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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4期《满族文学》
 

剩女谣

 
马成林
1
  高涵是我的闺蜜,准确说是“死党”。她喜欢哲学,又在教研所工作,说话总有点“哲学”味,我爱听。譬如她说在好女人面前,好男人不多,我认同。社会上之所以“剩女”多于“剩男”,她说就是因为男人的坚持不如女人,我也认同。在择偶方面,“宁缺勿滥”是我的一贯原则。
  原本我和高涵都是单身,我俩有约:坚持初心,宁缺勿滥。两个人抱团取暖,互相打气,一路下来也没觉得独身有什么不适,至少我是这样。高涵志向高远,决心在教研所打出名号。她选定的课题是“社会学”,同事戏称她为“波伏娃”,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找到中国的“萨特”。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亲,咱这不是傻叉吗?”
  她到底难耐寂寞,36岁破戒成婚,找了一个大她9岁的“二婚男”还俗了,写书立论的志向也自生自灭,从此再没有人叫她“波伏娃”了。高涵比喻“已婚女”与“单身女”之不同犹如“歌”与“谣”,她说《康熙字典》里解释:“曲和乐为歌,徒歌为谣”,像我们这样单身的女人真像是一首首无伴奏的而且难以和弦的挽歌,自说自唱,自得其苦乐。
  高涵结婚了,我祝贺她终于变成一首“歌”,她苦笑着说“歌和谣”是永远不会分离的。她当我面明令她老公,婚后不许干涉她和我的往来,任何时候。不过她私下承认,她的“歌”就是“和弦”差点。说实在的,她的老公并不理想,最明显的欠缺是她与老公的个头不匹配,高涵身高一米七,比我还猛一点,而她老公不足一米六九,且深度近视,肉眼看上去高涵比老公至少要高出半个头;高涵体型丰满,她老公却又瘦又矮。对于高涵的老公我妈说“过了气”的女人是一定要迁就男人的。
  高涵老公是某国企总工,南方人,“60后”,不苟言笑,温文尔雅,典型的技术官僚,只相信图纸和“定理”、“定律”之类。新婚后和我第一次见面,高涵就向我描述了她的“新婚之夜”。说两人高潮时,老公颠掉了眼镜,目标顿时失焦变虚,只好刹车,共同爬下床底找镜子。她十分有感地说,看来人真的不可貌相。她指的是她老公非凡的战斗力。我让她打住,否则她不知还要扯出什么更雷人更狗血的细节。
  网上说过二十八岁还未嫁人的女人属于“剩女”,像我无疑就得归类于“超级剩女”。四十岁的男人被说成是“第二春”的开始,女人四十岁为什么就成了“晚秋”的“尾货”了?
  我性格内向,像我爸,不善交际,也快四十了,却只交了高涵这样个亲密朋友。这么说吧,这个世上她是我惟一可以尽情宣泄与交流的人。高涵结婚后不知为何我心里一直空落落的,总像是被一种可依托的情感遗弃了,内分泌也失调,一个月里“大姨妈”竟然光顾了两次。
  其实高涵和我不一样,我妈总说我“胸无大志”,高涵则是“胸怀大志”。高中时她喜欢哲学,喜欢和男生辩论,是班上的政治科代表,我在班里默默无闻。遗憾的是,高考我俩只考了个“省本”,专业不得不改道,她从了教育,我从了金融。我并不喜欢金融,它只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理想。天天看着金钱,却没有一分钱是属于你的,你还得像爱护“私有财产”那样去爱护它——这是世上最尴尬的事,久而久之,钱就不是钱了,和卫生纸差不多。高涵也不得不从“哲学高地”上撤下来。她对我说:对她来说房子和老公显然比“哲学”更重要,还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男人正在“雌化”,让我赶紧下手。
  男人四十未婚,人说那是他在挑呢,女人四十不嫁,人说那是她被挑剩下的。我妈说就连老天爷都在为我发愁,在她不断地安排和催促下,我被推上了“相亲路”,为我妈,为吴家,为大家,惟独不为我自己。目标明确的“相亲”就像是逛“骡马市场”一样:“看——被看——问——被问”,就差当场喊价了,我真的是厌倦透了。
  我之所以独身至今,可能被误认为我的长相不佳,搞不好是只“超级恐龙”,才落个独守空房的惨境。其实,我身高一米六七,近似瓜子脸,双眼皮,嘴唇稍有点厚,但唇线分明,高涵说性感,肤色超白,像我妈,奶奶说我的皮肤属于农村“气死日头”那种,越晒越白。三围如下:“35—23—34”,据说梦露的墓志铭上就是一组数字:“37—22—35”——公认的“魔鬼身材”。坦率地说,我虽称不上是美女,但至今还没有谁说我丑呢。那到底为什么呢?说实话,我也说不清。
  在对“房子”和“男人”这两个不同物种的认知上我和我妈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我妈看重的是后者,我看重的是前者。房子是“不动产”,守得住;男人是“动产”,守不住。不动产能增值,动产则减值。我读的是金融,又在银行工作,虽然没有钱,但对金钱的认知要比真正有钱的人来得深刻,他们只认识钱的数量,我则认识钱的本质。男人作为一项“动产”,在“市场”中属于流动资本,女人疯狂寻找“大款”的过程其实就是忘我“套现”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很难维持长久的良性循环,因为男人“见异思迁”的属性比资本的流动性还快。不幸的是“热钱”流走后女人必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但没套现,还可能是负增长,受伤的总是女人。
  妈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去看房,说我年龄不小涉世不深。每次看房回来我们娘俩都要抱上一摞子各式楼盘的宣传单,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照单研判利弊得失。最糟糕的是这边是快马加鞭不断上涨的房价,那边是心猿意马尚未定夺的我,这就是升斗小民左右两难的“刚性需求”。
  “左岸文府”售楼中心的大门两侧有一副隶书体对联,上联是:“嬉笑怒骂共浸诗文骚人独守一方”,下联是“清风草木尽染岸府回廊众放异香”。每次来这儿我都要先站在这副对联下反复吟诵几遍,越读越有感觉。我虽不是文人,但能和文人在一块生活总是件滋润的事,我讨厌商人,都说无商不奸,更不喜欢官人,都说无官不贪。
  “左岸文府”坐落在本市运河左岸,号称“艺术的麦加圣地”,是城里众多白领和中产阶级津津乐道的“文化圣城”。如今中国的开发商不知何故都犯了“集体后殖民症”,专喜欢为自己的楼盘起洋名。“左岸文府”在“加州”南面,北邻“巴塞罗那”,与“威尼斯”对望,其价值不在“普罗旺斯”之下。
  我急招高涵来帮我定夺。  
2
  4号楼的29层,是“左岸文府”的制高点,红白相间的色调,“灯塔”式的标志性建筑,都是我的心仪之处。我的原则是即住高楼就要往高处立,至少弄个心旷神怡。到底是闺蜜,高涵一眼就相中,她还借题发挥,说到左宗棠的人生名言:“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之后我俩共同对我妈发动了最后攻势,我妈瞪着眼睛反问我:“你为啥就不能对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劲头呢?”只要是我的事,三拐两拐我妈总能拐到男人身上。我妈说咱们不是“文化人”,  
  硬往那里凑不是滥竽充数吗,高涵说进去了自然就是“文化人”了。拿钱时我妈还极不情愿地说我是“瘦驴拉硬屎”,我说该“拉”时就得“拉”。其实我妈说的没错,我的确是在瘦驴拉硬屎。这么多年来我和我妈积攒的那点钱原本是给我当嫁妆的,如果买房子,全部用上还得贷点款,我们真的就“一贫如洗”了。我妈问我:“‘拉完’了,你的嫁妆呢?”我说有了房子我就有了底,这是最有力道的嫁妆,妈妈无语。
  房子到手了,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谁知妈妈又说起相亲的事,妈妈说,女人三十五岁以后生孩子肯定是相当危险的。后来我才意识到她这样说的目的是在试探我能否也像高涵那样找个“二婚”的,这样的男人可以免去我的“生育之险”。在妈妈的眼里,我真的成了一件每天都在贬值的“文物”。说实话,就算我同意找一个二婚的,可是好一点的二婚男也早被像高涵那样的优质女挑走了,剩下的还有什么了?爷爷故去的前一年,妈妈和我去乡下看望他,他见我还是单身一人,就说:“大剩女”都是优秀的,“大剩男”可是没有多少好样的了。虽然爷爷是有意在安慰我,但他的话不无道理。
  因内分泌失调,加上下体不舒服,婚后的高涵变得婆婆妈妈,劝我去医院做个全面的妇科检查。女大夫让我脱掉裤子,躺在她指定的床上,怪异地看了我一眼,“腿叉开。”我忽然发现不知从哪个鬼地方冒出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男大夫,显然是实习生。
  “不叉开怎么检查?” 女大夫说。
  我极不情愿地叉开腿,那个实习的男医生一本正经地站在女医生的一边,位置刚好对着我的下体,我的脸顿时腥红一片。女医生一边看我的下体,一边教那个实习的小男人感性地认识我的每个部位,我只好愤怒又倍感羞辱地闭上眼睛。想不到我这个主动送上门的雌性哺乳动物竟成了他们师生廉价的教学标本。
  这个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常去兽医站看热闹,那个矮个子戴着老花镜的瘸腿兽医,站在一个小木櫈上给母牛人工受精。他在母牛的屁股后不停地使劲鼓捣着,和牛的女主人猜测未来的牛仔是公还是母。记得我几次问奶奶他在干什么,奶奶总是说小孩子不能问。而此刻,女医生同样在我的身体里搅和着——她突然停下来,目瞪口呆地问我:“你,难道……没结婚?”眼神怪异。不知何故,我突然歇斯底里大声说:“没结婚难道不正常?讨厌!”说罢我起身提上裤子疯子似地跑开了。
  离开医院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知道那个女医生的怪异表情并不在于我三十七了还没结婚,而在于我竟然还没有过“性史”,居然还有着完好无损的处女膜。难道女人非得让男人搞那么一下子才叫“正常”吗?我莫名地想到“逼良为娼”这个词。时至今日,我的确从未和任何一个男人同居过,哪怕是一夜情,我是货真价实的“老处女”。我这样说不是炫耀“处女”的价值,而是要说我“独身”的纯粹。我知道自己可能早已成了女中异类,我也知道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即“处女”如今已不具备人格上的意义与价值,只是生理学上的名词,仅此而已。它也因此成了当今的“稀缺物种”,悲催的是“有价无市”。
  我妈说一个女人总该有点初恋的经历,她没有,她自嘲自己是“一次成”,遗憾的是她的女儿我也没有,好在妈妈还有个“一次成”,我连“一次成”也没有,如果硬要说有,那也是“昙花一现”。大二参加校庆活动,学生会组织一个“摄影展”,参观时我对其中一幅《河中嬉戏》随意说了几句实话,说,农村小孩子没有这种正规的跳水姿式,头向前斜插向水中的,都是往水里“蹦”,是屁股先着水的“腚蹲式”,我小时候跟村里的男孩就这样跳,再说这也不像是河,像水库。我边看边自言自语,竟引起这幅摄影作者本人注意。他姓陶,学生会“摄影协会”的干部。他打量我,看得我好不为难。说实话,因为我的胸比一般女生大(C罩杯),别人一看我,尤其男生,我就以为是在看我的胸,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用手下意识去捂。事后他特意找到我,说这幅作品是他下乡采风时拍的,他承认了他的作品“穿帮”了,是在水库拍的,“水库嬉水”不浪漫,所以就用了“河中嬉水”。他欣赏我的直率,我更欣赏他坦诚。想不到我对他的“揭露”反而成了我俩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后来他经常找我,几乎学生会所有活动他都让我参加。有一次,他像是“偶然”把我领到他的宿舍,说是要我参观一下他的小天地。我进去后另外两个男同学借口有事先后都走了,事后证明,他们事先串通好了,是有意离开的。就在那一次,他强行吻了我,摸我的胸,“你知道吗,男人的双手才是女人最好的胸罩”,我傻傻地听着,不知所措,就在他要把我推倒在床上时,外面传来拍球的声音,他不得不松手,我乘势惊恐地跑出了他的宿舍。
  我曾认真问过高涵,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对女人的胸感兴趣,要怎么看这个男人?高涵不以为然,她说男人喜欢女人的胸这本是正常的行为,还说“如果哪个男人对你这样傲人的丰胸无动于衷那才有问题呢”。高涵的话令我犹豫,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个姓陶的。如果能与一个校友相处,交朋友,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况他的确挺有才。妈妈也这样说,她说至少“知根知底”。后来我才发现,他利用自己是学生会干部的条件同时“脚踩两只船”,校内校外各一个。他被我追问的只好说了实话,这家伙的确太有才了,他的理论是这样的:校外那个女生是他的“性伴侣”,而我则是他的“精神伴侣”,他看重的是精神伴侣。我一听,这哥们也太奢侈了,他把我当成了早餐上的“晨报”,看着报,却不忘桌上的“甜点”。我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不是女的也就无所谓了?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去死吧,你!男人的虚伪有时真的很无耻,他既然把我当成“精神伴侣”,为何还要尝试我的身体?显然这款型号的“高级动物”不适合我,最后我明确表态与他断交。
  最令我烦恼的是,但凡对我有意的男人相处没几天就要想方设法“勾”我上床,再不就是眼睛总是不离我的胸,高涵说这是男人的本性:意淫癖,谁让你长那么丰满的胸了。有时洗澡时我看着自己的胸,也纳闷,女人干嘛非得长出这么两个累赘呢?这是我奶奶的口头禅,我的丰胸就是奶奶的基因所致。
3
  高涵孩子刚满月我就迫不及待去看她,这家伙其实是“奉子成婚”,婚后七个月就当了妈。一见面她就夸张地说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原来生产时她坚持要顺产,要打破女人三十五岁不能顺产的魔咒之说,谁知中途熬到羊水几乎流尽时不得不临时剖腹,她的肚子几乎被豁开了一半,看得我连连咂舌。
  高涵见了我之后立马把我拉到她的书房,关上门就说:“铁子,这期间我又给你积攒了三个男人,哥们够意思不?坐月子也不忘你的事。”的确,高涵永远叫我感动,不过说心里话,我听了她的话就如同我妈听到菜市场又来了三车“大白菜”。高涵语重心长地说:“吴青,比起你,我毕竟是过来人了,现在又当了妈妈,你还是降低点条件找一个吧。”她几乎像我妈一样在求我,令我哭笑不得。
  高涵结了婚,又很快当了妈,我妈更坐不住了,她背着我竟参加了某公园组织的什么“剩女联谊会”,会费可观。说是“剩女联谊会”,其实几乎全是“剩女之母”代为参加,中介定期组织会员先替儿女“看货”,合适后再由儿女亲自去“验货”。有一天我妈莫名其妙地给了我一个“验货”电话,让我打,在我一再追问下她才不得不和我说了实情。我听了哭着和她大吵一场,说当妈的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尾货在公园狂甩。我妈也哭了,说我不知好歹,以怨报德,还说了更绝的话,她说她要死了就好了,我就自由了。妈妈不想我成为她的复制品,更不想我成为独身的殉葬品,总之她要用全部精力来改变我独身的现实。
  原来,我妈妈已经得病了,只是没和我说,很快就无法隐瞒住进了医院。她虽然都躺在病床上了,心里想的还是我,有一天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小青啊,再过两个月你就四十岁了,难道你真的要独身到底吗?不行啊,我要真的走了谁来照顾你呀?你就降低一点条件找一个男人吧,行不?妈求你了,你看人家高涵,那才是真正的识时务者呢。咱家不是那种有底气要劲的家呀!”
  我恍然明白了,妈妈心里一直有一种负罪感。那就是她把我从小放在农村的经历。妈妈入院前似乎有了某种预感,她把她的日记,足有两大摞全部都给了我,她说你应该全面了解一下你妈妈了。妈妈一生充满了理想,而又没有一个理想付诸实施,她的确属于那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人。我多次见她坐在桌前,面对一大堆日记和各式材料翻着翻着就发呆了,最后总是一声叹息,起身离去。
  为了转移妈妈的注意力,我有意引逗她,让她讲了不少她年轻时的经历。其中有许多是她本来不愿讲的,比如有关她与爸爸之间的事。渐渐地我发现妈妈似乎已经知道她的病不会好了,反而变得安静起来。而我却变得整天六神无主,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害怕妈妈要是真的走了,我该怎么办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身不由已,每天焦躁不安。高涵危言耸听地告诫我:“不良情绪会使一个女人的更年期提前到来,那才是真正可怕的。”这话像魔咒一样对我真的起了作用,为了阻止它的到来我甚至开始偷偷看一些“成人片”,有时免不了顺势自慰,事后又万分懊悔,甚至谴责自己在犯罪,觉得自己正在变得堕落,在摧毁自己。
  我妈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通过病友为我物色男人,再三说对方是个副厅级干部,为了让我妈高兴,我几乎什么都没问就答应去相亲。那是在她离世的前两个月,我匆匆赶去了“骡马市场”。说实话,要不是最后一刻那个男人不慎出了纰漏,除了年龄大,我真是不想再挑什么毛病了,我甚至想,为了妈妈干脆就和这个老男人成婚算了。临别时,我主动提出下次约会的时间,那个男人起身送我时无意碰掉了他的手包,包里掉出一个纸片剂的药,我替他拾起来。
  原本以为是“降压灵”或“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对于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男人,这种药物本是经常要随身携带的。可是我顺眼一看,天哪,竟是“伟哥”!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我赶紧扭头递给他。他张嘴想解释什么,我一摆手,转身走了。当然,也就不会有下次再见了。我恶心。
4
  我终于跳槽了。跳槽的潜在原因就是想换个地方,甩掉原来那些讨厌的“关注目光”。负责接收我的这家银行的副行长姓曹,他要对我进行最后的审核。当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的审查视点就是从我的胸部开始,几乎从头到脚对我进行了全身的“系统扫描”。然后他从办公桌后绕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还特意给我沏了一杯茶。
  他说:“知道吗,咱俩是校友。”
  “校友?”我惊诧地睁大了眼睛,这回是我打量他。
  “这扯不扯,中间经过多少不必要的环节啊,人有时候啊,实在是不得不装一点。”他摇着头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的僵硬肌肉突然松驰下来,甚至一条腿干脆伸直了。他还让我也轻松一点,还说中国人最缺的就是放松。原来他是我们财经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比我大了好几岁,名符其实的学哥,我俩一下子就陷入对母校种种的回忆中。最后他言归正题说:“这样,我试试看,成了你也不用感谢我,同学嘛,理当如此,不成也属正常,因为我目前只是副手。”话说得不冷不热,却也实在,第一感觉还好。
  没多久他就帮我安排到了他所分管部门。他诙谐地说:“其实大家都属‘驴’的,哪个槽子的饲料好自然就往哪里跳,其实并不是人往高处走,而是人往富处走,这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他的话很有一种亲切感,更有一种实在感。
  “曹学哥”长得人高马大,体魄健壮,只是肚子有点微微发福,皮肤有些白,他的衣着很讲究,看上去却并不刻意。衬衣是美国“POLO”的,总体说不失为型男,也很潮。曹行长看陌生人时目光冷峻审视,看熟人才有明显笑意,第二次见面时他就是用“笑眼”看我的,令我愉悦,听说他是上面有意培养的“干部苗子”。
  在第N次的谈话中曹行长得知我至今独身,大为讶异,他立马起身再次对我上下打量,明显感到他的目光在我胸前再次睃来睃去,似乎令我有了某种灼热感。末了说:“也不差啥呀。”就在这次谈话中,热心的曹副行长叮嘱我不要再称他为“副行长”,要叫“学长”,或行里通称的“曹哥”。后来,行里一个资深老大姐私下告诉我,说曹学长是“曹操的后人”,还问我知道“曹操”吗?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位大姐的意思。
  不久,曹学长借工作之机说要给我介绍一个人,我很感动,尽管我们是校友,但他毕竟是我的上级领导,对下属如此热心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他说我不可能永远单身,我当时真想问他为什么我不能永远单身?
  要见的那个人是个“海归”,好像还是个硕士或博士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曹哥说“相亲”的方式是参加一个小型party,如果有意了再议下一步,看不好,就当啥事没发生,双方都不尴尬。他是我的上级领导,又是校友学长,自然得相信他,一切悉听尊便。结果是我没看好那个“海归”,首先他那种明显自恃清高的态度就令我反感,既然你如此看重事业还千里迢迢回国找什么对象?我和高涵一样,最讨厌矫情的人,假惺惺的男人最讨厌。
  相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曹学长用车把我送到我家门口,这个时候下起了小雨,出于礼貌,我客气地请他上楼坐一会。他真的答应了。无巧不成书,那一天我妈刚好不在家。进屋后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招待他,说实话,我还从没这么晚把一个男人主动让到家。他竟自打圆场提议喝点酒,说party上的酒不好喝,可是我家里没有酒,他说他车里有纯正的干红,一直放在后备箱里,还没等我表态他已起身下楼。
  他一走我立刻茫然,作为一个单身女人,深更半夜里和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男人对酒当歌,而且这个男人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是你跳槽成功的主要帮手,外加校友、学长,天哪,事情怎么一下子搞到这个地步了?转念又反问自己,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了?人家不就是想坐一会吗,干嘛想那么多?
  “喏,这是1985年法国波尔多产的干红,别人送的。”他自豪地说。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让我喝了那么多的干红,这种品牌的法国红酒我喝过,并不上头啊!他好像问我女人最好的年龄是多大,我说当然是“二八年华”了。他却摇头说不对,笑眯眯,准确说是“色迷迷”地看着我,显然他是在诱导我再次主动发问。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色,加之头真的有点晕,便不吱声,他说最好的年龄正是我这样的年龄。“成熟,性感。”
  他显然在有意恭维我,我不为所动,有意讥讽他:“你是不是喝高了?”
  “奇怪,”这家伙顾左右而言他,“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一位男人把你领走?你到底在挑什么?”
  我真的不想就此话题再说下去,就扭转了话题,可是说了两句他又扯回来了,他不相信我没有“男友”,又解释说如今“男友”的概念如何宽泛,居然又扯到“情人”、“性伙伴”上了。我本能地感到话题变得越来越危险,搞不好他还会说到“一夜情”之类,只好再次以沉默对之。我这人错就错在过于实在,当时我要说我有男朋友了可能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是我没说,因为我不想撒谎,只能沉默。该死的是这时酒精开始进一步起作用了,我看他都有点“双影”了,不知哪个是真实的曹行长。
  “你总不会至今还是处女吧?” 他突然赤裸裸地逼问我。
  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一刻我没有直接否定,我记得我只是摆手,示意不想再聊了,我的头嗡嗡地响,视线越发模糊。然而他可能是理解错了,以为我摆手是表示“不是处女”的意思。浑浑噩噩中我感觉有一只手在我的胸部及身体上滑动,这手好像在说:“你有点多了,我扶你上床吧。”接着我就感觉自己的衣服正在被解开,一只完全陌生的大手突然触碰到我的右乳,并要攥住,我大叫着翻身嚷道:“不,不!”
  我几乎是半祼着跑下床,他一侧身,一把抱住我,“卟咚”一声就把我放到床边的梳妆台上,使劲地吻我。他的蛮力真大,我竭力躲着,拼命挣扎着,力道也不比他小,我四面抵抗,他却不依不绕,他身高一米八,显然我不是他的对手。我突然抓起桌上的一个小型裁纸刀,这时我已经清醒许多了,我举起刀冲着他,这家伙一点都没害怕,他一把攥住了我拿刀的手臂,使劲一捏,我“哟”的一声刀片就掉了。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了,幸好这时他也停下来,他气喘吁吁地望着我说:“想不到你的劲这么大。”
  接着他坐到一边,又恢复一个“君子”的模样,他赤裸裸地说,看到我第一眼时他就产生了感觉,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感觉”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终于明白,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从狼窝跳到了虎穴。原来那个单位的领导同样是要对我伸出咸猪手才使我不得不决定跳槽的。后来他又说他本不胜酒力,可能要因此犯下一个错误,他很郑重地向我承认错误,请我原谅他酒后无德的行为。
  面对这个突然变得我一点也不认识的男人,我的学长,新的顶头上司,我又惊恐又愤怒,我说:“出去,你立刻出去。”
  他开始整理他的衣服。
  “如果你要举报我,也不是不可以,这是你的权力。”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怎么做不要你指导,出去!”
  事后我真要举报他,可是又拿不出一点证据,只在右乳的上方有一点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5
  几天后,经过冷静思考,我找到他,明确要求调走,他却问我怎么做才能原谅他?我不回答,心里想怎么做也不能原谅,恨的就是你!他手里不停地把玩一只签字笔,显得完全不以为然,我看着他的表情特别来气。他突然停下,头一侧,眼角一翻,道:“你难道没想到要举报我吗?”
  这家伙也太猖狂了!难道条件好的男人都可以这样随意霸凌一个女人吗?按说他完全有能力在属下物色一个颜值高、年轻的女孩为伴,行里这样的“美眉”大有人在。可是这家伙却硬找上我这个“超级剩女”来充当他的“小三”,岂非咄咄怪事?高涵在机关工作,有经验,她分析是因为我和他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双重关系,安全系数高,成本低,利润大,可信,可用,可靠;他更知道我对金钱并不像“90后”那样热衷。一想到这些就更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人格侮辱。
  “你心里明白,我为什么没举报。”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那你现在还认为我是一个坏人吗?”
  “不仅如此,你还是一个两面派的干部,有心计,不愧是曹操后人。”
  “哪个人对你说的我是‘曹操后人’?”他显然有点做贼心虚。
  “还用说吗?我爷爷说‘三国’里手段最阴险的就是曹操。”
  他嘿嘿笑了两声,“不过嘛,两面派,有心计,曹操后人……”他玩味地重复着,“看来你在暗中关注我,我跟你说,职场就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职场和官场搅在一起,遍地江湖啊,我们得历练才能适应,总得有一点智商吧?”
  “你在欺骗组织,你比那些贪腐的干部还要坏。”我用力地说。
  “这你就out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不瞒你说,前年上级还真想把我调到纪委去,我没去。”
  “你别得意太早,时候未到。”我咒他。
  他看了看我,轻轻地晃了晃头,往椅背上一靠,一条腿又放肆地伸直了。
  “这就不厚道了,别咒人,咱们毕竟是校友。我原以为你和行里那些年轻女职员一样,没有什么思想,就认得钱呢,真的,这是我没想到的,不过你想不想接受我再次的道歉?”
  “不想,我也从未接受过你所谓的道歉。”我平静地说。
  “不过,真有点怪了,你和别的女人太不一样了,太倔,太倔。”
  “你还欺侮过多少女下属?”我直截了当地质问他。
  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摇着头,甚至还“嘿嘿”地笑了几声。“你倒是挺有想象力啊。不过我告诉你,女人太倔了并不好,也不利。”
  “倔不倔是我的事,和你没有半角钱关系,我今天找你也不是来说这些的。”
  他听了我的话,沉吟一下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坐到沙发上,我不知道他又要做出什么下作的动作,本能地挪了一下身子。
  “放心,我不会再动你一根毫毛的,你喜欢文学吗?”他没头没脑地问我。
  我没搭茬,怕再中了他的什么圈套,这家伙真有点老谋深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文学”,他自言自语,“也没真正看过几部像样的作品,看也是看看内容介绍而已,所谓的名著嘛,也不过是看了电视剧才知道一些内容。”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有点不耐烦。“我没心思跟你讨论文学,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提醒他。
  “不过我倒是偶尔看过巴金早年的一篇散文,”这家伙顾左右而言他,“叫《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里边有句话,你听着,他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这是巴金说的,不过我的灵魂可不黑暗,顶多是灰一点,至于别人黑暗不黑暗我就不知道了。这篇文章是1936年写的,想不到那时巴金就开始这样生活了,我实在是感到震惊。”
  我真的没有心思分析他说的话:“曹副行长,我再说明一下,我找你不是来和你探讨文学的,我没有兴趣,我只是要调走。”
  “我知道,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我,了解一个人,一个校友,一个干部,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也是这样的,只是我们都不愿承认,巴金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敢于承认。”
  我不得不又看了他一眼,这家伙好像是研究过社会学,说话的风格有点像高涵,有点玄。
  “好了,说正题,如果你能听我的,我希望你还是不要调走,这首先是对你好。”他说。
  “其次是对你更好。”我接着说。
  “这是你说的,我不这样认为,你看,这不明摆着吗?”
  “你放心,就是调走,我也不会把你干的事说出去的。”我不得不向他保证。
  “我干了什么?”他见我无语,又挑衅地问,“你说呀?”
  我愣愣地看着他,被他问得哑口无言,那一刻我真想扑过去掐死他!不过他又说对了,他干了什么?全行哪个人能相信一个上升期的年轻的型男干部会对一个“超级剩女”感兴趣?首先行里那些年轻时尚的美女职员就没有一个相信的,因为这至少不符合经验法则。
  “人在干,天在看。”我说,这是我奶奶爱说的话。
  “你不是在咒我吧?看来你的情绪很危险哪,”他用领导的范儿说,“我劝你最好不要联想得太多,再说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有机会我会让你看到我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坏人。我的问题呢,说穿了就是爱一点色,仅此而已。不过对于一个‘单身狗’,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上的男人来说,这过分吗?再说一个男人不能因为当了领导就得阉割了自己的欲望吧?”
  “曹副行长,我只请你把我调走,别的我不想谈,我也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无奈地看了看我,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
  “听着,要么就彻底调出银行系统,要么就不动。”他头也没抬地说。
  结果是不欢而散,我心里很堵,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时,我突然扭头对他说:“看来在学校你不光学了金融专业!”这家伙竟然向我伸出了大拇指,“OK!”,接着说:“你说对了,现在的大学可不光是学‘专业’喽。”
  要是调出银行系统,妈妈不会同意,高涵更会说我疯了,她一个同事的女儿大学毕业要到某银行,硬件全符合,关系人说至少要五十万“通关费”。理智最后告诉我,也许只有继续待在这儿,让事情逐渐淡化才是上策。没多久曹给我发来一条Email:“你没走,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们毕竟是校友。”我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委屈自己,待下去。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打那以后我好像落下了病根,只要是男人单独约我,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先打个寒战,然后非得上趟厕所不可。好在他一直没再单独找我,像是完全把我和这件事忘了。可是事实并不好,我老是下意识感到生活在他的阴影里,他越是不理我,我越是有这种感觉,似乎总有一天还要和他会面,甚至还会搞出什么更大的事来。
  妈妈真的走了,在她离世前还一直相信我正在和那个随身自带进口“伟哥”的副厅级渣男“处”着呢。这个世上离我最近的那个人走了,连“管”我的人都没了,过往那些数不清的“唠叨”也随风而去,不再来,我和这个偌大的世界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妈妈走得特别安静,我感谢上苍,终于在她往生前给了她一个真正的秋天的安宁。那天晚上高涵帮我处理完妈妈的后事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要陪我回家,我知道她心里还在惦记她儿子,就一个人回去了。
  自妈妈去世后我一直有点恍惚,总以为是我害得妈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6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叫上官屯的青年点的大院里。青年点的房子因为先前的地震震塌了,新的还没盖好,女知青就分散住在社员家,男知青则分住在八个小队的小队部里。我妈被分在了我爷爷家,就是上官屯大队党支部吴书记家,当时叫“革委会吴主任”,我爷那时是上官屯最大的官,相当于城里的“高干”,知青都戏称我爸是“高干子弟”。
  当时我爸正在部队当兵,他属“还乡知识青年”,当兵是当时农村青年最好的出路。我妈之所以被分到我爷家,这多少跟我妈的“历史问题”有点关系(据我妈说我有个舅爷在台湾,而且还是国民党),吴书记这样的家庭更有利于我妈的“改造”。我妈说其实当她一住进吴书记家时就被吴书记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看中了。她看好妈妈的长相,细皮嫩肉,又有文化,家又在城里,这样的条件和她的儿子算是“门当户对”。
  两年后,妈妈得知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已经“因病”办理了回城手续,她知道这全是我外婆一手策划的骗局。这个消息对我妈的打击非常大,相比别人,她觉得自己和那个曾经特别熟悉的城市已经切断了最后的联系,就是回去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这种情绪似乎让她在农村开始安心了。那时知青抽调回城的消息遥遥无期,大家感到前途无望,又同是天涯沦落人,日久就生情了。这样一来“搞对象”在青年点就成风了。那时知青是用“搞对像”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大家奉行的都是“点内搞”,相互抱团取暖,很少有和当地社员搞的。
  阴差阳错的是我妈先后拒绝了两个青年点男生交好的要求,却和人称“坐地炮”的我爸搞上了,我就是我妈“扎根农村”“开花结果”的“果实”,知青们戏称我为“农果”——“农果”是当时农村很普遍的一种物美价廉的杀虫剂,我成了青年点集体的孩子。
  青年点共有知青68人,我被列为编外第69号小知青。青年点有个豆腐房,做豆腐的是大队派来当伙夫的“王小手”,王小手大名王富财,只因他的手臂比一般男人的短,手还小,才有了“王小手”的绰号,他的大名早就被人忘了。这个一辈子没娶过媳妇的王小手,带着他的全部家当——一头灰驴同知青一样在青年点安家落户。他用卤水点的豆腐是个绝活,我妈说自她回城后再没吃过那样好的正宗卤水豆腐。
  其实青年点的人心知肚明,大队如此关照青年点,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在青年点,大家跟着我妈借光,豆腐房就是我妈最先提出来的,大队立刻落实。我爸转业回来后时常去青年点和男生玩摔跤,他虽然个子高,但不会摔,经常被会摔跤的知青摔倒,但他还是屡败屡战,女生说他就是借故见我妈,我妈那时是公认的青年点的“点花”。事情是这样的,我妈怀我到八个月时,有一天她特别想吃王小手的豆腐,就拿着一个小铝盆挺着大肚子背着我奶奶一个人去了青年点。
  农村3月天,乍暖还寒,那天,王小手的那头灰驴不知为何又犯了犟脾气,死活不走道,王小手就往死里抽打。王小手认为大队书记的儿媳要吃他的豆腐是对他最大的看得起,他的亲密伙计(王小手喜欢这样称呼他的灰驴)咋能不给力呢?结果灰驴被主人打急了,它一尥蹶子差一点踢了我妈,我妈为了躲驴,一闪身摔在了豆腐案板上。
  当王小手回头发现案板上“见红”时吓得尿都撒到了裤子里,我妈躺在豆腐案板上捂着肚子让他快喊人,王小手这时才扯着嗓子发疯似地叫了起来,他的驴竟被他叫毛了,也跟着叫了起来,一人一驴,此起彼伏,我妈说当时王小手叫得比他的驴还响。就在这时我在驴棚里也叫出了第一声,着实把王小手吓懵了。有个叫三婶的大妈跑来指着王小手恶狠狠地说:“王小手,这下你吃不了得兜着走了!”王小手的小脸吓得比他的豆腐还白,他突然转身又去打他的驴,那头灰驴不得不独自跑出了驴棚,到村道上大叫不止。
  闻讯赶来的知青们七手八脚把我妈和我抬到青年点的大炕上,这时大队的喇叭开始呼叫“赤脚医生”,奶奶听到广播竟然光着脚往青年点发疯似地跑来。爷爷气急败坏,当天就把王小手撵出了青年点。就这样我成了青年点“第69号知青”,可见我妈给我起名叫“吴青”其含义不言自明。
  这件事成为妈妈终生之悔,要不是她非得要吃王小手的豆腐,我是不会早产降生在驴棚里的。农村俗话讲“七活八不活”,我是八个月出来的,可吓坏了我奶奶和爷爷,他们对我倍加呵护,生怕有一丝一毫的闪失。我妈说她是借了我的光,那个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好东西她都吃遍了,村里人都说我妈成了吴家的“观音少奶奶”。她被养得白白胖胖,好多女生对我妈羡慕忌妒恨,我妈承认,那个时期确实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后来,情况骤变,首先发生在农村的一件大事就是知青抽调回城真的开始了,青年点所有的人都像是一夜间全部睡醒了。原来说的那些“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发芽”一类的“誓言”都像是演出结束的“道具”,一股脑地全被噼里啪啦地卸下来扔到一边,没有人认真干活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谁能走谁不能走。
  心里最乱的就是我妈,她频繁地往青年点跑,有时干脆就住在那儿,我爸也不再说什么了,他心里比我妈还乱。那一阵子我爸像特务一样处处跟踪我妈,他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出现了:妈妈明确表态,她也要回城!不但为了她,更是为了我。因为政策,作为还乡知青,爸爸不在被“抽工”之列,他顿时有一种巨大的挫败感。知青抽工的那些日子奶奶家整天笼罩在阴云中,爷爷当了半辈子的党支书,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在背后幸灾乐祸地看吴家笑话。
  妈妈回城后遇到的第一个实际问题是住处,回城前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早已工作了,住在家里。妈妈那个家在空间上已不能再多容纳一个人,更主要的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我妈觉得自己早已不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了,更像是个“编外”。这样一来妈妈如果带着我回到城里,我俩都没有容身之地,她的工作也会因此大受影响。我外公就动员妈妈暂时把我放在乡下由奶奶照顾,思前想后妈妈只好忍痛割爱把我放到乡下跟爸爸在一起。我妈事后承认,要是没有我,她可能早就下狠心和爸爸离婚了。我妈回城后爸爸在煎熬中带着幼小的我度日如年。实在没奶时为了哄我,奶奶干脆就拿着她那对无比硕大的干奶糊弄我。
  妈妈走后,我一个人在青年点荒芜的大院子里继续成长,社员们说“青年点”如今就剩下第“69号知青”小吴青喽。说来也怪,我就是愿意往青年点疯跑,尤其喜欢躺在女生大炕上靠西边妈妈那个位置。每次奶奶都是笨拙地紧跟在我身后,嗷嗷地喊着我的名字,好像我随时都能跑回城里似的。就这样,在农村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妈妈说死也要把我转回城里,那时她的条件稍好一些了。
  在妈妈抽回城里的几年里爸爸一直在城乡间跑单帮,每次都是靠着妈妈和她的同学帮忙,把爸爸带到城里的农村土特产品寻找到相应的市场或买主,有时找不到合适买主就干脆发动原青年点的人包了,爸爸那时干的就是“投机倒把”。尽管他常常后半夜就悄悄拉货进城,还是经常被抓住,罪名就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我爸一“进去”,我妈就得四处托人找关系“捞”他,城里的各种“局子”爸爸几进几出。妈妈几次求他不要再搞“投机倒把”了,我爸就是不听,他说自己凭本事吃饭,不偷不抢,为啥就不行?
  爸爸太倔了。其实凭爸爸的条件他完全可以接爷爷的班,顺理成章地当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不干,村里却有人想方设法地要抢班夺权当书记。我爸说他宁可被关进城里大牢也不当农村的官,爷爷奶奶都说我爸想进城想得走火入魔了。爸爸原来爱干净,后来变得不修边幅,整天胡子拉碴。他一亲我,就知道他想妈妈了,他的胡子太硬了,我不让他亲。我爸经常对我说:  
  “女儿,放心,爸一定要让你和妈妈生活在一块。”
  “那你呢?”我天真地问他。
  “当然了,我说的是咱仨,我一定要合法进城,给你们娘俩挣钱。”
  后来妈妈时常自言自语地说,不知是她害了爸爸,还是爸爸害了她,但她却承认是他们共同害了我。
  中国大地开始改革了,爸爸认为有希望了,主要是他挣钱心切,能让妈妈看得起他,就把所有“投机倒把”挣的钱都押在了一个合伙人的项目上,结果他被骗了,血本无归。那个人用钱买通了法院的人,使得原本就不懂法的爸爸欲告无门。他不服,就四处上访。要面子的妈妈不同意爸爸的作法,两人矛盾再起。除了我妈,爸爸在城里举目无亲,妈妈又不能不管他,只好四处托人找门路。为了给爸爸办事,爱美的妈妈一年没买衣服,那点钱都用来请客送礼找关系了。
  最后,爸爸的官司还是打输了,事后才发现妈妈通过同学给爸爸请来的那个女律师中途被被告方收买了,这些对爸爸打击非常大。他骑着那辆破旧的“幸福摩托”从法院赶回乡下,一路上他净想着这事了,结果被一辆装满沙石的大卡车在拐弯处撞倒,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离开了人世。
7
  妈妈拿到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时,竟大哭起来,就像是拿到了我的“前线阵亡书”,不少家长不解地看着我妈,一个同样在哭的家长突然问我妈:“妹子,你孩子不是考上了吗?”
  我气得忙拽着她离开,边走边埋怨:“我的妈呀,啥事呀,你咋像哭坟来了呀?我又不是没考上,‘省本’也是大学呀。人家家长哭是因为孩子没考上,你这不是有病吗?”我这一说她这才停了下来不哭了:“你看”,她说,“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得先告诉你爸去,不管咋说考上了!”
  “考上你还哭?”
  “就是考上才哭呢。”我妈倔强地说。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妈妈的心情,的确,正是考上了她才哭的。
  上大学报到前,我妈领我去了乡下给爸爸上坟。我和妈挽着裤脚,端着冥饭冥菜踩在泥泞的草地上,我们把爸爸爱吃的东西供在了他的石碑前,奶奶和爷爷在不远处另一棵榆树下看着我们,我不时回头瞅他俩。
  爷爷和奶奶的确是老了,家里的好多事他们都没了主意,我心里希望他们也过来,我考上大学这是吴家一家人的希望啊,我也知道爷爷和奶奶是要给我妈和我一个更私人的空间。我和妈妈说了我的意思,我妈说这个不用你操心,看来妈妈并不想让他们过来。她让我跪在坟前,她却站着,沉着脸说:“吴全有,我和你女儿来看你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女儿考上了大学,你的心愿实现了,这回你放心吧,我也算对得起你和你们吴家了。我原来想让她当律师了,可是没考好,当不上啦,可能要当会计了,会算账也行,你不会算账,所以做买卖老赔。”
  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用这样气哼哼的口气和爸爸说话,之后向我示意,要我向爸爸说点什么。我想了想说:“爸,你女儿考上了大学,没辜负你的心愿,可是你却走了……”鼻子一酸,我说不下去了,这时我妈突然在我背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这一哭我也抑制不住了,我和我妈就在一片齐人高的野草里尽情地PK式地哭嚎起来,哭声在旷野里飘荡。远处的奶奶和爷爷惊惶地向我们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奶奶仍是撑着她那对巨大的奶子——那是我儿时的玩伴。爷爷明显跑不动了,整个吴家三代老小在苍天下用集体哭嚎的独特方式向他们在阴曹地府的儿子表示了最后的哀悼与不舍。
  回家的路上我好像第一次感到“爸爸”的形象突然清晰起来,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都是来去匆匆,而且整天愁眉不展不说话,原本挺白的脸膛永远是晒得黑黢黢的,胡子也不爱刮。说实话我和他并不很亲,他也很少管我,他的全部精力就是挣钱,挣钱的目的就是尽快进城和我妈团聚,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念想最后都没得实现!
  我爸去世后我发现每次奶奶来城里看我时都要和妈妈单独谈上一阵子,我一直不知她们在谈什么,而且每当这时我就会被妈妈莫名其妙地以各种理由支走。后来妈妈才告诉我,奶奶一直劝她再找个人家,可是妈妈最终也没有这么做,一直领着我独自生活。我知道妈妈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我的爱,更是对爸爸的那份情感,尽管她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在心里她是有爸爸的,这点我肯定。
  现在妈妈也走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在这个世上了,更没有什么情感可依托了,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空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目标没有了,心理变得越来越脆弱。有时也不愿意和高涵来往了,一来是她家里的事越来越多,二来我也越来越想清静,独处,独思,独为。
  就在这时,四川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八级大地震。我每天对着电视流泪,尤其是看到那些失去妈妈的孩子们,晚上一躺下脑子里全是那些灾难场景和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还有那些断壁残垣的房子。
  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我要到灾区当一个志愿者,帮助那些失去双亲的孩子,这个想法同样越来越强烈。我把这个想法和高涵说了,她说我的想法过于天真,再说那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我说我不怕,我甚至宁愿死在那儿。这个想法搅得我整天心神不宁。一个阴天的上午,我正在行里处理民政部门救灾款的转账手续,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拿起来,竟是曹行长打来的,我一愣。说实话我都快把他忘了,我对着电话愣了一会,他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迟疑了一下。自上回那个事件发生后他很少直接联系我,我也从没主动和他联系过,他感到我的迟疑,就又加了一句:“工作的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  
  上到二楼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要去地震灾区当一名志愿者呢?这样一想我竟然大步流星地向那个该死的曹行长办公室走去。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诡异的电话,它像心灵感应一样来得那么及时,也许在冥冥中或是上辈子我欠过曹家什么,他既是我的人生魔咒,又是我的“救世主”,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还没等他向我说工作的事,我就先开口说了我想去汶川当志愿者的要求,姓曹的顿时愣住了,他呆呆地瞅着我,末了,他挠了挠脑袋莫名其妙地说:“见鬼了!”
  原来银行系统要向灾区捐款,并在汶川某地建立一个临时“分理所”之类来帮助处理相关的金融业务,本行的“进川小分队”就由曹副行长带队。
  “看来我就不用做你的工作了,准备出发吧。”他说得十分简单。
  “和你去?”我迟疑地问。如果随他去,到了那里他就是“老大”了,天高皇帝远,他会不借这个机会再对我做什么下作的勾当?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会不会是他的一个阴谋?
  “你要不想和我去就别去,我再找别人。” 显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接着又故作玄虚地说:
  “有的是人想去呢,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不得不问。
  他立刻把本来靠着椅背的身子朝桌前倾着,似乎要让我听见他的话:“说实话,你总不能永远坐柜台数钱吧。”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还在为我前途着想,人老珠黄,这年龄,我早就应该离开高柜了,起码是个项目经理了。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再耍倔脾气可就因小失大了,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
  此刻我心里也十分矛盾,既不想过于顺从他,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他见我一时无话,以为我听从了他劝说,又说:“不管怎么说咱俩毕竟是校友,我再说一遍,这是个机会,现在全国上下每天说的、看的、想的都是这件事,你要是能把握好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一下。”
  我本来想说我并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想干什么,真的就是想为灾区尽一份心力,可是又怕说了真话惹他生气,他会认为我不识抬举,故意唱高调,并因此不让我去了。为了和他保持距离感我故意冷冷地问他:“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吗?”因为我实在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巧。
  “话应该这么说,你找我就是为这件事吗?”他更正我说。
  “不会有别的事!”我明确地说。
  他笑了,扭动着签字笔说:“你什么时候能把那件事彻底忘掉?”
  “你死了的时候。”我诅咒地说。
  这家伙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不但倔,还有点狠,看来我要真的死了肯定和你有关。”
  我想,我是有点狠。
8
  很快,曹副行长我们一行五个人来到了汶川灾区,按照总行安排,最后的落脚点是北川。
  营业后,每天非常忙,最忙的还是曹行长,他不时往来于汶川和茂县等灾区,有事时常找不到他,手机信号也经常不好使。后来他就临时任命我当这个所的“临时所长”,他说这五个人中除了他就数我的年龄最大。我生平第一次仅因为“大龄”的优势而当了官,于是“吴所长”就迅速叫开了。所有的帐篷中只有我们这个帐篷有解放军守卫,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叫“金融重地”。
  几天后我发现有两个小姑娘在离我们帐篷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专门给大家送水喝,一个小姑娘负责倒水,另一个专门给人递水,喝水的都是各地的志愿者、解放军、工人、学生、当地的农民等。那个递水的有六七岁,我发现她长得特别像小时候照片上的我,而且越瞅越像。她俩时常端着水来到我们的帐篷前给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喝,两人总是好奇地往帐篷里瞅。我很快就发现那个像我的小姑娘似乎很羡慕我的工作,有空的时候我也偷偷瞅她。
  一天,我特意喝了那个小姑娘的水,借机和她唠了起来。她叫王小娟,名字挺好听,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几乎所有的亲人都被地震夺走了,只有一个婶子还因伤不知住在哪个医院。事实上她已经成了孤儿,也许是因为她太小,还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有多么艰难。她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那个帐篷里,送水是她主动要求和那个大她一点的女孩一起做的,这是个有爱心而且知道感恩的孩子,每当我看到她端着满满的一碗水送给人喝时,她总是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你喝完她才走,我真的很感动,这孩子真懂事。
  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找到曹行长,要求把我捐给灾区的钱直接送给这个小姑娘,专款专用。曹行长听了反问我:“啥意思?”
  “没啥意思啊,就是要专款专用嘛,我就是想给她,多可怜的孩子啊,又懂事。”我真是这样想的。
  “不是吧?”
  “那你说我是啥意思?”
  “你是不是要认领她啊?”
  我一听,脑袋忽悠一下豁然开朗,顿时亮了起来,呆娃!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茬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要十分感激他的点拨。
  “你说着了,我是要认领她,我要供这个小姑娘上学,一直到大学,改变她的命运。”
  他显然被我爆发的“爱心”弄糊涂了。
  “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想法不现实?”我问他。
  他认真地反问我:“你说实话,你来灾区的目的是不是就为这个?”我想了想就说:“就是为这个又有什么不对吗?”
  “我发现你挺有心计啊?”他神秘兮兮地瞄着我。
  我不知他说此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想细问,只想认领王小娟。其实曹行长真的把我想的太智慧了,我哪有他那么多的智商啊。我更加感到诡异,为什么这个家伙总是在关键时刻来到我的身边?难道他真的就是我迟来的“真命天子”?难道他对我的非礼就是他对我武力示爱的“曹氏风格”?是不是我要改变一下对他的态度?如果那样他又会怎么想?会不会因此判断我是个不值得尊重的贱货?
  我真的困惑了,加之认领的事,一连几天失眠。曹行长说我要是认领孤儿恐怕不容易,这得需要相当复杂的手续和条件,具体的程序他也说不清,但他答应先给我找来《领养法》看看。之后我和这个叫王小娟的送水小姑娘越发热络起来,在心中就已经把她当作了我的女儿。我因此知道了她更多的信息,这更加促使我要认领她。有一天我直接问她我要是把你带到城里去你愿意吗?她想了想,先问我去哪里上学,我说当然要去大城市上学了。她又问“那我叫你啥子呀?”我说叫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叫我“妈妈”我最高兴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她问:“阿姨,那你有孩子吗?”我不知道她这问话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的脸一阵热红,似乎怕她看出我独身的现实,就直说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她意外地告诉了我一个信息,说几天前有人也想认领她,但她没同意,我问她为什么,她起先没直接回答我,只是盯着我看,像是在审视我。后来才小声说:“那个阿姨长得不像我妈,你有点像。”我一把抱住了她。
  曹行长这家伙还真办事,不到三天他就找来了《领养法》。令我感慨的第一个印象是此法首先充满了对男性的不信任,这个印象又波及到了对曹行长的认识。这个法对男女领养未成年孩子的条件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它明确规定“单身男人”不能领养女婴,但对女人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而且夫妻在领养女婴时男方的年龄要大于女孩40岁以上。领养的孩子要在14周岁以下,领养者的年龄至少要在35岁以上。我觉得我的基本条件都够,但曹行长说这个《领养法》是针对平时正常情况下而言,对地震灾区孤儿的特殊情况是不是也通用就说不好了,他答应继续给我咨询和了解。
  二十多天后在曹行长的特殊努力下(他动用了不少关系)真的帮助我实现了愿望,在当地有关人士和曹行长的见证下我和王小娟基本完成了认领手续。有人说我和王小娟长得还真有点母女相,我拿出我最年轻的照片让她看,她也承认与我长得像,对此她很奇怪,时常用怪异的目光看我。
  曹行长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向我们单位作了汇报,单位领导特意发来了Email对我的行动进行表扬。说心里话我并不想出什么风头,我资助和认领小娟完全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想真心帮助灾区的一个孩子。小娟不知从哪听说的她的婶子在茂县一个什么地方就哭着非要去找,我立刻找到曹行长请他批准。
  我和小娟搭乘一辆来北川送完救灾物质的军车,大卡车沿着北茂公路驶往茂县。去的途中还算顺利,我们很快就在茂县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医院里找到了小娟的婶子,她的伤势正在好转,小娟一定要留下待几天照顾婶子,我只好同意。我还意外地发现小娟的这个“婶子”并不是什么直系的,好像都是出五服的干亲。
  回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先是下了雨,而且越下越大,泯江水暴涨,213国道堵得非常厉害,加上不时出现的滚石,道路实际上已经不能通行了。放眼望去,原本满是绿树覆盖的座座青山出现了大片大片的黄褐色裸土,泥石流就在那上面不停地往山下流淌,叫人防不胜防。两个带袖标的人说指挥部发出警告,说还有大的余震。
  我被困在了河对岸。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来的有点冒险了。我用手机和曹行长联系,向他说了这些情况,他要我不要慌,按当地的指挥行动,不能乱走。这时有人指挥大家往山上爬,另寻出路,慌不择路,我也跟着爬,结果爬迷路了。天也晚了,加上满天都是乌云,我吓得拿出手机试着给曹行长再打,天哪,还真打通了,巧的是他刚好临时有事正开车往茂县来呢。我急切告诉了他我的现状,再说的时候信号就断了。
  曹行长接到我的电话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他开车中途拐上了寻找我的路。一下雨北川到茂县的路就更难走了,曹行长来到那条河时估算出我还在河对岸,找不到过河的工具他干脆游了过来。
  这时我被卡在山凹处的一棵树下,雨太大了,听说这个地方的泥石流一直不断,我真的不敢再走了,怕滑下山去。我试着打手机,也许真是天不灭曹,又通了,曹行长问我在哪儿,又怕又急之下我怎么也说不清我在哪儿,只好哭着说在一棵树下,他无法从我这儿获得准确信息就告诉我先关机,隔半个小时再给他打,以防没电。
9
  后半夜的一点半左右,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曹行长竟然奇迹般找到了我,连吓带冷带饿,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情不自禁大哭起来。他二话没说就背着我下山,好在他身大力不亏,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志愿者说像是泥石流。又走了几步就听到前边传来有人求援的叫声,几个农民直奔那个求救的方向去了,曹行长不敢再往前走了,他说先停一下,他要观察一下地形再走,他让我原地不要动,等他回来。谁知就在他离开我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在前边大叫一声:“啊——”我心里一沉,他可能是滑下山了?我拼命大叫起来,那声音特别碜人,在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像“母狼”的嚎叫,我甚至被自己的嚎叫吓得滑倒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当地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卫生院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曹行长的情况,护士说他正在隔壁的病房,伤势挺重,我起身要去看他,医生没让。挨到第二天我总算见到了曹行长,他头上包着厚厚的白纱布,差不多只露两只眼睛,腿上也包裹着,他为了我,摔成严重骨折,头上还缝了8针,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见了阎王。见到他,我什么都忘了,抱着他大哭起来,护士赶忙过来拉开我,说:“大姐,你丈夫没的事了,正在恢复中。”我一愣,刚要解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曹行长勉强地睁着眼睛,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轻轻地向我示意,我努力理解他的意思,后来才明白他是让我扶他坐起来。他又示意我把他嘴边的纱布挪开一道缝,他先是吐了一口气,然后说:“这回你的预言真的实现了,高兴吧?”
  “预言?”我愣愣地问他。
  “你不是咒我死吗?”
  天哪,我“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脸,随后泪流满面。我说我那纯属胡说八道,你一定会好的,好人定会有好报的。我紧握着他的手,就在这一刻我笃定,待他伤好以后我就把自己非常情愿地全部献给他,只要他愿意,哪怕就是和他保持情人的关系也行,我再也不能让有恩于我的人眼睁睁地都离开我了,别看我平时嘴硬,内心里真的是需要爱呀!
  由于曹行长的突出表现,这其中就包括“舍身救人”,他受到银行系统的通令嘉奖。就在那个嘉奖大会上银行领导有意为他辟谣,郑重地说关于曹行长的一些“流言”都属不实之辞。原来他早就和在国外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有人因此分析说他的前途还有上升的空间。果然不久他就被调任到另一个行晋升为“正行长”。为了救我,他脸上至今还留有疤痕,不知最终能不能完全愈合,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没有任何反应吗?那样的话我这后半生都不会安宁的。如果他能主动向我说些什么,或示意什么,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他明确的回应。
  然而事实上什么都没发生,他走时我连一顿饭都没来得及请他,他似乎也不想给我这个机会。我和他之间发生了那么大的关系,为什么回来后他对我却像没事人似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怪人吗?我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去问高涵,她思来想去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我整天心里堵得慌,我决定直接问他,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和曹行长都经历了那样生与死的考验,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在与高涵最后的研究中,我决定给他发一封电邮。邮件是这样发的:“曹行长,经过我们生与死的交往,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在我看来勇敢是男人最高的美德,如果你愿意,我乐意与你为伴,共度余生。当否请批示。”
  三天后他终于回复了,也是用电邮回的:
  “吴君,邮件收悉,坦白地说你能坚持不调走,我认为你终究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而且我认为你这样做至少还有一个含义:是在等待我的改变,我知道,这种改变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解释我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舍命去救你,在那样一个瞬间,最合理的解释同样是人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就是说当时如果不是你落难,而是行里其他人,我同样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必须说明的个案。
  另外,在这个时候谈论你我之间个人的事,窃以为似乎不太合时宜,因为首先别人会认为我是在以权谋私,等价交换,是在要挟一个一直坚守独身的女人改变她的初衷,这难免有乘人之危之嫌。更糟的是有人甚至会对我整个汶川行为的动机产生怀疑,这可不是我的本意。其二,坦白地说我并不清楚你这样做的根本动因到底是什么,这对一个男人很重要。其实我觉得看一个人的好与坏,还是应以平时,即和平时期为准,非正常时刻的人似乎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常态,而像你我这样的人更多需要的是常态观察。钦此。”
  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什么鸟批示!干脆看不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哪?他可以用强奸的手段占有我,而当我主动献身的时候他却又装上大尾巴狼了,搞什么名堂!一想到这里我的肾上腺素就飙升,大有再次被这个家伙“强奸”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主动送上门的贱妃并不被临幸,这是我自作多情了。他这是狂妄,还是矫情?高涵听后居然没有太大反应,只是连连摇头,最后对我说:“这样的人你驾驭不了,放弃吧。”
  我问高涵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高涵反问我:“你不说他是曹操的后人吗?”
  “没错啊。”
  “曹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史学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证。”
  “不是奸雄吗?”我说。
  “要光是‘奸’还简单了,问题他还是‘雄’,这就复杂了。”
  “得,还是说曹操后人吧,他为什么不接受我?没有道理。”我执着地问。
  高涵说我有病,我有什么病?只是要弄清问题,高涵说我患上了“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我死活不承认,觉得自己并没有损失什么。这时高涵才一字一板地对我说:“听着,我虽然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他把你的心一点一点地盗走了,却把一个‘空人’留下了,弄得你整天像幽魂一样,这种人比强拆你家房子都狠哪。”
  听了这话我的头“嗡”地一下,就像被重击了一下,我甚至一连躺了好几天,啥也不愿做了,真的觉得自己被掏空了。他的狠在于开始时把我当成物欲不成,而后又让我廉价地成了他晋升的祭品,就像我和妈给爸爸上坟时用的那些祭品,我们走后那些神圣的祭品就被风吹得四处散落,无人过问了。这样一想,我实在吓得够呛,我真的是斗不过他的,高涵说的对呀,男女永远不能平等,多块肉就多了一片天。
  两个月后,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不得不主动离开了银行系统去了保险公司。曹行长早就说过,要么我彻底调出银行系统,要么彻底忘掉这件事,忘掉不可能了,我不知道我和这个曹姓的男人前世今生真的有什么恩怨情仇吗?不然为什么老是剪不断,理还乱?就在我离开银行的前一天,曹行长意外地给我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他说:“我得承认,你不是‘大剩女’,而是‘大圣女’。”我反复看着这句莫名其妙又没头没脑的话,末了心中竟为之一亮,这冤家说的还真靠谱,扪心自问,我难道不是个“大圣女”吗?
  自从有了小娟后,我真切地感到幸福指数猛增,我有点知足了。到了新单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清理电脑,删除一切没用的东西,我要重新开始我的工作和生活,彻底忘了那个“曹操后人”。可是原来电脑中我特设的一个文件夹却怎么也打不开了,而且居然也删不掉,文件夹里是我和“曹操后人”长期往来的邮件。我只好请来负责电脑维修的师傅,他弄了半天也没打开,他说电脑中毒了,他给我换了几个杀毒软件都不起作用,这不是太诡异了吗?
  “那重装系统呢?彻底解决。”我说。
  “恢复出厂设置?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归零了。”师傅提醒我。
  一切归零了?也好,新的生活一切从“归零”开始。
   
  现在,小娟成了我生活的实质,最令我欣慰的人生大事是尽管我没结婚却照样当上了“妈妈”,这是我最牛的,它压倒了我心中一切的纠结与郁闷。现在我和我的女儿吴小娟(我把她改成了我的姓)住在“左岸文府”,我的生活变得稳定了,和外界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和高涵的联系也少了(儿子越来越成了她的全部),我的心里差不多只剩下了小娟,每天基本三件事:上下班、接送女儿,看妈妈的日记,写自己的日记,其余啥也不想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变得简单了,不再是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了,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变得简单了,安静也就自然地来了,简单真好。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小娟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曹行长,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联想,可是总也摆脱不掉。妈妈要是在该多好啊,我们仨就是天堂,我们只要有一块小小的属于我们的地方就行,她会帮助我更好地照顾小娟。妈妈的音容笑貎凝在了屋内各个角落,我随处都能闻到她的气息,那永远是妈妈的味道。没事的时候我爱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从前给妈妈买的那个磨得乌亮的MP3,原先妈妈爱听的老歌如今已大部分换上了我爱听的歌。为了不打扰小娟的学习,我每次都戴上耳机,看着窗外的世界,想着窗里的事,听着我喜欢的歌。有时我就学着唱给小娟听,有意让她休息一会,她听得十分认真,偶尔还会动情地说:“妈妈,你真快乐!”
  我想起白岩松的话:“痛,并快乐着”,这恰是我的《剩女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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