提了三个酒。众人又开始有说有笑起来。老袁借着酒劲讲了一个黄段子,不时把手错放在小罗大腿上,问对方陪吃陪喝之外还陪什么。小罗反问他需要陪什么。老袁到底当过英文教师,用纯正的牛津腔说了个单词:sleep。
  小罗笑着把他的手拿开,“袁局长,你咋和我儿子一样呢,睡觉还要人陪?”
  一桌子人都笑,老袁也跟着笑,手又伸向小罗肩膀。
  大米偷喝了好几杯,很快就高了,站起来唱了段《打虎上山》。老黄也有了酒意,搂着小霍肩膀喊兄弟。小霍是高干子弟,脸上总带着一股高傲劲。据说他老爸还要往上升。小美两颊越来越红,椅子也离振民越来越近,从我的角度看过去,险些以为她坐在振民怀里。老杨抻长了脖子和老黄说话,每隔几分钟就捣一下对方肋骨。酒桌上最正常的是庞总和振民,都是沉稳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挂着忧郁的笑容。
  我开了第三瓶酒。老袁拿眼睛瞟小美,话说给振民,“项老弟,和你商量件正经事,你有外甥女,能不能忍痛割爱,把干闺女让给我?”
  “怎么个让法?我撤出,换你来资助她?”振民故意打马虎眼。
  “咱哥俩分工好不好,你当形容词的干爹,我当动词的干爹。”
  振民的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面,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正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老袁再说下去,我担心振民会把酒杯摔在地上拂袖而去。幸好大米站起来,说要再给大家唱一段。这家伙已经彻底醉了,进入了点歌台状态,但在座各位谁也没有勇气点,从那段《打虎上山》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他的歌唱水平真达到了要人命的程度。最后,他自己给自己点了一首许巍的《蓝莲花》。从第一句就开始跑调,一直跑到最后,唱到高音的时候,让人想死的心都有了。振民提议换个地方去歌厅唱时,得到了众人一致赞同。
  歌厅里空间较大,用不着再摆出假装认真倾听的模样。饭店的账是我结的,不算酒水,已经过万。一出门小美就说头晕,主动挎上振民的胳膊。振民冲庞总使眼色,庞总向小罗打手势,小罗随后挎起老袁胳膊。相隔不远就有一家歌厅,名叫水调歌头。到了歌厅里,大米又不唱了,对老杨喊来的陪唱小姐理都不理,追着振民连干了三杯啤酒,随后就歪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老杨说话娘娘腔,歌却唱得相当好,小霍和老黄唱得也不错。振民一直和庞总说话,小美缠着振民碰杯,一会叫姨父,一会叫项哥,有时候还喊老项。老袁把陪唱小姐搂在怀里,贴耳根讲起了国学。小罗总算摆脱了老袁的纠缠,借口孩子要吃奶,向振民和庞总告退。歌厅里那么吵闹,老袁竟然听到了小罗的话,嚷着说也要吃奶。小罗告诉他稍安勿躁,待会让服务生送牛奶来。
  小罗一走,老袁就把喝奶的需求忘在脑后,搂着陪唱小姐不知道去了啥地方。随后结账时多出了一千元,也不知他干了啥。大米睡醒一觉,脸上又是一副谦虚谨慎的模样,问别人自己是不是喝多了,唱歌有没有跑调。大家都说没有,他也就相信了,笑着钻进了出租车。庞总也自己打了车,临上车前小声告诉振民,公司账户上刚进了一笔钱,提醒振民尽快去结工程款。华帝置业是东州房地产老大,每年都会给兴业一些测量项目,结账也往往是凑在一起结,庞总就成了振民的耳目。因为振民的关系,我不时也会和庞总接触。有一次他问我,是不是还在爱好文学。我点头说是。庞总连说了几个难得,随后告诉我,他的理想是蹦极,渴望到迪拜塔上去跳一回。我实在理解不了这种疯狂的运动,那些高速坠落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毁灭感,就像一块陨石似的,燃烧发热急速下坠,最后砸在地面上。”庞总若有所思地说。我努力想了想,还是弄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老杨打车送小霍和老黄,剩下的人都上了我的车。老袁显得有些沉默,一言不发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小美和振民坐得很近,不时和振民说句什么,看得出来振民也不反感她。小美在明珠家园下车时,振民一直把她送到楼门口。老袁下车抽了一只烟,随后和振民一起坐在了后座上。莫名其妙地讲起了《诗经》,没完没了地重复“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突然就痛哭失声起来。我有点发懵,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车停下来,让老袁下去哭个痛快。振民也有些不知所措,不断地喊袁局长,希望能让对方想起自己是谁。
  老袁终于从痛哭变成了哽咽,“每次都是更大的失望,《诗经》里那样清纯的女孩实在太难找了。”忽然又拉住振民的手不断摇晃,“我是说真格的,项老弟,干闺女的事,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他说得真诚且痛心,让我想起了那些因为忠君报国而死的士大夫。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像潮水似的冲击着我。我想起了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此情此景,振民也只能答应考虑考虑,才终于甩开了老袁的手。
  老袁下车时,还眼泪汪汪地向振民投来求助的目光,“项老弟,这件事,大哥拜托你啦!”
  随后的路上,振民始终眉头紧皱沉默不语。我也不便说什么,车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转上月明湖东路时,振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吓了我一跳。打来电话的是邹凤枝,质问振民什么时候回家。振民疲惫不堪地说,“快了,马上。”木僵症状虽然消失了,但这种疲惫状态还会经常出现,给人的感觉就像他即将睡着或者已经睡着了一样。邹凤枝的电话刚挂断,小美随后来电,询问振民到家没有。振民的回答如出一辙,“快了,马上。”
  我把车停在绿景嘉园门口时,振民没有下车,“兄弟,你待会打车回去吧,陪二哥再喝一杯。”
  我们去了小区对面的一家小饭店,里面不大,但很干净,快到晚上十点了,竟然还有两桌食客。我和振民坐进一个小包房里,空调开得很足,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图。振民随便要了两个菜,我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振民一直在闷头喝酒,我也只好一言不发用酒陪他。我知道老袁伤害了他。是谷晓雅把他从当初的伤痛之中解救了出来。从谷晓雅身上他看到了女儿生命的延续,获得了一种含义复杂的情感满足。这种情感在他眼里无比纯洁神圣,不允许任何人亵渎。
  “老袁这家伙,真他妈是个混蛋。”
  一杯酒喝完时,振民才终于开了口,随后就再次沉默下来。我自然也不便说什么。振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把坚固的沉默撞开了一道缺口。是谷晓雅发来了微信,问振民睡没睡,觉得她穿那件裙子漂不漂亮。振民把手机拿给我,我看到前面没有称呼,“项爸爸”看来她不想再用了。谷晓雅等不到振民回复,又发来“晚安”两个字,后面跟着一个拥抱的表情。
  “这孩子,有点不一样了。”我把手机还回去时振民说。
  我含混地说一句,“她长大了。”
  “是啊,不再是当初那个没学念的小丫头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告诉振民谷晓雅说要来东州看他。
  振民没说什么,慢慢点了点头。
  
6
  
  振民和闵克诚一直兄弟相称。他们叫得那么亲近,虽然明知不同姓,还是不时让我产生错觉,以为两人真是亲兄弟呢!罗辉和陈强过来之前,振民在洛西路给闵克诚租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帮他购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不久,又托自来水公司的老黄给闵克诚妻子找了份抄表员的工作。振民给闵克诚的工资奖金始终都是最高的。兴业公司成立后,振民聘他当了总经理,给他配了专车,又给了他一部分股份。每年春节,振民都会专程去山阳,给闵克诚父母拜年。
  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谈论公司的发展。在我看来,振民真把闵克诚当成了亲兄弟,实心实意地对人家好。闵克诚却未必如此,利用招聘的机会,把多名亲属安排进来,占据了兴业公司的各个位置。事后看来,他早就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但振民是个不会设防的人,虽然在商海里翻滚多年,骨子里却始终残留着文人气,对别人好就毫无保留的好,根本看不到对方包藏祸心。
  兴业公司成立第三年,闵克诚被一段婚外情弄得焦头烂额,他和万丰置地开发部一个姓陈的女人搞到了一起。陈女有几分姿色,常找兴业做征地,加之丈夫简单粗暴,闵克诚的婚姻也正当七年之痒。两个人各取所需,一来二去就突破了底线,都是老司机,都明白只是玩玩罢了,原本谁也没当真。但这事被陈女的警察老公发觉了,用手铐把陈女锁在暖气上逼问。陈女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说实话有可能被打死,只好反咬一口说是闵克诚威胁她,自己万般无奈只得屈从。闵克诚当晚就被陈老公弄到了城南一处废弃的工地,暴打一顿后,逼他拿出十万元钱了事。闵克诚不敢告诉家人,哆哆嗦嗦给振民打了电话。我和振民带着钱赶过去时,他正跪在地上边磕头边求饶。陈老公又踹了他两脚,骂一句窝囊废,拿钱走人。闵克诚跪爬过来,抱着振民膝盖,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表忠心,“哥,你救了弟弟的命,从今往后甘愿给哥当牛做马。”几天后,不知道谁把这事透漏给了闵克诚老婆,这女人性子烈,把闵克诚赶出家门,嚷着要和他离婚。又是振民几次出面劝说,才让她重新收留了闵克诚。那十万元钱,振民也没有冲闵克诚要。这件事公司的几个老员工都清楚,但时过境迁后,闵克诚却多次否认,像侵华日军一样公然篡改历史,说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不存在什么十万元钱,陈老公也没有出场。他和陈女只是正常工作接触,连手都没拉过一下,暧昧都算不上,只是有一点误会而已,说清楚就结了。
  闵克诚这么矢口否认,让他的人品大打折扣,我提醒振民小心一点,一个满嘴谎话的人,将来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情来。振民却不以为然,“不这样,他还能怎样呢?难道为一件往事反复做检讨,总是不肯放过自己?这是做人必要的技巧,你和我都应该学一学。”
  振民说完这句话,脸色阴沉下去,显然又想起了女儿雯雯。他恰恰是一个不肯忘记过去的人,以至多年来始终生活在负罪赎罪的阴影里。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晚上失眠多梦,冠心病带来的心绞痛也经常困扰着他。也许他真的羡慕闵克诚忘却的本领,但他自己却做不到。
  2006年冬天,振民又救了闵克诚一命。一天傍晚,在招待甲方的饭局上,闵克诚端起杯子刚要敬酒,突然像一只倒空的麻袋似的堆了下去。振民久病成医,看闵克诚嘴唇乌青满头大汗,判断是心梗发作,第一时间把硝酸甘油塞进他嘴里,随后拨打了120电话。因为救治及时,闵克诚转危为安。据医生说,再晚十几分钟心肌就会出现坏死。事后,闵克诚跪在病床上磕头,发誓要报答振民的大恩大德。但仅仅半年之后,他却玩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这边在兴业上着班,那边悄悄租下了办公楼,领到了测量资质,随后,突然不告而别,另立了山头。
  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换了谁也很难原谅。振民恨得咬牙切齿,不止一次对我说要让闵克诚付出代价,“我不怪他拉出去单干,哪怕事先打个招呼,我也能高高兴兴地送他走,可他竟然背后给我捅刀子……”振民是真的无法理解闵克诚的行为,他善良的本性对人性的恶意毫无防范能力,只能被迫受到伤害。据跟过去的员工说,闵克诚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次心梗,才下定决心和振民分道扬镳。他感到人生苦短,不想总是寄人篱下,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7
  
  根据事后的相关报道,那场雨是午后四点左右下起来的,充其量只下了两个小时。
  早晨出门时,天已经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楼前的蜻蜓多得要撞到人脸上,一大群燕子在它们上方的天空中盘旋。一只孔雀正高傲地在墙边的花坛上散步。我住的地方和动物园一墙之隔,它大概是热昏了头,从里面跑了出来。我的任务是和一个作业组去西郊的头道沟村测绘带状图,除了当司机开车,还负责跑尺。拿着反光镜走了不到半个小时,全身上下就被汗水湿透了。中午早早就收了工,天太热,懒得来回折腾,就在村子里的一家饭店要了碗面条。正吃到一半,接到老杨电话,告诉我们下午可能有雨,仪器要注意防湿防潮。我们借口躲雨,三点多钟才把全站仪架起来。一站没有摆完,西边的黑云就上来了,隐隐地还听到了雷声。我们赶紧收了仪器,躲到附近一家林场的收发室雨搭下面。
  风越来越大,林场一年生的杨树苗被刮成了弓形,雨随后而来,势头很急,雨滴很大,被风挟裹着摔到身上。雨搭下躲不住,我们就进了收发室。风小了些,雨却越下越大,像瓢泼似的从天上落下来。窗玻璃上像流着一条河,院里的积水到了花坛下沿。大约半小时后,雨小了些,但只是喘了口气,我们正打算出去,转眼又大了起来。六点钟时,雨才彻底停下来。随后,西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老杨打来电话,问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仪器和人都没问题。刚坐进驾驶室里,振民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嘱咐我路上小心,过桥洞时不要冒险,不行就从旁边的村子里绕一下。我嘴上答应着,心里觉得他有些过分紧张了。回去的路上才发现,越往市里去雨下得越大,马路上的积水正打着漩顺着下水井渗下去,路面上随处可见条状的淤泥。铁路桥洞果然积水很深,车辆冲过,溅起高高的水柱。我没敢冒险,按振民说的,从村子里绕了过去。
  我开车回城南,先把仪器放在办公室,再把大家送回公寓宿舍。
  一路上,陆续收到短信,有询问情况的,还有发布各种消息的。据说,银座商城形成了倒灌,负一层淹死了十几个人。横穿东州的小清河溢出河岸,冲走了顺河街上一辆面包车和几个行人。地势低洼的城北,说是也有人被挟裹到护城河里。我开始以为是谣言,消息听得多了,让人不得不相信。据后来的官方统计,那场雨共造成了25人死亡,直接损失二十多个亿。这场灾难触发了人们对本市排水系统的极大担忧,尽管专家论证了灾难发生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各种媒体上的质疑声依然不绝于耳。
  雨后第二天早晨,刚刚七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了振民电话,让我立刻赶到省立三院。
  振民的语气很急,似乎还透着一丝慌乱,这在他是很少发生的情况。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开车赶了过去。按规定,司机是不能把公司的车开回住处的,振民给我开了口子,那也意味着,我要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人都在急诊室里。
  除了振民之外,还有老李和勘察分公司的七八个人,都是一身的泥水。屋地当中的两台平车上各躺着一个人,衣服上都是泥水和血迹,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也不知伤在了哪里。振民边往外走边对我说,“振业,伤者家属很快就到了,你留下帮老李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务必不要让事情闹大。”
  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是挡箭牌,这类事情以前也干过一次,振民说我的沉默寡言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振民又转身对老李说,“钱不是问题,千万不能让他们把事情捅到报纸电视上,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影响。”
  我明白振民话里的意思,经十路征地,他和闵克诚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兴业这边做了相当多的功课,就算最后把工程拿到手,也不会有什么利润可言。振民就是要争这口气,就算赔钱也要干,输给谁也不能输给闵克诚。老袁虽说还没明确表态,但话里话外已经露出了要把工程给兴业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任何一点纰漏都可能前功尽弃,所以,坚决不容有失。
  “这事,咱们现在上报吗?”老李双手双腿不停地发抖,满脸惶惑地问。他纯粹是搞技术出身,胆子偏小,做事没有啥主见。看得出来,老李非常不愿意让振民离开。按照安全生产条例规定,工地上发生事故后一小时内,要向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汇报。
  “别急着报,先沉一沉再说。”
  振民离开后,老李向我讲起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昨天的那场雨,造成正开挖的基坑里大量积水,两辆反铲挖掘机一直淹到了驾驶室。老李调来六台水泵,整整抽了一宿,大部分积水才基本被排干,露出了坑底的作业面。今天早晨,老李站在坑边指挥两名工人下去调整水泵的抽水管。他估计,再抽几个小时,中午太阳晒一晒,下午就可以正常作业了。那两名工人刚下到坑底,他一抬头,就看到对面的基坑侧壁像堵墙似的垮塌下来,十几方泥土瞬间砸落。两个工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反应也快,看到不好,扔下水管就跑,但还是没能完全躲过,被滚落的土块砸倒在坑底的泥水里。
  好在检查结果还算乐观,两个人叫得声音挺大,其实都没啥大事,一个断了条右腿,另一个断了三根肋骨。两人的家属也通情达理,都没哭没闹,笑容满面地狠要了一笔赔偿款了事。
  我打电话向振民汇报了情况,他长出一口气,骂了句东州当地的粗话,随后问我后备箱里还有没有酒。我告诉他还有两瓶,他说够用了,让我去华帝城接他,中午去参加老袁的一个酒局。
  华帝置业在舜华路上,办公楼是一座欧式建筑,造型酷似古堡,高高的尖顶直插蓝天,名为华帝城。路两边都是他们早期开发的楼盘,统称为舜华山庄,按开发先后顺序,由南至北又分为一期、二期、三期。我早就听振民说过,华帝能在东州如鱼得水,是背后站着某个大人物。那个大人物有多大呢?用振民的话说,也足以吓我一溜跟头。
  我把车开到华帝门口时,振民刚好和庞总一起走出来。他们站在马路边低声说话,侧影看上去有几分相像,都是瘦高微驼,透出一股忧郁的味道。
  振民上车后,好一会没说话。我从车内的反光镜里看到,他脸色有些灰白,闭着眼睛眉头紧锁,似乎正沉浸在某种忧伤的情绪之中。车开过第二个十字路口,振民才说了一句话,“华帝的日子不好过了。”
  他的声音很轻,更像自言自语,“日子不好过”这句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不说话为好。振民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华帝的后台也许就是制造了文化路爆炸案的那个大人物,他出了事,华帝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了。而一旦华帝崩盘,兴业的业务量就会损失一大块。最近一段时间,麻烦接踵而来,难怪振民会忧心忡忡。
  老袁的饭局在人民街上的一家烤鸭店。
  常在东州酒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家店档次很高,外面的门脸不起眼,里面的装修相当豪华,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我拎着两瓶酒跟在振民后面,踏着走廊上松软的地毯向前走,在一个包房门口,振民突然停住脚步,像多年前一样僵立不动。我的心向下一沉,先是怀疑最近压力太大,诱发了振民的木僵症状,随后就看到了包房里闵克诚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闵克诚已经走到振民面前,嘴里喊着哥,向振民伸出手。
  自从分道扬镳后,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最讨厌闵克诚这副嘴脸,真想冲上去给他一拳头。振民没理睬闵克诚,绕过他和老袁握手。闵克诚不以为然,指着我手里的酒打哈哈,“哥,你这就多余了,我请客,咋能让你自带酒水呢!”
  老袁坐在了主宾位置,振民和闵克诚一左一右,往下都是国土局和闵克诚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坐副主陪的老梁,几个月前还是兴业员工,满脸羞愧的样子,不敢拿正眼看振民。振民脸色铁青,如果知道这个饭局是闵克诚摆的,他一定不会来。
  酒桌上没有女人,老袁在属下面前拿出了当领导的派头,谈得也都是大问题。从弗吉尼亚的校园枪击案,说到叶利钦心脏病去世,又说起温家宝访问日韩,最后,落到东州的市容市貌建设上。忽然冲左右两边的振民和闵克诚说,“你们哥俩的事,我有所耳闻,今天我不评判对与错,只负责搭一座桥,相逢一笑泯恩仇,经十路征地工程,你们很可能要成为合作伙伴,为了今后交接顺利,你们当着我的面握个手吧!”
  闵克诚站起身,嘴里喊哥,冲振民伸出手。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闵克诚和老袁设了局,把振民逼到了墙角。表面上是制造和解机会,实质上是宣布经十路征地工程的最终归属。对闵克诚来讲,这个方案完全可以接受。但对振民而言,意味着前期的大量工作都打了水漂,他败得很惨,很彻底,不仅征地工程被分走一块,而且还要被迫和仇人合作。
  闵克诚又喊了一声哥。振民端坐不动,脸色惨白,身体微微地发抖,手指不停地在桌面上敲击。情急之下,我赶忙走出包房,拨打了他的手机号码。振民随后走了出来。我们俩的电话都没有挂断,相隔两步远,他冲着手机喊了声“振业”,我冲着手机喊了声“二哥”。
  “你说该怎么办?”振民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答。
  我俩刚把手机收起来,老袁也从包房里走了出来。这家伙又恢复了本色,眯着色迷迷的小眼睛,搂着振民肩膀喊兄弟,随后,问起了谷晓雅,话里话外透出经十路征地工程还可以再商量的意思。振民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和他绕圈子,弄得老袁恼羞成怒,“老项,你这人哪都挺好,就是太死心眼儿,一个干闺女都舍不得,还能成什么大事?”
  那顿饭吃得别别扭扭,最后不欢而散。
  我把车开上高架路时,接到了一家杂志社的电话。振民问什么事。我告诉他有一篇小说要发表了。振民忽然来了兴致,问我是不是处女作,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什么时候写的,还说下午不去上班了,找个地方喝两杯,庆祝庆祝。
  我知道他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事情越棘手,反而越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心里正加倍承受痛苦的煎熬。他是个有良知的好人。谷晓雅不仅是他资助的贫家女,还是他女儿生命的延续,有了她,振民才摆脱了木僵症状,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情感上,振民都难以做出伤害晓雅的事情。但闵克诚的背叛也让他无法释怀,和一个叛徒合作,对于他来讲万分困难,他需要的是将对方彻底击败,把经十路征地全部夺过来。两个念头就像两头怪兽,正在他心里激烈地撕咬缠斗,都想要至对方于死地。但振民却甘愿独自承受痛苦,一句话都不肯向我透漏,他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我就越替他担心。
  我先把车停在住处楼下,随后在金牛小区南门找了家清真餐馆。餐馆名叫福林园,已经有些年头了,振民说他小时候就有这家馆子。里面的菜品单一,好在干净卫生,自釀的烧酒也很不错。我们点了三个菜,要了一壶热酒。振民喝了几盅酒,忽然念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说过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去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当年让我热血沸腾啊,我就是读完这本书,萌生写作念头的,可惜后来半途而废了。”振民喝了一口酒说。
  我们已经很久没聊写作了,忽然拾起这个话题,让我一时不太适应。以他的资质和悟性,如果一直写下来,他早就应该成为作家了吧!如果真是那样,他将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不会搞工程开公司,不会守在小区门口等着给人送礼,他的女儿雯雯就不会被车撞倒,振民也不会因为遭受强烈刺激出现木僵症状,这么多年始终背负巨大的心理包袱,他和邹凤枝的关系也不会形同水火……当然也不会有闵克诚的背叛和眼前令人头疼的局面……那样一来,振民也许还是个和我一样的文学青年,因为发表了一篇作品而满心欢喜,一贫如洗却自以为富有,怀揣着某天开一辆破车边旅行边写作的梦想……但事实是,这些如果都不存在,振民和我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现实。
  “我不会牺牲晓雅,这是底线。”振民喝光了一杯酒,大概是因为酒太辣,眼睛里闪出了泪光。看来,虽然心里万分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和闵克诚合作的方案。
  我们俩都不说话,晚饭时间已经过去了,餐馆里变得冷清下来。头戴一顶穆斯林白帽的老板从后厨里走出来,坐在窗前一张桌子旁,不时笑眯眯地看我们一眼。振民的手机响起来,庞总打来电话,约他去绿意轩喝茶。振民喝了不少酒,我担心他一个人出什么状况,提出送他过去。振民开始说用不着,我扶着他坐上出租车后,他也没再拒绝。
  出租车刚开动不久,身旁的振民就响起了鼾声。我暗自庆幸没有让他自己走。
  熟睡中的振民突然喊出了雯雯的名字,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透着焦急,就好像雯雯正在渐行渐远,他要把女儿喊回来。我看到振民双眼紧闭,眉头紧锁,脸上的表情非常纠结,邹凤枝曾经提起过,振民每晚都会被噩梦纠缠,但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
  我犹豫着要不要把他喊醒,振民却突然沉寂下来,喉咙里发出轻微的鼾声。我长出一口气,看来可怕的噩梦已经过去了。但几分钟后,出租车驶过和平大街和黄河路交叉口时,振民却突然发出了呜咽的哭声,边哭边用痛苦的语调说,“对不起,晓雅,项爸爸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我看到眼泪正从振民眼角流下来,顺着鼻翼两侧滚落到雪白的衬衣上,像一朵朵小花似的相继开放。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叫醒他。为了拿到经十路工程,在梦里他可能突破了自己的底线,实施了另一个方案。如果此时醒过来,我担心他会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潜意识而羞愧难当。
  好在振民再次安静下来,重新响起了鼾声。
  他没再做噩梦,一直平稳地睡到绿意轩门前。出租车停下来,振民让我和他一起上去。
  
8
  
  绿意轩是一家装修古朴的茶楼,里面随处可见各种绿植,走进去满眼春色。振民和庞总经常在那喝茶聊天。庞总已经等在包房里,铁观音的香气和古琴声缭绕其中。庞总冲振民摆摆手,没有站起身。他身上也有一股文人气质,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渐渐成了好朋友。他们的谈话多是清谈,无关生意、政治、家庭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两个人语调慢悠悠的,从天南扯到地北,似乎不是为了说话,而只是享受那种说话的感觉。
  今晚两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起初东扯一句,西扯一句,没有什么固定话题。后来,就像约好了似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正在读什么书。这些年来,说起写作这件事,别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务正业,我也就总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所以我也不大愿意谈。但又不好驳他们的面子,只得轻描淡写地说写完了一个短篇,还在修改当中。他们又问小说题目和内容。我说写的是一位母亲因为和情人约会,导致儿子意外身亡,从此就有了心理阴影,小说题目叫《哭声》。
  “为什么叫《哭声》呢?”庞总问。
  “是不是这位母亲耳边总是回响起儿子的哭声?”
  我点点头,振民的猜测非常准确。我忽然意识到,我写的这位母亲有着和振民相似的经历,担心振民联想到自己,心里顿时涌起一阵不安。还好,他们俩都没有往别处想,也许想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为了把话题岔开,我说起了正读的一本书。庞总和振民又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似乎各有各的心事,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也就没有兴趣再讲下去。庞总忽然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这本书我和振民以前也谈论过。庞总轻轻叹口气,望着振民的眼睛,忽然没来由地说了句,“咱们俩都是那个杀人的穷学生,以为自己能够越过去,其实根本就做不到。”
  振民点了点头。包房里气氛凝重,空气似乎变成了固体,让人憋闷窒息。
  茶味淡了,我按了桌上喊人的按钮。服务员泡上了一包新茶,茶香气再次弥漫开来。庞总的情绪忽然又变得很好,说起了美国西部新开发的一处蹦极地点,位于科罗拉多大峡谷,跳台是一块突出于绝壁上的天然巨石,和碧绿的水面之间形成398米的落差。
  “可惜不能去蹦了,”庞总喝一口茶,又接着说,“其实,蹦极的快乐不在于从哪里跳下去,而在于跳下去的一瞬间,你收获到的那种超越自己的愉悦。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是迪拜塔,台北的101大夏,还是科罗拉多峡谷,或者华帝城,都是一样的。”
  我以前也听振民说过,华帝城设计之初,华帝置业的许多高管都参与了工作,那座最高的古堡就出自庞总之手。从尖顶到地面,刚好是125米,正是他妻子的生日。
  庞总去了洗手间。振民给我倒了一杯水,面色凝重地说,“上面正在查华帝,庞总的日子很不好过。”我知道他正为庞总担心,就像我替他担心一样。我们也都一样,帮不上对方什么忙。
  庞总从洗手间回来,脸上的表情显得轻松了许多,向我和振民告辞,说还有一份材料需要写。我和振民站在包房门口,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绿意盎然的走廊尽头。振民喊服务员又泡了一壶新茶。我们俩都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茶。
  我的手机响了,小美发来微信,问是不是和振民在一起。我说是。她又问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让她猜。她又问振民喝了多少酒。我让她猜。她不猜,说去你的。最近这阵子,她格外关心振民,不时就向我打听振民的情况。我有点搞不清楚,她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邹凤枝。我的习惯是搞不清楚的事情就干脆不去搞,反正她不会是代表我。
  “这两天,和二哥去一趟宁城吧!”振民忽然说了一句。
  我默默点点头。知道振民心里还在承受痛苦的煎熬。这些年来,凡是心情郁闷或者遇到棘手问题时,他就会拉上我去看谷晓雅。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自救的方式。让振民得以从不堪的现实世界暂时逃离,获得一份暂时的宁静。
  我和振民喝完了一壶茶,从茶馆里走出来,看见邹凤枝正站在马路对面怒目而视。这个女人有些妖气,搞不清楚她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她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开口说话,隔着马路,和振民对视片刻后转身而去。
  第二天早晨走进公司办公室,老杨告诉我南市街的管线组缺人手,让我帮忙救场。
  他把话说得很客气,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其实就是去翻井盖子打杂的。说起来,如今我在兴业公司的处境有些尴尬,带组当技术人员,绘图软件各种计算啥的我都不会。要是让我负责跑外,洽谈业务之类的事情我又特别头疼。如果把我当工人,我的资历又最老,所有人都了解我和振民的关系非同一般,作业组长们都不大好意思支使我。而且,振民说不定啥时候就把我喊走了。所以,我就成了公司里唯一的机动战士,简单一句话就是,哪里都不归属,哪里有事哪里到。
  在普通人眼里,马路上的井盖没有多大区别,搞过管线测量的人才明白,其实差别非常大。首先是井盖上的图案不一样,下水井标着污字,上水井标着水字,电力井打着闪电,电信井标着篆书的电字。不同门类的井盖重量差别也很大。人行道上的一般都较轻,路灯井、化粪池之类的用铁钩子就能拉开。马路上的井盖就要重得多,先要用大锤敲松动了才行。最重的是马路中间的上水井盖,都是铸铁打造,每一只都有上百斤。使大锤敲不动,就要上撬棍。暖气和电力井盖份量也不轻,没有一把力气根本弄不开。电信井盖上往往还带着锁,得先把锁打开,才能把井盖掀起来。我最早跟着振民干的就是管线测量,这么多年下来,也不知道掀开了多少只井盖子。
  南市街上的井盖不多,临近中午时,活就干完了。我们几个人正打算找个餐馆吃午饭,振民打来电话,让我去华帝给庞总送发票。我开车回到公司,正赶上食堂开饭,胡乱吃上一口,拿了发票奔舜华路。离华帝城还有百十米远时遇到了堵车。我望着眼前古堡尖顶心里纳闷儿,平时这条街从来没堵过,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下去看看,振民打来电话,语气很急地问,“见没见到庞总?”
  我告诉还没呢,赶上了堵车。
  振民说,“我马上过去。”
  随即就挂断了电话。我心里更加纳闷儿,不知道振民过来干什么。眼前的车龙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马路上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我下车边向前走,边打听情况。有说前面撞了人,也有说城管执法,还有说是夫妻俩吵架。距离华帝城二十几米远,我看到前面的马路上围了一圈人,都抻长脖子向里面看。我问了一个大姐才搞清楚,是有人从古堡的尖顶上跳下来,落在了马路中间的护栏旁。
  我脑袋嗡地一声,随即一阵天旋地转。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跳楼的人就是庞总。我抱着一丝侥幸,又向人丛里挤了挤,看见人已经不在了,马路中间斜躺着一个粉笔人形,让我很难把它和庞总联系到一起。
  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去,车流畅通起来。我把车停在华帝城门口不远的地方,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找门卫确认一下。振民又打来电话,我刚一接通,就看见他的奥迪吉普驶了过来。我们俩走到华帝城门口,听到两个门卫正在议论跳楼的事,说是浑身上下的骨头都摔断了,但眼镜却奇怪地架在鼻梁上。我和振民对视一眼,最后还是他走了上去。门卫说出了庞总的名字。
  振民愣了片刻,就像在思考庞鸿民是哪三个字,后来似乎想清楚了,问我要烟抽。我把身上的衣兜翻一遍,才想起我和他一样都不抽烟。我去超市买了一包烟,先给振民点上,随后自己也点上。一支烟抽到一半时,振民给我看了庞总刚才发给他的微信。
  “人生本是一场游戏,拿它太当真,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没能超越自己,但愿你可以。”
  我想象着庞总站在古堡尖顶上,编辑好这条信息,按下拇指发送出去的情景。那是他留给朋友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还有对朋友的期待。他的最后一次蹦极,是从亲手设计的建筑上跳下去,不知道在125米的高空纵身一越时,他心里是否也有那种超越自己的欣喜?我同时也有些费解,把游戏当真,是不能超越,但在高空中纵身一越,又是一种超越。庞总究竟是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
  “老庞就是太清高了,才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我看到振民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庞总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在笑容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悲伤,我看见他拿烟的手一直在发抖。我不明白太清高和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我也没有问。
  振民的手机响了,国土局老袁打来电话,让他过去一趟。
  我不放心让振民自己开车,提出过去送他,振民也没有拒绝。
  
9
  
  我的车扔在了华帝城门口,开的是振民的车。驶上舜华东路时,我从车内反光镜里看见,振民把一本天蓝色封皮的影集捧在了手上,正一页页地翻看。这样的影集一共有三本,里面都是谷晓雅的照片,从她十三岁起一直到现在,按年份排序,记录了她的成长轨迹。平时影集就放在振民的车上,他不时就会翻看一下。
  因为常来常往,门卫都成了熟人,我一直把车开进了国土局的院子里。
  “跟二哥上去吧,可能要签经十路合同,遇到闵克诚,我怕控制不住自己。”
  振民想错了,老袁并不是喊他来签合同的,办公室里只有老袁一个人,正翘着二郎腿傲慢地坐在椅子上,看到我和振民进来,也没起身让座,甚至连头也没点一点,乜斜着眼睛问振民,“老项,纬六路上打深基坑那伙人,是不是你手下?”
  “袁局长,你问的是南区,还是北区?”
  “南区北区我不知道,管事的个头不高,姓李。”
  振民点点头,说是兴业的勘察分公司。我心里翻动了一下,老袁不会无缘无故问起这事的,莫非有人把那起事故泄漏了出去?振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一周前,工地上是不是出了事故,还死了人?”
  老袁果然问到了事故。但死人的事子虚乌有,显然是有人故意诬陷。
  振民如实说明了情况,“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没惹下什么麻烦。”
  老袁的脸板得像一把刀,巴掌连连拍在桌面上,“这麻烦还小吗,你还想惹什么麻烦?市容市貌建设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工程,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稍有不慎就会弄出个负面新闻来。偏偏你自己不争气,还让我怎么帮你?”
  老袁是真下了力气,把桌面拍得啪啪响,也不知道手疼不疼。
  “依袁局长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秃脑瓜子上的虱子——明摆着,刚出了安全事故的公司,不能再承揽工程,你只能退出经十路征地了。”
  我看到振民摇晃了一下,赶忙上去扶住他,让他坐到墙边的沙发上。他的身体正在不住地发抖,脸色惨白,豆粒大的汗珠子不断从额头上冒出来。如果真像老袁说的那样,兴业这次就要大败而归了。对振民来讲,前期的投入可以不必理会,但败给闵克诚,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请袁局长想想办法,看有没有回旋余地。”
  振民的声音很虚弱,让我担心他下一秒钟就会晕厥过去。
  老袁不说话,一直盯着振民,显然很享受这种把对方彻底摧毁的感觉。过了好一会,老袁的脸上忽然浮起一抹嘲讽的笑容,“老项,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人哪都挺好,就是有一个致命弱点,活得太虚太假不真实。本来心里特别想,嘴上却说啥不肯承认,偏要顾左右而言他,玩春秋笔法。说句好听的,是分不出大小轻重,该珍惜的不珍惜,无关紧要的却看得比啥都重。说句难听的,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袁局长,你说的这些,我没搞懂。”
  “你还有啥没搞懂的?说白了一句话,你那起事故,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没有就没有。经十路工程也一样,我说给谁就给谁,说不给谁,他就沾不上边。我拍板的事,谁也不敢放个闲屁。眼前两条路,要不你退出,要不闵克诚退出,就看你老项怎么做了。”
  “你的意思是?”
  我已经隐约猜到了老袁的意图,振民脸上却仍然布满了疑惑。他是真的没搞懂,庞总跳楼自杀加之刚才老袁的一番话,对振民的打击非常大,虽然没有出现木僵症状,但实质上已经像木僵发作时一样,失去了对事务的判断能力。
  “老项啊,你真是傻得有点可爱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就是喜欢你那个干闺女,从那天看到照片,心里就一直放不下。喜欢是什么,就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非理性。人人都有软肋,都有越不过去的障碍。你老项有障碍,我老袁也有,谁也不比谁更高明,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鄙夷谁。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王尔德说‘我能抗拒一切,除了诱惑。’我能抗拒一切,除了清纯妹子。我把话说明白了,生存还是死亡,就看你老项的了。”
  振民愣愣地点头,但我怀疑,他并没有真的搞清楚眼前的状况。老袁堂而皇之的无耻让事情充满了荒诞意味,也让人不知该如何应对,除了点头之外,我真的不知道振民还能怎么做。
  我扶着振民下楼,坐进副驾驶室,把车从院子里开出去。
  汽车驶上青年大街时,身旁的振民忽然问,“振业,刚才,老袁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知所措,心里也跟着一阵紧张,把老袁的意图实打实地说出来,害怕伤害到振民,如果不说,又不忍心看他蒙在鼓里。另外,我这人也从来不会撒谎。犹豫了半晌,我才想起一句话,“老袁他,想当晓雅动词的干爹。”
  “动词的,干爹?”
  振民疑惑地重复了一遍,好一会,才忽然反应过来似的说,“我,明白了。”
  振民嘴上说明白了,心里却未必真的明白。他的状态还是让人担忧,一路上很少说话,眼睛望着前面,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板。我喊二哥,他就机械地应一声,也不问有什么事。虽然不是典型的木僵症状,但似乎比多年前还要可怕,当年的木僵几分钟就会过去,不会留下丝毫痕迹,但眼前的状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我忧心忡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振民双眼望着挡风玻璃,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得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振业,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所说的超越自己,指的大概就是牺牲谷晓雅,把经十路工程拿到手,彻底击败闵克诚。以振民的为人,根本就做不到。但我也想不出他究竟该怎么做,他还能够怎么做?
  振民好一会不再说话,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木僵的姿态。车接近明湖东路时,我正在心里琢磨着是送他回家,还是去医院做检查,要不要给邹凤枝或者振国打个电话。振民忽然又开口说,“振业,我饿。”
  我心里一喜,有一种要流泪的冲动,知道肚子饿,说明振民正在慢慢恢复正常。
  我先把振民的车送回车库,然后,打车带他去了那家清真餐馆,要了三个菜和一壶热酒。
  振民还是有些发呆,直板板地坐在椅子上,筷子塞进手里,他才想起夹菜,只是盯着一盘菜吃,我悄悄把另一盘挪过去,他也没有发觉。第二盅酒喝下去后,他喉咙里咕噜一声响,似乎有什么东西和酒一起咽了下去。他身体左右晃动了一下,就像是突然解除了符咒一样。随后,我看到振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振业,这牛键子,不错。”
  我知道他终于恢复了常态,但心里的痛苦却丝毫没有减轻,因为刻意掩盖,痛苦很可能更强烈。但我无法劝解,只能陪着他喝酒。
  一壶酒喝光,又要了第二壶。
  我很想劝他,有话只管说出来,别憋在肚子里,但振民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一直都在东拉西扯说别的事。又干了一杯酒后,振民讲起了小时候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只有六岁多一点,还没有上小学,东州测绘院没有搬到市里,还在城南的大岭下面。从队部出大门,向左转,有好大一片杨树林,每天早晨振民和振国都会去树林里打鸟。有一天早晨,振国拉肚子没有出门,振民一个人进了树林。他正沿着一道浅沟追踪两只麻遛子,冷不防有人从后面捂住了他的眼睛。眼前突然变得一团漆黑,让振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他用力挣扎了好一会,对方才把手放开。但他回过头去时,却看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这件事他没告诉任何人,从那时起,走路就会不时回一下头。
  我忽然想到,这件事大概就是他木僵症状最初的源头。
  我们又要了第三壶酒。
  餐馆里的食客都走光了,头戴白色无沿帽的老板又坐到了窗前,不时笑眯眯地看我们一眼。我猜他一定是个知足常乐的人。振民突然起身,跑着去了卫生间。我跟过去,见他吐得一塌糊涂。我问他要不要紧,振民摆摆手没事,洗了把脸,回来又接着喝。
  我们俩连干了两杯酒,振民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她已经变了,对我的态度不正常。”
  我知道他说的是谷晓雅,虽然我也有同感,但此刻却不想接碴儿。
  “她是有所图,现在的年轻女孩儿都这样,在她们眼里,钱比什么都重要。”
  我没有回应,振民想说的并非这些话,他其实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振业,今天是周几?”
  “周三。”
  振民点点头,好一会没再说话,感觉就像箭在弦上,弓正慢慢地拉开。老板把一只果盘放在桌子上,很殷勤地冲我们笑。我们又喝光了两杯酒,振民望着桌子上的茶壶说,“后天,你跑一趟宁城,把晓雅接过来。”
  “什么?”尽管我听得很清楚,还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后天,周五,你去宁城,接晓雅。”
  振民还是望着茶壶说。
  
10
  
  从上午磨蹭到下午,谷晓雅打了几个电话,直到三点多钟,我才出发去宁城。我是有意在拖延,似乎那样就可以让事情迟些,或者干脆不再到来。
  谷晓雅已经等在了校门口,她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装扮。上身是一件修身的短款T恤,下面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高高地挽起,看上去身材更加修长。脸上也化了妆,让我有一种陌生感。她把我从车里拉出来,身子向左转一圈,又向右转一圈,问我这身装扮怎么样。对这次东州之行,她显然充满了期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亮,眼角眉梢都带着兴奋的妩媚。也许她正在憧憬一场约会,让她能够把自己献给暗恋了多年的男人。她并不是真想征求我的意见,而是想通过我,询问振民的看法。
  我告诉她,很好,很搭配,心里泛起一丝酸楚。很多时候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误以为等在前面的是美好和希望,一旦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立刻就会变得失望和痛苦。但我无能为力,只能按振民的吩咐去做。
  汽车驶上高速公路时,已经到了黄昏时分,血红色的夕阳穿透挡风玻璃照射进来,把车里的一切都染成了红色,让人有一种不自觉的眩晕感。我戴上墨镜,把遮光板放下来。谷晓雅嘴里发出赞叹声,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偶尔还会把一张照片用微信发出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发给振民,如果振民收到,会不会回复。
  天色暗了下来,谷晓雅兴奋的面孔隐没在黑暗中,让我的心稍稍安稳了些。谷晓雅不时问一句振民的情况,从饮食身体一直问到工作,我回答得中规中矩,但心里却有一种想要撞到护栏上去的冲动。
  回到东州已经晚上七点多钟。我把谷晓雅送到了天都大厦。这个住处是振民事先定好的,准五星级,装修豪华气派,最主要的是绝对安全。谷晓雅的房间在18楼,看到这个楼层数,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寒意。
  振民过来之前,谷晓雅躲进卫生间里补了一个妆。见到振民时,她脸上现出了一抹羞涩的红晕,嘴巴张开,似乎感到惊讶,随即直直地望过去。这一路上她大概都在设想和振民见面的情景,但真的相见,却让她感到措手不及。也许,她是觉得振民让她陌生,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两天里,振民似乎变了一个人,说不上具体哪里变了,但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振民躲开了她的注视,张罗下楼吃晚饭。在宾馆门前上车时,振民坐在了副驾驶位置,谷晓雅把头探过来和他说话,脸上明显有些失望,她大概以为,振民会和她坐在一起吧!
  振民选了家西餐馆,要了牛排套餐和现磨咖啡。谷晓雅讲起了学校里的一件趣事,我和振民装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低着头把牛排切开。刀刃划过瓷器的声音不时传出,让人直起鸡皮疙瘩。谷晓雅胃口不错,我吃得很少,振民也一样。
  晚饭过后,谷晓雅说想散步,振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她的要求。
  谷晓雅挽起振民的胳膊,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们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天上没有星星,一抹新月像弯刀似的挂在头顶。我无法预料散步什么时候结束,只好开车慢慢跟在后面。前面的两个人一直在低声说话,我不知道振民是否已经说出了真实意图。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谷晓雅的未来——宁大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遇到一个条件相当的男人结婚生子,过起看上去美满幸福的日子。但我无法想象,某一些瞬间,她是否会想起今天这个夜晚,想起振民这个人,还有她即将面临的耻辱和伤害。而振民呢,如果这次真的超越了自己,今后能够像闵克诚、老袁一样为人处事,那么他很可能会和邹凤枝离婚,像他那些朋友说的那样,娶一个年轻的女孩,比如说邹凤枝的外甥女小美,然后很快再生一个孩子……只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想起早天的女儿雯雯,还有他曾经资助的谷晓雅……
  第二天上午,我按振民的吩咐去了办公室。因为是休息日,整幢大楼里空荡荡的,让人感觉有几分怪异。按振民的计划,白天他要带谷晓雅去海边的笔架山。那是东州最知名的景点,每年都有大量游客过来参观。山上的一座古塔里供奉着儒道释三教。最神奇的是陆地和山之间的天桥,落潮时露出来,涨潮时淹没在海水下面。
  振民把一张银行卡从桌面上推过来。
  “今天晚上,我先和她谈,然后,你把这张卡交给她。”
  振民还是让我感到很陌生,就像是一位相处多年的朋友,某一刻仔细打量,却发现根本就不认识。莫非这就是他超越自己之后的样子吗?这张卡应该是给谷晓雅的回报,但我不知道振民为什么不亲手交给她。也许他还无法彻底超越自己,所以才有所顾忌吧!
  我刚把卡收起来,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邹凤枝出现在门口,阴沉着脸,目光像锥子似的逼视过来。振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向墙角的一株盆景。那是一株高大的转运竹,从上到下十几层,编织成金字塔形状。闵克诚离开后,振民就把它摆进了办公室。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勾当,”邹凤枝向办公室里走几步,盯着振民的眼睛说,“都别得意,谁也躲不过佛祖的慧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振民站起身,绕开邹凤枝向外走。我赶忙跟在后面。
  “别忘了,雯雯是怎么死的。”邹凤枝在后面追着说。
  我看到振民的身体突然抖动了一下,但并没有停下脚步。
  振民没用我,自己开车,陪谷晓雅玩了一整天。除了钱之外,这大概也是振民给她的一份酬劳吧!晚上,振民定了家湘菜馆,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饭。谷晓雅一直显得很兴奋,不时站起来给振民夹菜倒酒。看到她这样,我几次想把杯子摔在地上。饭后我们一起回了宾馆。我借口吸烟,留在了大堂里。
  振民和谷晓雅转身离开时,我才发觉自己说了个拙劣的谎言,我其实根本就不吸烟。但手摸到衣袋时,竟然真的找到了一包烟。片刻后我想起来,烟是庞总自杀那天买的。我抽出一只烟点燃,但并没有吸,呆呆地看着一缕烟缓缓升上去。振民穿着斜纹T恤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门口时,我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下一秒钟,他就会改变主意,从电梯里走出来,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振业,经十路的工程咱不干了,我超越不了自己,真的超越不了。”
  时间慢慢流逝,电梯门多次关闭打开,但始终没有看到振民的身影。
  大约二十分钟后,振民终于再次出现,面无表情地冲我点点头。
  我走进18楼那个房间时,看见谷晓雅的眼睛红红的,明显刚刚哭过。我知道自己不宜久留,把那张银行卡放在桌子上,就想赶紧离开,说成逃跑也许更加合适。刚转过身去,谷晓雅却叫住了我。
  “给我一只烟。”
  我把烟盒递过去。凑近去点火时,看见她左眼角凝结着一颗泪滴,像凸透镜似的把睫毛放大。我想走,再次被她叫住。谷晓雅吸了半只烟,忽然问,“你二哥,到底喜欢不喜欢我?”这个问题也许她向振民求证过,不知得到的是什么回答,不过显然无法让她满意,所以才向我求证。
  “我不知道。”
  谷晓雅大概想到了我会这么回答,苦笑一下。
  “里面有多少?”
  “什么?”
  “我问你,这张卡里有他妈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答。
  “你去告诉他,我要多加10万。”
  我转达了谷晓雅的意思。振民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也许是如释重负,随后,爽快地答应下来,“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她转。”振民低着头摆弄手机,秃了的头顶像认罪似的低在我面前。
  振民转完了账,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房卡,“振业,待会你能不能把这个给老袁?”
  “不能。”我干脆地拒绝。
  振民愣愣地看着我,似乎突然不认识了一样,好一会才说,“好吧,我自己办。”
  我从宾馆的玻璃转门走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外面起了雾,宾馆的霓虹灯和两只鞠躬迎客的红色人偶看上去模糊不清。车流像河似的从眼前的马路上驶过。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无比荒诞,我知道,在东州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二天,我辞去了兴业的工作,离开东州回到了那个名叫项家窝棚的小村子。我妈显得很高兴,“回来好,回来好,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家的草窝。”我爹显得有些失落,“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以后指着啥安身立命呢?”
  我没再和振民联系,有关东州和兴业的事不想再听到半句。
  我爹觉得过意不去,给成发大伯打了个电话。
  离开一周后,我收到了谷晓雅发来的一张照片。辽阔苍茫的地平线上,一轮血红色的夕阳状如车轮,似乎正在缓缓地旋转。她什么也没说,让我无法猜到用意。我想起了从宁城赶往东州的那段旅程,也是同样的夕阳,那时候的谷晓雅,正憧憬着幸福和爱情。或许,她是用这张照片和往日的自己告别,也在宣布她人生的超越?
  随后,我又想起了多年前在桃花峪山上,振民在夕阳下的一次木僵发作。
  他左手提着棱镜杆,脑袋从右侧向后转,脸孔朝向山坳的方向。夕阳把他的影子拉长了几倍,投射到荒草丛生的山坡上,微风吹动草叶,影子似乎也跟着晃动起来,看上去虚幻又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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